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龙:用典、拟作与互文性

作者:杨景龙   2019年03月15日 02:05   陟岵    3704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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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用典、拟作、效体和改写、集句等,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创作手法。对应西方文论术语,略等于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互文性”写作概念。古典诗歌中普遍使用的这些创作手法,在20世纪新诗创作领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承传。20世纪90年代国内诗坛把“互文性”理论与相关写作视为新创,则是忽略了东西方诗学对相同现象的不同概念表述所导致的误解。


关键词用典  拟作  互文性  古典诗歌  新诗

 

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从魏晋时代开始,在丰厚的诗歌创作积累基础上,逐渐兴起了使事用典、拟作效体、隐括集句等风习,成为此后历代诗人普遍加以运用的诗歌创作手法。这些手法在20世纪新诗创作领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承传。对应西方文论术语,上述手法略等于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互文性”写作概念。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虽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学艺术世代承传、裂变派生、交叉指涉、彼此兼容现象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但互文性理论的若干术语概念,和它们所指陈的创作现象,均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应中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术语和诗人的创作实际。西方理论家20世纪中叶发明的理论和理论所揭示的创作现象,中国诗人千余年前就在做,诗论家千余年来也一直在谈论。“互文性”理论的“引用”略同于“直接使事用典”,“仿作”略同于“拟作”或“效体”、“隐括”,“戏拟”略同于“反用”,“隐文”略同于“暗用”、“化用”,“合并粘帖”和“引言”、“百言诗”略同于“集句”、“集名”。至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诗坛把“互文性”理论与相关写作视为新创,则是忽略了东西方诗学对相同现象的不同概念表达所导致的误解。厘清相关问题,对现代诗学建设有其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使事用典


(一)古典诗歌中的使事用典

使事用典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创作手法,这种手法在西方诗人如庞德的《诗章》、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中也被使用,西方文论称这种手法为“互文”或“互文性”。魏晋以来的中国诗人诗歌,把使事用典作为创作时的常备手法加以普遍地运用。一方面是诗人的学者化,遍读典籍,学问淹博,创作中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无不妥帖。另一方面,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词形式精短,字数有限,要达到以有限传示无限的创作目的,嵌入典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还有就是诗人不便、不愿直说时,可以用典故来代指、暗示。使事用典在南朝诗歌中就相当突出,钟嵘曾经批评当时的诗歌创作“殆同书抄”(1),“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之是这方面的代表。唐诗人中,杜甫诗号称“无一字无来处”(2)。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3),使事用典更为普及。曾季貍《艇斋诗话》评王安石诗“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赵翼《瓯北诗话》评苏轼诗“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评黄庭坚诗“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在词学领域,周邦彦词“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4),驱遣经史、熔铸百家的辛弃疾词,更有“掉书袋”之评(5)。区区一个典故,几个字,往往包含了复杂漫长的历史人物故事,或是融化了前人作品的语言意境,接通并激活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记忆,一以当十,以少总多,既能使诗歌文本显得典雅博奥,意蕴深厚,表情含蓄,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知识容量和信息密度,提高了文本的解读研究价值。当然,卖弄学问,堆砌典故,也会造成写景抒情的“隔”,伤其真美,晦涩难懂,影响作品的表现效果。

使事用典的方式很多,有直用明用,有暗用化用,有正用反用,有用诗词,有用经史,有用佛典道籙,有用稗官野谈。明用直用容易识别,如晏几道《临江仙》前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直用五代翁宏五律《春残》的颔联;他的《鹧鸪天》结句:“今宵剩把银刚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合用了杜甫《羌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积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留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秦观的《满庭芳》前结:“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用隋炀帝诗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后两例虽对原作稍加变化,但还是不难被人看出。暗用化用识别起来要相对困难些,如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形容雪后之景:“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王十朋注苏诗引赵彦才曰:“世传王荆公常诵先生此诗,叹曰:‘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妆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所以“冻合玉楼”下接“寒起粟”,“光摇银海”下接“眩生花”。看不出其中暗含的典故,将其理解为白描,也不失为写景佳句。而一旦明白其中的典故含义,就能获致更丰富的知识信息和审美趣味。正用、反用的例子也很多,如杜甫《羌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就被以后的诗人反复借鉴,有正用的,也有反用的,仇兆鳌《杜诗详注》指出:“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 “用杜句”即正用,“翻杜语”即反其意而用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里举例分析了诗中反用典故的情况:“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诗:‘茂陵它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虽说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比起正用,反用是一种难度更高的使事用典技巧。

