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很多优秀作家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指出，文艺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源远流长。新诗诞生百年之际，回望迂回曲折的来路，从胡适的《尝试集》到当下诗歌的复兴浪潮，现实主义诗歌从未退场，一直或隐或现地栖身于林立的众多诗歌流派中。被誉为新诗创作“钻石期”的1980年代，朦胧诗与新现实主义诗歌双双尽领风骚，韩作荣、雷抒雁、骆耕野、叶文福、张学梦、叶延滨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在诗坛都引起过或大或小的轰动，而朦胧诗领袖们，舒婷、北岛、杨炼、顾城、江河等，也有诸多现实主义题材的诗作，他们的生命歌吟之作在张扬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艺术个性的同时，也折射出一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诗人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蚀骨悲剧感，如舒婷的《这也是一切》、《红卫兵墓地》，北岛的《宣告》、《回答》、《白日梦》和写遇罗克的《结局或者开始》，今天读来仍有撼动心灵的凄婉与悲壮。
    走过1990年代诗歌的沉寂期之后，21世纪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复兴繁荣的新时代，诗歌创作流派异彩纷呈，尤其2010年之后，随着新媒体的澎湃发展，网络时空下的微信微博傲娇地宣布了它们的雄踞之势，诗歌掌上阅读的便捷渠道和随身空间对所有人全面开通，网下网上的诗社、民刊，诗人和呈几何状增长的文本数量，风靡各地、遍及城乡的诗会和诗赛活动，科技智能耀目光芒映照下的诗歌全民狂欢，让我们恍然置身于一个诗的王国。但热潮消退之后，泥沙沉淀，是否能有更多明珠闪耀在未来的诗歌史册？在新诗百年的历史时刻，中国诗歌在下一个百年中，如何走得更富于“生命、自由、艺术和爱”，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显然，新时代的诗歌必定刻印出时代鲜明的烙印、发散着时代特有的气息。与十七年及1980年代云波诡谲的时局不同，21世纪是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无疑折射出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笔者对21世纪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中呈现出的几个特有现象做了一点梳理，视野及篇幅有限，难免摘叶漏林。
一、现实主义诗歌中底层群体书写的疼痛美学
21世纪的经济飞速发展，城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村的打工潮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互联网日渐普及的新世纪，尤其价格亲民的智能手机成为生活必需品之后，“农民工”这个群体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世纪诗歌创作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立足于民族忧患、民生疾苦的精英视角，对诗歌美学、哲学意义有执着的追求。可以说，由于写作及发表的门槛较高，那个时代的底层及边缘群体是普遍“失声”的，他们的生命体验由知识分子代言，但这必然有“隔靴搔痒”之感。而网络的兴起，尤其是微信微博的普及，降低了发表的门槛，书写与传播拥有了随时随身可行的便利，“农民工”这个底层群体逐渐在诗歌创作领域浮出水面，开辟了一方属于自己的诗歌天地，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真切地书写了自身的亲历的疼痛，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学景象。
     打工诗作为新时代的特有现象，已受到诗歌界的关注。2008年4 月出版的《2007中国当代诗库》中，编选了80多位打工诗歌作者的佳作，其中包括许强、张守刚、客人、许岚、李晃、刘大程、李明亮、家禾、何真宗、程鹏、柳冬妩、李福登、黄吉文、徐非、罗德远、谢湘男、马忠、王锡文等著名打工诗人。
打工者的艰难生活在打工诗人的笔下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家禾在《农民工》中这样写到：“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打工者们形容自己：“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
