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视的鲜妍不如灵魂的低吟，南曲的典庄不如板琶的慨慷，盛大的欢愉不如心扉的震荡。诗集《飘零的流年》里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技法的娴练、情感的寓融、意境的构筑都明晰地存在，无丝毫滥造之痕，真善美的内核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也折射出思维的高光，体现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拜读靳志华先生的佳作，我手不释卷，忍不住多次称叹。

诗集里有鸟语花香的感官快慰，有精微玄妙的艺术幽思，有不绝如缕的美学乐章，但最让我喜欢的是那些凝着斑驳泪痕、满载大爱与悲悯的诗行。这些诗行，以正向的能量演绎赤子的担当与大义，以含情的凝视予孱弱的灵魂以温暖的慰藉，又以毫不留情的笔力穿透人世的荒凉，击中那些最凶险、最丑陋、最肮脏的部分，从而擎出人文的浪朵，使读者在诗笔的描述、追踪和自己的反观、沉潜中领悟到作品的明澄。

一、啼血的痛悼，找寻着被遗失的生命意识。

即使没有绮丽的雕饰，在平实的倾诉下的悲剧也远胜于温柔的蜜语。他记录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祝福就这样停留/死者在天堂里流着泪，还在等候/所有的告慰都显得那么苍白”,试想由“新年的欢乐”的大喜到“淹没了36个鲜活的生命”的大悲，对心灵的震撼是何其巨大（《新年残红 的朝阳》）；他直面跳楼身亡的17岁少年，“寒潮，还在贱卖难以抗拒的清冷/这冷/冻僵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冷/让一个家庭爆发不息的恸哭声”（《这个春天有点冷》），由天气的冷转到人心的冷，在创作前诗人必然直接受到了感官的重大冲撞；他在重阳悼老友阿强，设身处地为故人的亲属着想，“女儿梦呓里的哭喊/妻子漫漫长夜的孤单/父母以泪洗面的怀念/能否将天堂的你/召唤”（《菊花的清香飘进我心间》）；在邢台大贤庄水灾后，“肆虐的洪水没有与我碰面/却把狂妄的留言写满大街小巷/一个三岁的儿童被冲到几里远的地方/一个可怜的老人僵死在熟悉的屋窗”（《洪水不是一个词》）；他亲闻两个留守儿童溺亡，“曾经/年老体衰的老爹想挽留一份亲情/而他，眼角的泪花却最终洒在故土/牵肠挂肚的儿女想挽留一份慈爱/他和妻子却忍着疼痛在晨曦匆匆而行”（《挽留》）等。此时此刻，阵痛的文字由善良的内心缓缓递出，直达读者灵魂的心坎，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这种对逝者全方位的展示能不让活着的人警醒吗？

二、直观的爱憎，洞出心窗硬朗赤诚的向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伟大的时代更需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来激浊扬清，更需要文艺工作者以当仁不让的硬朗样态，挥舞赤子担当的旗帜，标出真、善、美的应有指向。或讴赞，以温润心灵、鼓足士气；或鞭笞，以澄净寰宇，迎接圣明。靳先生的身上，无疑就传承和流淌着杰出诗人的精神血液。

一方面，他用热忱温情的笔触亲吻和礼赞，把无疆的大爱融注到平凡的灵魂身上。正所谓“仁者爱人”，他都爱些什么呢？他爱妻儿：如“天像新染的蓝布/我只想剪一段给心爱的妻子/做件漂亮的裙衣”，“云软软的”我要“扯住一片棉花糖/给顽皮的儿子”（《去涿鹿的路上》）；他爱异乡人：如“和我简单聊几句就走了/我看到他渐红的眼圈//一个人在异乡呆久了/见到故乡的车牌都倍感亲切/听到几句简单的乡音都是一种奢侈”（《乡愁》）；他也爱处于绝境中的弱小的遗存：如“当丑陋的铁篱/隔开美丽的梦/愤怒的代价/只能让彩色的羽毛飘向天空”（《飞进笼中的鸟》）；如“这片枯黄的花瓣/或许裁件冬天的花袄/或许做成一方室内的地毯/或许晒干了/留作过冬的美餐”（《蚂蚁捡到最后一叶春天》）；如“一个顽皮的孩子用一根竹竿/便让它所有的梦想都成了空”（《冬天的鸟窝》）。兼爱的性德和悲悯成为诗笔中的不可或缺，也恰是这些让诗笔温柔地指向关怀的要义，标注出情感的源头所在。