古代大量的论诗绝句、论词绝句、咏剧绝句,也具有使事用典的性质,在短小的七言绝句篇幅中,包含着题咏对象的许多相关信息,可视为一种特殊的使事用典形式。以清人许瑶光的《再读诗经》四十二首之十四为例:“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6)从使事用典的角度看,这首绝句前二句,缩写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的内容。第三句不但指出了唐人闺怨诗与《君子于役》的承传关系,而且在指出现象的同时,也关涉了唐代诗人大量的闺怨诗作,对于熟读唐诗的人来说,只须轻轻一点,就能够唤起关于唐代闺怨诗的相关记忆,所以这第三句虽然没有落实到具体某篇作品,但实际上具有使事用典的功能,而且是对闺怨类唐诗的大面积指涉。

(二)新诗中的使事用典

古代诗歌的使事用典手法,在现当代新诗中得到了传承,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和台湾诗歌中,使事用典的例子极多。二、三十年代新诗人和台湾新诗人,都有较好的旧诗旧学根底。试看徐志摩《留别日本》第二节:“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那时蜀道的猿啼,那时巫峡的涛响;/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第一句暗含着唐朝是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和唐人以丰腴为美这两层意思;第二行的“洛邑”、“长安”是唐朝的东都和都城,用为唐朝的代指,这一行里已溶入了唐诗的意韵;第三行用《荆州记》、《水经注》有关蜀道、三峡的描写和李白《早发白帝城》诗意;第四行用白居易《琵琶行》典故。洛夫的《与李贺共饮》:

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这时,我乍见窗外/有客骑驴自长安来/背了一布袋的/骇人的意象/人未至,冰雹般的诗句/已挟冷雨而降/我隔着玻璃再一次听到/羲和敲日的叮当声/哦!好瘦好瘦的一位书生/瘦得/犹如一支精致的狼毫/你那宽大的蓝布衫,随风/涌起千顷波涛//……

这是诗的第一节,前三行用李贺《李凭箜篌引》诗句:“石破天惊逗秋雨”;“有客骑驴”两行,用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新唐书》本传对李贺“骑驴”、“背古锦囊”觅诗的描写、记载;“骇人”句,是李贺诗歌意象险怪幽冷的特点,并用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中关于李贺诗歌意象风格如“风樯阵马”、“瓦棺篆鼎”、“荒国陊殿,梗莽丘垄”、“鲸吸鳌掷,牛鬼蛇神”的形容;“羲和”句用李贺《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好瘦”句用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新唐书》本传关于李贺为人“细瘦”、“纤瘦”的说法。这首诗的第二、三节,还用了李贺“秋坟鬼唱”、“鬼母嗷嗷”的句意,和《唐诗三百首》不收李贺诗,以及李贺曾任从九品奉礼郎官职等故实。洛夫通过使事用典,为李贺和他的诗歌传神写意,也表达了自己对李贺的理解和异代诗心的相通,不仅精彩而且感人。洛夫做过不少将古典作品“加工改造,旧诗新铸”的实验(7),他的《走向王维》、《李白传奇》、《车上读杜甫》等诗,都是新诗中使事用典的典型作品,明用、暗用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的相关诗句和典事构建文本。他的诗句“清晨,我在森林中/听到树木年轮旋转的声音”,则是化用杜甫诗句“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与之“具有同样的超现实的艺术效果”(8)。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陆诗歌,受政治形势、文化环境以及诗人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使事用典不多。80年代以后,大陆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诗人的知识结构大为改观,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加之台湾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影响,诗人们纷纷向历史传统和古典文学吸取写作的素材,产生了不少咏史怀古诗和题咏古代贤哲、文人的诗作。有“文化诗人”之称的杨炼具有某种代表性,他写作了一批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的咏史怀古性质的文化诗,如《敦煌》、《半坡》、《大雁塔》等大型组诗。《大雁塔》第二首的开头写道:

我该怎样为无数明媚的记忆欢笑/金子的光辉、玉石的光辉、丝绸一样柔软的光辉/照耀我的诞生/勤劳的手、华贵的牡丹和窈窕的飞檐环绕着我/仪仗、匾额、荣华者的名字环绕着我/许许多多庙堂、辉煌的钟声在我耳畔长鸣/我的身影拂过原野和山峦、河流和春天/在祖先居住的穹庐旁,撒下/星星点点翡翠似的城市和村庄/火光一闪一闪抹红了我的脸,铁犁和瓷器/发出清脆的响声,音乐、诗/在节日,织满天空

大雁塔座落在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为纪念长孙皇后的“慈母之恩”而兴建的慈恩寺内,由玄奘亲自参加设计建造。慈恩寺和大雁塔是唐代重要的宗教和游览活动场所,寺内备有“诗版”,供游寺和登塔眺望的人题诗之用,许多唐代诗人在这里留下了诗篇。唐代进士录取名额很少,考中进士非常不易,因而也特别荣耀。录取之后,皇帝要在曲江赐宴,然后全体新进士登大雁塔,在塔内题名留念。唐代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遍植牡丹,广建寺庙,诗歌、音乐特别发达,铁器、瓷器和丝绸制作精美,远销异域。在这一节诗中,诗人用拟人手法,让大雁塔以第一人称回忆大唐盛世“无数明媚的记忆”,不仅化用了皇家建寺赐额、雁塔题名等典故,而且复活了大唐太平盛世充满诗意的时代氛围,字里行间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民族自豪感。

