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从大学阶段的学徒期开始算起，我的诗歌写作差不多快三十年了。1990年冬天，我在老辅仁大学（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大一新生是在老辅仁大学度过的）那间低暗的图书馆，开始阅读一些台湾现代诗选之类的，并尝试诗歌写作。这样的学徒期大概持续了五六年，所写习作，大多被我放弃了。直到1998年，我写出《高原上》这首小诗，突然觉得，我会写诗了。这首小诗被我认作是自己诗歌写作的真正开始。

至今正好20年。20年，四本诗集，大概五六百首诗，都在这里了。

第一本诗集《追蝴蝶》，作于我的第一个十年（1998-2008）。这本集子最早由我的好朋友黄礼孩作为《诗歌与人》专刊印出，大概印了一千册左右，分寄给各地诗友。因为是地下出版，所以没有进入正式发行渠道，如今市面上所存已经不多。这次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版本，与初版本差别较大，增删修改较多，尤其是补入了《摘自笔记簿》这一辑内容。这是我初学写作的习作，多不成熟，但敝帚自珍之。这本集子选入了《高原上》《暗街》等早期作品，以及《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大雾》《妈妈，您别难过》等流传较广的作品。

第二本集子《最后的黑暗》，写于2009-2012，初版本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五年前的同名诗集，这次重新编订，有所增删。这本诗集大概是我流传最广的诗集了，初印五千册，基本卖光了。这次修订，重新审视自己，删去了几首自己觉得面目可憎的作品，补入了几首差强人意的作品，做成新版，重新示人。选入了《写小诗让人发愁》《冬天来了》等小诗，以及组诗《民国镜铨》《高启武传》。很高兴这些作品在当前环境下幸运面世，我还以为它们永远不可能再版了呢。

第三本集子《危险的中年》，写于2013-2015，此次为初版。我比较满意自己那两年的写作，比较专注，思考、关注的东西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变化，风格转变也比较大。这里面大部分作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愿意让读者朋友们读到。

第四本集子《在猎户星座下》，写于2015-2017，是最新的作品结集，有些还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几年我的生活状态变化较大，从书房重新回到了工作室，从家里重新回到社会上。这里面的作品，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变化，它们也变得急促、煎熬，不那么淡定了。但我觉得我找到了信仰的力量，这让我欣喜不已。

四本诗集，像四口小小的棺材，吞噬了20年时光。不多也不少，充实也虚无。诚惶诚恐，悲欣交集。

正式出版意味着它们有权利去寻找自己黑暗中的读者了，也意味着它们要任由读者品评，笑骂由人了。还是不免有些紧张。

在此要特别感谢作家出版社，我的诗人朋友李宏伟，感谢你卓越的工作，和，勇气。没怎么删改，不容易。

接下来，要想办法帮出版社卖书了，不能让人赔太多呀。

感觉话还没有说完。附上前段时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发言《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作为补充。

2018.11.20

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驻校诗人入驻仪式上的发言

朵  渔

在座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和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也非常感谢家新老师的安排。能够成为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尤其是前面还站着像多多、顾彬这样的前辈，我感到非常荣幸。而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仪式，是在纪念大诗人穆旦诞辰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来举办这么一个入驻仪式，我感到既幸福又惶恐。

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年轻诗人，一个通过自我教育不断在成长的诗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如果从1998年写出《高原上》这样一首自认为还算是诗的东西算起，到今天，正好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对于任何一位天才型的诗人，都是过于漫长的时间。但对于一个在时间中通过学习不断成熟的诗人，也只是一个人生段落，一个写作阶段。回想我这二十年的诗歌写作，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一步一步接近诗歌的城堡，好像离得越来越近了，看得越来越清晰了。但诗歌的城堡也许就是卡夫卡的那座城堡，你花费毕生的努力也永远不可能到达。写作者的悲剧性大概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因为他永远朝着一个终极的目标在艰苦卓绝地往前走，但又永不可能到达那里。

我也才刚刚走了二十年而已。简单概括一下我这二十年的写作，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比如下半身阶段对肉体的强调，关注社会现实阶段对写作伦理的强调等等；所写的内容，我自己概括为“生死爱欲信”五个字。生死爱欲，更加强调人间性，这两三年，我开始更多的关注“信”。信，既是信仰，信任，也是仁义礼智信的信，但最终的归宿，可能还是对终极的信靠，对上帝的信靠。我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如果写作没有一种终极的信靠，写作就是一种虚无的行为，最终也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因为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操练，如果失去了对终极的信靠，就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孤魂野鬼。

这几十年来，汉语诗歌先是从一种工具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后从个人英雄情结中挣脱为一个个正常的人。但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好像恢复为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了，但我们依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我们可能有了衣食住行的维度，有了权利与意志的维度，但我们还缺少信的维度。缺少了终极的信靠，我们就没有一个最终的裁判者和包容者，这让我们的人生失去了依据。我经常意识到，我可能在一些事情上做对了，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又可能会出错。失去了信靠，让我经常左右失据，人生充满了羞愧和罪过。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贫乏与悲哀，事实上它可能是存在于几代人身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问题。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新诗，在方法论上耽误了太多时间，在所谓的先锋与保守、抒情与叙事、意象与口语等细枝末节上浪费了很多精力，却唯独匮乏对价值观的讨论。而唯有价值观问题，才是诗歌写作的终极问题，也是诗歌写作的根本瓶颈所在。这些年来，通过社会启蒙和个人教育，我们在努力接近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我们似乎已经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了，但事实上，由于我们长期的生存环境所导致的“经验的贫乏”，由于我们的“不信”和无所依凭，我们依然是粗鄙的、无教养的，是文明社会的野蛮人。

我在这里讲信靠，并不是将写作作为一个超越性的观念在谈，而是为写作行为寻找一个终极的裁判。在写作上，我依然愿意做一个诚实的、无所畏惧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面向终极裁判的现实主义者。我依然对那种纯诗的方向充满抵触，在这个问题上，穆旦是一个榜样，他是我们少有的堪称“文学上的父亲”的大诗人。我也非常认同顾彬老师的同胞、著名神学家朋霍费尔对宗教伦理的强调。他曾经在他著名的《狱中书简》中写道：

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率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吗？

这是他对身为神学家的自我追问，也是对所有知识人、诗人的追问。他素来尊敬的神学大师卡尔·巴特认为，神学就是在冒险还原上帝所说的话，神学就是在寻求抓住飞翔中的小鸟，就是要说出不可能的事物。朋霍费尔反问他：这和现实有什么关系？面对我自己的写作，以及很多同行的写作，我也经常有这样的内心诘问。如果过不去这一关，我就无法继续写作。

我已经写过了二十年，写作的巨大吞噬性让我度过了幸福而艰辛的二十年。我希望借由这次驻校学习的机会，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二十年。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还有第三个、第四个二十年。时间失去了，只留下了几本诗集。这些作品里有教训，有罪过，也有经验和责任，这是一种恩典，一份礼物，写作的幸福也来源于此。再次感谢大家参与分享这份荣誉和仪式，谢谢你们的出席。

2018.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