另一方面，他又以辛辣的笔锋迎向现实的脓创，给假、恶、丑以迎头的痛击。他如同斗士，以挥舞战刀的方式来排遣一腔的愤怒，对妄图欺凌、占有的可憎者绝不留情。如“它似乎闻到一点点血腥/在茶色的玻璃上，拼命向外挤涌/我抬起手，不屑地只轻轻一击/结束了这个心怀叵测者的一生” （《春天的蚊子》）；如“建立一个家园就算再简陋，也不忍舍弃/在别人的屋檐下休憩/分明有一根棍棒在等着你”（《屋檐下的蜂窝》）；如“吃的肚子鼓鼓的/瞪得眼睛圆圆的/脑子里充满了贪婪的污汁//在欲望的怂恿下/挣脱自找的结果/就是被扔进垃圾桶” （《烂茄子》）；如“尽管蝇拍就在身边/我睡意全无，微笑地看着它/任凭它肆无忌惮地表演”（《与一只苍蝇同室》）；这类亦庄亦谐的游移的文字，除却愤怒之外，还添加了诸多反讽的味道，这就给读者留出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三、盐渍的痛感，内蕴着性灵悲悯的终极关怀。

含泪的文字纵跃着，朴厚的性德萦绕着，佛性的慧语氤氲着，深情的笔触之下，众生如同我们，脆弱卑微又温婉可人，值得诗人去同它们一一拥抱。他于海滩看到凌乱的水母，“一场迷乱的风暴/让爱涨潮/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投进你的怀抱/从此，我晶莹剔透的心/在你的注视中凄凄地残笑/只刹那间的美丽/就融化在你爱的炙烤”（《沙滩上的水母》）；于路旁看到惨死的蜗牛，“现代文明盛产的胶皮轮子/急滚着燥热的心情/重重地碾碎如歌的生命”“在这个季节/有多个生灵来不及呻吟/就成了粉尘/又溶入大地” （《一只被碾死的蜗牛》）；于饭店看到“苦命人”---蝉，“坚强地在娘胎里修行了三年”，刚“冲出襁褓”就遇到了“一道寒光”，“是敌人/真的是敌人/只是敌人太强大/尚来不及反抗/就成了餐桌上一道美食/叫炸金蝉” （《蝉》）；于寒夜的深处听闻猫的哀号，“在陌生的天地里/依然彷徨、徘徊在孤独的寻找/寻找着一个世界叫迷失/迷失在没有彩色的街道” （《一只找不到家的猫》）；路过腥血惨烈的刑场，“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押着几个囚徒/在垃圾遍地的路边/预谋着屠杀的罪行/肮脏的架子,血迹斑斑的盆子/只有刀子是亮的”，“放血、剥皮/哀号还在喉咙，生命滴到地上/溅向冬天的严寒” （《路边就是羊的屠场》）。对群小的描摹，如同奏响曲曲灵魂的挽歌，折射出诗人的仁爱精髓和对佛旨的参悟。箴言式的叙述也不疾不徐，唤吁着性灵平等的回归。无虐杀、无贪嗔、无高下，让仁爱之光伴着诗意洒向俗世的每一方土壤。

英国诗人济慈认为诗应该以出色的超越而不是以标新立异使人感到惊奇----它应该使读者感到表达了他最高尚的思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教授吕进先生也要求诗不仅具有生命关怀，也要具有社会关怀。21世纪的诗人们应该铭记“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像靳先生一样，努力书写出顺应时代发展、凝注民族血脉的优秀作品，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献出自己的那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