上举都是正用典故的例子,余光中《布谷》一诗有如下片段:“扫墓的路上不见牧童/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你是水墨画也画不出来的/细雨背后的那种乡愁”。这几句诗用杜牧《清明》的意象点化而成,但路上不见牧童,小店改卖啤酒,已将时空切换入现代社会。杜牧诗中,那位雨中断魂的路上行人,还有牧童可以打探,还有酒家可以消愁;余诗中,不仅找不到牧童的踪影,而且酒家也改销行时的啤酒,那份古老的乡愁,在现代社会里已是无处消解,无法慰藉。余光中的这几行诗,是对杜牧《清明》诗意的反用,是白话新诗反用典故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大陆新生代诗人柯平的《登建康赏心亭吊辛弃疾》、李亚伟的《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作,也有反用典故的性质。


二、拟作与效体


(一)古典诗歌中的拟作与效体

创造从模仿开始。从魏晋时代起,因为有了丰厚的古代诗歌传统积累可资效法借鉴,诗人中开始兴起拟作的风气。西晋诗人喜欢模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邙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学习《诗经》的四言体名篇,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多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格调由朴素趋向华丽,显示出诗歌的文人化倾向。此后,拟作成为历代诗人的一项基本功训练,或抒情达志的一种方式。连文学史上最天才的李白,也曾经前后三拟《文选》,皆不满意,辄焚之,今惟存《拟恨赋》一篇(9)。李白今存的乐府体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皆能曲尽拟古之妙。

效体也是拟作的一种方式。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如《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歌行体,永明体,初唐体,元和体,晚唐体,花间体,西昆体,陶体,康乐体,太白体,少陵体,香山体,半山体,易安体,诚斋体,铁崖体,拗体,回文体等等,均具有某种典范意义,引起后来诗人模拟的兴趣。仅以对陶渊明诗的模拟为例,自从鲍照写出《奉和王义兴学陶彭泽体》后,历代效陶体仿作不断,而以白居易和苏轼为最。白居易有《效陶彭泽体》16首,苏轼遍和陶潜存诗100多首,作品中与陶潜有关者多达300余篇(10)。这些效体拟作表达陶潜式的归隐田园的人生理想,诗风大多平淡自然而富理趣,深得陶诗真味。陶渊明作品中的酒、琴、归鸟、南山、东篱菊、五柳树、桃花源等典故意象,也反复出现在历代诗人的无数作品中,成为隐逸放达、高雅脱俗的文化人格的象征。

对陶渊明作品的仿作、改写不限于诗歌一体。初唐王绩的《醉乡记》是对《桃花源记》的一次成功仿写,“醉乡”乃是王绩笔下的又一“桃花源”。白居易在开成三年(838年)67岁时,也曾“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11),这篇作品虽是仿作,但已有改写性质,如果说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诗文中所描写的适意人生,是物质极端贫困、精神极为丰富的安贫乐道者的审美人生;那么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等和陶仿陶诗文表现的适意人生,则是富贵闲人、入世为官者将现实物质享受与自然山水、诗酒琴书消遣相交融的审美人生,他把陶渊明的高雅脱俗转化为“中隐”式的世俗。苏轼写有《和桃花源记并引》,以不同于《桃花源记》正面描写的议论笔法,将传说、历史、梦幻、现实熔为一炉,抒写他心灵的桃花源——仇池,他认为桃源乃人间实有而且“甚众”,比如“仇池”即为其一;他用议论赋予仇池、桃花源以精神家园的涵义。这也是对《桃花源记》的某种程度的改写。

(二)新诗中的拟作与效体

新诗文本之间的拟作和仿写,这里暂不讨论,仅只关注新诗文本对古典诗歌文本的模拟和仿写。何其芳的《罗衫》与班婕妤的《怨歌行》,郑愁予的《错误》与苏轼的《蝶恋花》,席慕蓉的《悲喜剧》与温庭筠的《梦江南》,高准的《香槟季》与《诗经·关雎》,舒婷的《船》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任洪渊的《那几声钟,那几点渔火》与张继的《枫桥夜泊》,陈江帆的《穷巷》与王维的《渭川田家》,冯青的《最好回苏州去》与周邦彦的《少年游》之间,都存在着前者模拟改写后者的关系。如陈江帆的《穷巷》与王维的《渭川田家》:

穷 巷

日暮的斜坡,/牛羊肃穆地下来了。/穷巷的老人是多思绪的,/当他为牧群的下宿捧出了干刍//是因为他怕日暮吗?/阳光放出最后的弧线,/爬向斜坡的高树了。//而他在深深的巷子。/一个没有白昼和黄昏的实感的,/忧郁着日暮是无谓哪!//从肃穆的牛羊之群,/他记起了一些生之诱吧。/但是,永远在深深的巷子呢!//我们将见群动息了,/待牛羊已经鼾睡,/穷巷中无有式微的呻吟。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

无疑,陈江帆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穷巷》,是对唐代王维田园诗名篇《渭川田家》的模拟和改写。陈诗的标题“穷巷”,出自王诗的第二句,并以之作为全诗的空间框架;陈诗的时间词“日暮”,就是王诗里的“斜光”;陈诗里的“牛羊下来”,就是王诗里的“牛羊归”;陈诗和王诗的“日夕牛羊下来”意象,又皆源自《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陈诗里的“穷巷的老人”,就是王诗里的“野老”;陈诗里的“多思绪”,就是王诗里的“念”;这是陈诗对王诗的模拟。 但陈诗在模拟中也有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了对“穷巷的老人”的心理刻画,集中笔墨揣测“老人”在穷巷黄昏里的“思绪”。二是省去了对田园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描写,腾出篇幅来反复强调“日暮黄昏”的时间和“深深的巷子”的空间,以时间的迟暮和空间的破败、封闭,对应“老人”生命状态的疲乏衰败。三是对作品主题的改变。王诗以黄昏田园人、物皆有所归的及时自在、安闲惬意,反衬自己混迹官场、归隐太迟的怅惘苦闷,面对恬然自乐的田家晚归情景,诗人由衷羡慕,油然而生归隐之意。陈诗反复突出时间的迟暮、空间的破落和时空中的人物晚景的黯淡、孤绝、衰败,意在暗示现代的田园黄昏已无任何动人之处,它已失去了大唐盛世田园黄昏的那份诱人魅力。所以,当“群动息了”、“牛羊鼾睡”之后,穷巷里一片死寂,现代的“我们”再也没有兴趣对它怅吟“式微”了。陈江帆借助对王维文本的改写,使特定年代农村的凋敝景况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得到了成功的显现和揭示,这比直接描写、议论表态要艺术得多。再如台湾诗人冯青的《最好回苏州去》与周邦彦的《少年游》:

最好回苏州去

午夜/什么才能解渴呢?/最好回苏州去/骑匹小毛驴/不要带书僮/七拐八拐的走进/青石弄堂//纸窗里/一把明晃晃的火/新橙如刚开脸的新妇/甜净的笑/在白脂玉盘里脆响/而切橙的小刀/确曾在黄河的冰上/磨过//想那时/爱情总在霜与马蹄间踌躇/把你的墨香留在屏风上的/应是那/持杯的手吧!

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周邦彦的《少年游》,被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说成是描写宋徽宗幸李师师的情事,近于“小说家言”,不足为信。这首词大约是写词人的冶游生活,但表现上分寸得体,“至此便足”(12)。词中的爱情,雅洁而不失于生疏冷淡,亲密而不流于甜腻热昏,“艳而不俗”,让人悠然神往。难怪引得千年后的冯青在“午夜”时分想入非非,打算“骑匹小毛驴”回到这场宋词中的爱情里去,以解感情之干渴。冯青诗中的“午夜”来自周词的“三更”;“新橙”、“刀”系直接使用周词意象;“爱情总在霜与马蹄间踌躇”,则把周词下片的六句浓缩为一句;“纸窗里/一把明晃晃的火”置换了周词“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的居室环境描写;“小刀在黄河的冰上磨过”,也由周词“并刀”生发出来,因为以产剪刀著称的“并州”靠近黄河;恍惚间,周词里的宾语“新橙”变成了冯诗里的主语,鲜果变成了刚开脸的“新妇”,人与物已是浑然不分,本是剖开的甜橙盛在白脂玉盘里,却又像是新妇“甜净的笑/在白脂玉盘里脆响”;地点也换了,周词写的是汴京里巷故事,冯青是江南人,所以感觉“最好回苏州去”;骑匹毛驴,不带书童,独自拐进幽折的青石弄堂,则是冯青想象中的古代书生行状和苏州街巷居舍的样子,为周词所无;持杯的手留墨香于屏风,也是冯青的顺势发挥。理解冯青这首仿作的关键,在诗的前三句,尤其是午夜的渴意,最值得解读时加以关注。这渴意起自诗人生命的最深处,是对宋词里的美妙爱情的向往,更是对故乡、祖国的历史文化的渴慕;古色古香的苏州,则是诗人的爱情向往和文化渴慕的最合适的载体。冯青借助对周邦彦《少年游》的模拟、改写,达到了归宗传统、慰藉乡愁的创作目的。