     身体的劳累与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农民工可以克服的，工伤与意外的身体疼痛及工厂与社会的冷漠与遗弃，才是摧残农民工身心的杀手。谢湘南有一首《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手/触动/安全门/合模时/压烂/中指及无名指/……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据说事发后她/没哭 也没/喊叫 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 无人/目睹现场”，每个文字都在倾诉农民工亲历的无从言说的巨大疼痛与伤害。
嗦罗蜜的《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只”字的选用十分传神，“听说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她不过想回家过个年/听说排队的人还不肯给救护车让路/担心丢失了自己的位置/……在最后一刻，她/有没有怀念起在母亲子宫里的快乐时光/那时候她也是一条洁白的鱼/吮着脚趾，满怀着希望。”人潮汹涌中的女孩只是都市蚁族之一，渺小卑微，命如草芥，寄托了一腔热望的城市只用残酷与冷漠剥夺了她年轻的生命。
      祁鸿升在《洗墙工孙二平》中描写了蜘蛛人的死去：“也许他还要像诗人那样说，擦去灰尘/擦去多年的屈辱与沉重/但他突然羞于开口……后来孙二平站上了三十层楼顶，想象飞翔……他一下子感觉到了生命的崇高与轻盈/一阵风吹来/他便成了一片归根的叶子/扑向大地”。多数打工者都有“擦去多年的屈辱与沉重”的衣锦还乡梦，但在冰冷的异乡，他们不仅没有赚得尊严，还以惨烈的方式失去了生命。
     打工诗人自身是身体受难的承受者、目击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诗歌书写的疼痛是立体可感的，是鲜血淋漓的，是能抵达读者血肉深处的疼痛，这种疼痛能唤起人的情怀，这种书写能震撼人的心灵。
我们身边的江西诗人中也有优秀的打工诗人，如当下活跃诗坛的兴国诗人李祚福。1997年，他随堂哥去东莞打工，因无法忍受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老板欠薪，数次逃跑，途中曾踩到过7枚钉子,全部穿透了脚下的解放鞋。最后一次，他在倾盆大雨中沿着东莞的铁路走回400公里外的老家。七天七夜只吃了一顿剩饭、一个木瓜和捡到的半个干馒头。在他的诗中，1997、逃离与大雨都是反复出现的痛点。《那场雨》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还记得在东莞大朗求富路，/力克玩具厂旁边工棚里。……我难以想象从这里到江西兴国，/用多少脚步可以丈量下来。/工头的电视机开着，/大伙在看1997年的新闻联播。/我怯怯生生挤了几个字出口，/不做了我，吃不消。/众人哄笑一阵之后，两个打手轮番抱了抱我。/……而后，一场巨大的雨。/它沿京九铁路，/洗了一次又一次。
     蚀骨的疼痛带来的是打工者对弱势、边缘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正义的呼吁。在《北京伤疤》中，李祚福为流落街头、无人呵护而悲惨离世的留守儿童书写了无法停止的疼痛：“……两个江西两个孩子，两个贵州九个孩子/一个结成离乡地理，一个结成了北京伤疤 /孩子，在一个寒冷的年代/五个小脑壳，装进了一只大大的垃圾桶/祖国的铁房子，没有能囚住温暖/……逃离，是你们仅有的权力/故乡啊，父母啊，都是别人的。”
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也许与知识分子诗人的作品有差距，但它不矫情、不夸张、忠实地反映现实世界，揭示社会生活的真相、普遍规律和感受。亲历的底层经验书写，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使诗歌充满着有血有肉的质感，提供给读者的是极富思想张力的、来自底层的真正言说，构成一种粗砺拙朴、却能直击心灵的疼痛美学。

     二、民间女性诗人现实主义诗歌书写中的疼痛美学
     无论在中国古典诗词还是20世纪以降的新诗创作领域，女性诗人的比例明显偏弱，且成功的女诗人的书写风格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往往已被固化，优雅含蓄、温馨细腻、智慧理性，即便是书写疼痛，底色也是惹人怜爱型淡淡的忧伤。正如前文所说，21世纪之前的女性诗人多为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知性。而网络新时代的诗人中，出现了底层女性的身影，她们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声音，书写出了从前失语女性的生命体验。
如果要为余秀华的诗歌寻找一个关键词，应该是疼痛。余秀华的诗歌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痛感彻底征服了读者，加上她的农民身份，她的残疾，她“不幸的婚姻” 等诗歌之外的种种特殊因素，让她的诗具有了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她的《深夜的两种声音》这样写到: “我的深夜里只有两种声音/ 冤鬼的嘶吼/ 余秀华的悲鸣。” 余秀华经历的残疾的生理之痛和感情的心灵之痛是其他健康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遇使她的诗歌中包含着特殊的生命经验，疼痛的流露强烈而真实。