新诗文本中,有一些对古代诗歌文本的仿写带有明显的戏仿性质。如洛夫的名诗《长恨歌》,是一首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同题的叙事长诗。从表现手法上看,白诗基本上是古典的写实,再辅以浪漫的想象,采用情景相生、相衬、相融的手法,文采斐然,调性缠绵。洛诗更多运用声音与色彩的交感、矛盾情景的酿造、远取譬、象征与暗示、极度变形、荒诞情境的设置、具象与抽象的嵌合等手法,不再对故事、人物进行描述和直陈,而以一系列具有暗示和象征功能的意象加以呈示,全诗调性阴冷怪诞,显现出一种区别于古典美的鲜明现代美感。洛诗在改写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多处带有戏仿的性质,如诗的第三、四两节:

他高举着那只烧焦了的手/大声叫喊:/我做爱/因为/我要做爱/因为/我是皇帝/因为/我们惯于血肉相见

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摺/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

第三节里,唐玄宗高举着那只已被自身的欲火和安史之乱的战火“烧焦了的手”,仍在歇斯底里地叫喊“做爱”,显得自是而可憎,足见其惑于色相,耽溺之深,执迷不悟。这一节极度夸张与变形的描写,实际上是对白居易《长恨歌》第一部分“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诗句的戏仿性质的改写,入骨三分地写出了那份不可救药的由皇权滋生出的骨子里的荒淫。第四节则是对白诗“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的具体演绎,现代性的语言,尤其是那一连串的“盖章”,见出玄宗贪恋床笫之欢,对军国大事的敷衍潦草,昏庸皇帝玩忽天下的可笑行经跃然纸上。这首诗中还有一些片段,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或是本之于原作的发挥,或是想象虚拟的添加成分,均在改写之中含有戏仿性质。

戏仿被台湾诗歌理论界称为“谐拟”,意指在对原作品的仿效中进行嘲讽式操作。因为戏仿的对象均为经典名作,正面超越已不可能,于是才有了剑走偏锋的解构性戏仿。这类作品对熟悉经典的读者往往会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产生出人意表、耳目一新之感,但除了逆向思维的新奇效应,在诗质上戏仿和经典原作恐怕还是无法抗衡。戏仿在台湾新诗界已很普遍,戏仿的对象包括古代、现当代和外国名篇,如罗青的《观沧海之后再观沧海》,戏仿曹操的《观沧海》;对汉乐府《上邪》的戏仿,就有林耀德、夏宇等5人;苦苓的《错误》,戏仿郑愁予的名诗《错误》;夏宇的《也是情妇》,戏仿郑愁予的《情妇》;欧团圆《我是忙碌的》,戏仿杨唤那首进入多种选本的同题之作。大陆诗人受其影响,近年也有戏仿之作出现,如曲有源的《雨巷》,戏仿对象即为戴望舒脍炙人口的现代诗名篇《雨巷》。对于戏仿之作日趋普遍的现象,陈仲义指出:“屹立于眼前的毕竟是一座连一座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艺术群峰,原创性写作模式已非昔日那样容易建立,纵然再大的天才,往往也难逃大师们的掌心。在日渐‘枯竭’的山穷水尽处,‘愤’而以经典大师为‘开刀’目标,不管是否达到预期成效,仍不失为一条生路,于是就有了谐拟之举”(13),对戏仿(谐拟)之作产生原因的分析,是深刻准确的。


三、跨文体改写与集句


(一)古典诗歌中的跨文体改写与集句

还有一种跨文体改写,比如唐朝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被宋人赵令畤改写为组词《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人董解元又将赵令畤的鼓子词改写为长达数万字的诸宫调《西厢记》,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刮垢磨光”,写出了五本二十一折、规模宏大的杂剧杰作《西厢记》。况周颐指出:“两宋人填词,往往用唐人诗句。金元人制曲,往往用宋人词句。尤多排演词事为曲。关汉卿王实甫《西厢记》出于赵德邻《商调·蝶恋花》,其尤著者。检《曲录》杂剧部,有《陶秀实醉写风光好》、《晏叔原风月鹧鸪天》、《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蔡萧闲醉写石州慢》、《萧淑兰情寄菩萨蛮》,皆词事也”(14)。况氏所指出的都是诗词曲嬗递演变过程中的跨文体改写现象。还有隐括一体,亦多为跨文体改写。語本刘勰《文心雕龙·镕裁》:“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所谓隐括,即依原有文本的内容、語句,加以剪裁、改写,而往往变换文体。苏轼曾以《哨遍》隐括陶潜的《归去来兮辞》,以《水调歌头》隐括韩愈诗《听颖师弹琴》,蒋捷曾以《贺新郎》隐括杜甫诗《佳人》。脍炙人口的李白绝句《早发白帝城》,本于盛弘之《荆州记》中的如下一段文字:“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啼沾裳。’”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节录了《荆州记》中这段描写三峡的文字。“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就是李白诗的前两句所本,“高猿长啸”几句就是李诗第三句所本,“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就是李诗第四句所本。当然,李白在改写时,除了用七绝诗体改变了盛弘之的山水散文文体,也改变了原文的情绪和风格。

集句也是古代诗人词客使用的一种创作方法,即截取前人一家或数家的诗词成句,拼集而成一首新作。晋傅咸《毛诗》一首为集句之始,后来文人有从经史成语摘为对句者,成为创作方法之一种。王安石晚年喜为集句,有多至百韵者。文天祥集杜诗,多至二百首。清人黄之雋有《香屑集》,皆集唐人诗句为香奁诗,凡古今体九百三十余首。宋沈括《梦溪笔谈》十四《艺文》一,清凌扬藻《蠡酌编》二四《集句》,专记此种创作现象。用一家诗句集句成诗的如文天祥,他在大都狱中曾集杜甫诗句为绝句二百首,又集杜诗为胡笳十八拍。用数家诗句集成的作品,如王安石的《赠张轩民赞善》:“潮打空城寂寞回,百年多病独登台。谁人得似张公子,有底忙时不肯来。”四句诗依次为刘禹锡《石头城》、杜甫《登高》、杜牧《登九峰楼寄张祜》、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中的成句。集成的新作,有的不改变原句的意思,如文天祥集杜,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我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他与杜甫异代同心,用杜句表己意而不改变杜句原意。有的是在新的语境里对原句意思的引申发挥。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集句诗词都不是对前人成句的简单照抄,而是经过集句者的重新拼贴、组合,使之成为既借重原意又具含新意的作品。

(二)新诗中的跨文体改写与集句

新诗中跨文体改写的文本也很多,这类名作如任洪渊的组诗《司马迁的第二个创世纪》、《女娲11象》,前者改写了《史记》多篇传记中的人物故事,后者改写了女娲、嫦娥、后羿、刑天等神话传说,改写成的新诗文本灌注饱满的现代意识,对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新的诠释。洛夫的《爱的辨证》,改写《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15)洛夫不仅把散文体的寓言改写为自由体新诗,而且“一题两式”,对素材进行了辨证处理:《式一:我在水中等你》,忠实于寓言原作,写尾生的忠贞信义:“紧抱桥墩/我在千寻之下等你/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式二:我在桥下等你》,则作逆向的大胆假设,带有明显的“戏仿”性质:“河水暴涨/汹涌至脚,及腰,而将浸入惊呼的嘴/我开始有了临流的怯意/笃定你是不会来了/我然后登岸而去/非我无情/只怪水来得比你更快”,揭示了尾生的另一种深度心理和行为选择,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完全改观,在此,寓言原作实际上已被颠覆、解构。相比《式一》的让人感动,《式二》更能给人以另一向度上的启迪。

还有江河的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共十二首,均取材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这组发表于1985年的诗作,标志着江河创作从近距离观照现实,到远距离观照民族历史文化的转折。江河曾说过:“我要写这个古老大陆的神话,写中国的史诗”。这组诗就是江河以上古神话传说为题材而创作出的史诗性的“文化诗”代表作,改写、置换了有关女娲、夸父、吴刚、愚公等十余则古代神话传说文本。《追日》一首由《山海经》悲剧英雄神话《夸父逐日》改写而来。关于夸父追日的原因,后世的诗人们作过种种不同的揣测,江河是把追日看作追赶青春:“上路的那天,他已经老了 / 否则他不去追太阳 / 青春本身就是太阳”。太阳是生命之源,是青春的象征。江河本是一个主观意识和忧患意识极强的诗人,客体的主观化,情绪的心灵化,使他前此的诗作显得忧郁、悲愤、雄烈。但在他发誓要写这个民族的神话和史诗以后,在他反复阅读中国历史、神话、诗歌的过程中,深深的沉潜使他对主客亲和、天人合一的东方传统文化精神憬然感悟。他觉得夸父追日不一定是对太阳的竞争和超轶,太阳和夸父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其实他把自己斟满了递给太阳 / 其实他和太阳彼此早有醉意”,“太阳安顿在他心里的时候 / 他发觉太阳很软,软得发疼”。这实在是一种不知庄周之为蝴蝶、蝴蝶之为庄周的悠然浑然境界。人与自然既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个体生命的律动便成为大自然天籁的一个声符,短暂的生存便融入宇宙的整体和谐之中。于是,当太阳安顿在夸父心里的时候,追日英雄的悲剧性结局,就被顺理成章地改写为以死亡获取了青春的胜利:“可以离开了,随意把手杖扔向天边 / 有人在春天的草上拾到一根柴禾 / 抬起头来,漫山遍野滚动着桃子”。桃子是青春胜利的象征。在江河笔下,悲剧化为喜剧,奋争和死亡的悲感,被一派生生不息、祥和安乐之气所笼罩,天人合一的精神充盈诗中,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化和东方化色彩。