     她的一首《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震撼了无数读者: “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 胃，胳膊，腿，手指……还好，一些疼痛是可以省略的: 被遗弃，被孤独/被长久的荒凉收留……”诗中没有任何雕琢与诗技，却把身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疼痛，用一种自嘲和反讽的态度不经意地写出来，写尽了生命的悲凉和无助，把身上无处不在的疼痛传达了给读者。
     这样一个在疼痛的泥淖中辗转的女性，仍然对爱情充满了热切而率真的渴望，《我爱你》中，“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爱情在她的内心纯洁如雪、温暖缠绵如春天，《风吹》中，“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素朴直白，却鲜活地勾画了恋爱中小女子的欲说还休的私密心事，《唯独我，不是》这样写到：“许多夜晚，我是这样过来的：/把花朵撕碎——/我怀疑我的爱，每一次都让人粉身碎骨/我怀疑我先天的缺陷”,一个执着于爱的女人，却因爱而更加感觉自己的卑微，这种自责、自虐带来的是“粉身碎骨”的疼痛。
发现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说过: “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你可以轻易地就走进去，”与那些容颜秀丽、妆容精致、婉约柔美的女性诗作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撕去了东方女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矫饰，建构了独有的女性诗歌的疼痛美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获得首届“新现实主义诗歌奖”的女诗人玉上烟，她大胆而奇特的身体系列诗作——《婚姻之诗》、《乳房之诗》、《子宫之诗》、《阴道之诗》——曾引发诗坛的众声喧哗。以往的女性身体写作常让男性读者掩饰不住地兴奋，同时又鄙夷不屑地攻讦。但必须指出的是玉上烟是以一种遗世独立的女性主义立场来书写女性身体经验的，把女性生育遭受的身体之痛、婚姻经受的一地鸡毛之乱、文化中被迫隐忍的女性被看的身份之痛，以她独特的、意识流般的句式呈现给读者。这种疼痛美学的建构是女性解放的响亮言说，给了那些低俗保守的曲解一记重重的耳光。
     三、现实主义诗歌中疼痛书写抵达的哲思
     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已有抵达相当高度的诗作，俨然新诗百年历程中的里程碑。如湘西永顺走出来的诗人刘年，他也可以算作打工诗人中的一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来，自己的确被命运折磨得够呛。而生命中的疼痛经历赋予他的诗歌素朴却深刻的哲思意味。《喜马拉雅》中的“他”，背着海尔双缸洗衣机走上了喜马拉雅，“像身背巨石的西西弗斯，/踩得大地，一步一颤/空中，有震碎的雪粒落下来/不确信，雅鲁藏布大峡谷/前世是一片汪洋/但我确信，阿吉有一个深爱的妻/。”这样一个一步一颤、仿佛身背巨石的西西弗斯的汉子，寄寓了中国底层劳动者坚忍、担当、永不服输的阳刚品性，却又深藏如汪洋般的爱，拥有如此善良温暖的人性。
     《向阳坡》这首诗仅三句，“妻子拣胖的摘，递给母亲/母亲把豇豆扎成一束，扔进背笼里/两个我亏欠最多的女人站在一起，大地是倾斜的”。中华民族的两类女性——母亲、妻子——的分量以如此日常的场景传神地勾画出来，让人不禁联想起上古神话的女娲、精卫，使生活在诗歌中焕发新鲜活力。刘年用自己的书写方式真诚地呈现生活中弱势群体的人格与尊严，指向人间疾苦与困惑，挖掘人性中被遮蔽的角落，建构了一种震撼心灵的诗歌哲学意境。
      在新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刘年的成就相当的还有雷平阳、王单单、张二棍、黄沙子等诗人，他们的诗歌立足于本真的生活，去除华美的雕琢、刻意的诗技，保持着民间诗人的良知与勇气，真诚地书写人间的苦难与疼痛，让诗歌保持着《诗经》时期的人性关怀之美。



    唐冰炎，女，安徽宣城人，汕头大学文艺学硕士，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新余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新余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