集句在新诗中虽不如用典、改写常见,但也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作品,台湾诗人孟樊的《后现代的抒情》,就是一首集句诗:

点燃/喂,楼上的,能不能/扶着我的影子走下来?/让我们一齐/凝视自己拥有的一朵昙花/用堆满了这星球的诗/重新改写为关于/我们一切的典故/非假寐不可/以消除梦的沉疴/随着降落西山的夕照/一池灿烂的睡莲/以一种清冷的敲打音乐呼吸/雨,落在高雄的港上/而谁来释放那禁锢在我们体内的火焰呢?//用手一推/窗关上/撞落风景一块/荒原似乎远在地球的另一端/除了下一场印度雨外/关紧窗、噤声,也能察觉/忧郁,是/与悲壮等值之前/最偏远而寂寞的谎言/我们呆坐屋内/瞪着自己的身影在如洗的白壁上/随着一寸寸隐灭/不言不语/使这一个晚上变得重要//在夜里,火光使皱纹更深了/现在,你却/坚持的在椅子上/和一杯冰咖啡/坐着/任泪一颗颗掉落/我跪着,偷觑/眼泪从鼻缘扑簌滑落/流自/我积雪初融的眼睛//到底是光,还是那影子/我于是决心点燃起自己来寻找你/请你爱我请你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爱我//黑暗仍然归还/黑暗

该诗是从张默编选的《七十七年诗选》中抽取若干诗作,从中选择若干诗句,重新镶嵌粘贴,组合而成。第一行出自罗英的《异质街景》,二、三行出自林彧的《穗惠街·木楼梯》,四、五行出自林耀德的《昙花学说》,六、七、八行出自林群盛的《让我把银河折成一张结婚证书》,九、十行出自颜爱琳的《史前记忆》,十一行出自李敬德的《五月组诗·天问》,十二、十四行出自余光中的《雨落在高雄港上》,十三、十五、四十二行出自陈克华的《冰》,十六、十七、十八行出自陈雯雯的《旅·窗》,十九、二十行出自陈瑞山的《春之占领》,二十一行出自黄靖雅的《大风起兮》,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行出自李愁渡的《致后现代》,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行出自尹玲的《讲古》,二十八、二十九行出自老木的《暗夜飞来的鸽子》,三十、三十七行出自刘克襄的《小熊皮诺查的中央山脉》,三十一至三十五行出自聃生的《冰冻的热泪》,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行出自洛夫的《河畔墓园》,四十行出自席慕蓉的《实验》,四十一行出自席慕蓉的《假说》,四十三、四十四行出自舒畅的《灰烬之后》。孟樊的这首《后现代的抒情》五节四十四行,来自十九位诗人的二十三首诗。除了余光中、李愁渡、舒畅等人的诗句尚保留原来的意味,其余的诗句基本上都脱离了原作的语境,在新的组合拼接关系中被赋予爱情纠葛的旨趣。诗评家陈仲义曾援引德里达《文字语言学》中的“替补”理论,对孟樊这首诗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对此诗的性质多方追问:“这是一种什么诗的合成物呢?‘大拼盘’?‘大杂烩’?局部的‘复制翻模’?零碎而合法的‘盗版’?一种精心预谋的‘坐享其成’?抑或是某种新型的‘众声喧哗’、相当出色的‘二度创造’?”而且提醒读者“结论不宜下得太早”(16)。陈仲义的多方追问,提示了从不同角度解读这首诗的多种可能,不过不管怎样解读,都不影响对此诗的性质下结论,早下或迟下都一样:这是一首“集句诗”。 


四、域外、当代与本土、传统


如前所说,中国古典诗歌和20世纪新诗中普遍使用的用典、拟作等手法,略同于西方文论的“互文性”概念。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个以文学为主,旁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理论批评术语。1966年,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在刊登于《如是》杂志上的《词、对话、小说》一文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术语;1967年,她在《如是》杂志上发表《封闭的文本》,进一步把“互文性”明确定义为:“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是“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发明受到巴赫金著作的启发,她说:“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来,这两支轴代表对话和语义双关,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分别。是巴赫金发现了两者间的区分并不严格,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17)。

此后,其他学者不断对“互文性”进行定义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索莱尔斯在《理论全览》里对“互文性”作了重新定义:“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18)罗兰·巴特和麦克·里法特尔则考虑了理论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使互文性变成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大百科全书》中的“文本理论”词条里,巴特开篇便提到互文性:“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他说:“我们当然不能把互文性仅仅归结为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在同为1973年出版的《文本意趣》里,巴特把互文性和阅读法相联系:“我体会着这些套式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我明白,至少于我而言,普鲁斯特的作品简直就是参考书,是全然的体系,是整个文学天地的曼陀罗。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权威’,它只是一段周而复始的记忆。互文正是如此:在绵延不绝的文本之外,并无生活可言”(19)。

里法特尔的《文本的创作》、《诗的符号学》、吉拉尔·热奈特的《隐迹稿本——二级文学》、安东尼·孔帕尼翁的《二手文本》、洛朗·坚尼的《形式的战略》、米歇尔·施奈德的《窃词者》等著作,都对“互文性”展开了各有侧重的研究。里法特尔把互文和互文性区别开来,提出了互文配意的概念;热奈特把互文性从一个语言学概念决定性地转变为一个文学创作的概念,他提出了区分五类文本的跨越关系,他给互文性定义为“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在他看来,还有与之不同的另一种关系:一篇文本从另一篇已然存在的文本中被派生出来的关系,后一种关系更是一种模仿或戏拟,他把这种关系叫做“超文性”。孔帕尼翁则系统研究了最主要的互文手法“引用”;坚尼对互文性进行了限定,并提出根据修辞格和根据意识形态的互文性分类标准;施奈德用其他表达取代了互文性一词,如“文为他用”指抄袭,“文下之文”指隐文,“文如它文”指仿作,更明确了文学中产生的相对他人的对立、交流或吸收的关系。

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虽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绘画、音乐世代承传、裂变派生、交叉指涉、彼此兼容现象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但互文性理论的若干术语概念,和它们指陈的创作现象,均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应中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术语和诗人的创作实际。西方理论家20世纪中叶发明的理论和理论所揭示的创作现象,中国诗人千余年前就在做,诗论家千余年来也一直在谈论。“互文性”理论的“引用”略同于“直接使事用典”,“仿作”略同于“拟作”或“效体”、“隐括”,“戏拟”略同于“反用”,“隐文”略同于“暗用”、“化用”,“合并粘帖”和“引言”、“百言诗”略同于“集句”、“集名”。这种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现象之间的相似性,用钱钟书的话说叫做:“东海西海,人心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0)。

互文性现象的普遍存在,互文性理论的普遍接受,说明了文学艺术传统的丰厚积累,可资借鉴的材料众多,人类基本的生活生存方式、心理模式、思维理路和情感态度的大致相同。但是,“在所有创造的基础里,艺术家所凭借的是前人的成就和往日的影响”的情况,也说明文学艺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处女地的匮乏,作家、艺术家创造力的萎缩。阿拉贡《粘贴》指出:“粘贴就是说画家承认了无法摹画,是他放弃摹画之后组织画面的出发点”(21)。雷里斯在《删除线》里也坦言:“当我感到自己无力写出值得留诸纸上的只言片语时,我宁肯抄书,把期刊上剪下的文本或插图粘贴在笔记本或活页的白纸上”(22)。这不能不说是伎俩有限的人类的一种深深的悲哀。

20世纪90年代,当一部分中国诗人对从西方借来“互文性”一词,兴奋地谈论或匆忙付诸写作实践时,也有人从生命生存体验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晚生的悲哀,西鲁1997年的《晚生的悲哀》写道:“长两只脚/走来走去/但能走几步/自己的路//伸两只手/不停忙碌/但能做几件/自己的事//张开嘴巴/喋喋不休/但能说几句/自己的话//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但能看几片/自己的风景//所有的道路/都被脚印占领/太阳底下/已没有新鲜事情//所有的话语/都被嘴巴说出/天地之间/风景已全被阅读//晚生的人因此/而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模仿已是宿命/一切都是重复。”西鲁的诗让我们想起拉布吕耶尔写于1968年的《字符》中的一段话:“七千年来自从有了人,自从人思想,尽言矣,我们来人世太晚。”他们表达的是同样令人忧伤的“晚生者”的感受、体验。

正像20世纪80年代初诗坛对朦胧诗“意象化”手法来源的严重误解,80年代中期诗坛对“口语调侃”的新生代诗的美学渊源的暗昧不明,90年代诗坛对“叙事性”、“戏剧化”手法的片面认识一样,90年代诗坛流行的“互文性”,也不是如一些诗人、诗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然借自西方的全新手法。如上所论,这种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普遍使用,20世纪的现当代新诗,也对这些传统表现手法加以较好的承传。缘于中国传统诗学对这种手法的概念表述,不同于西方的“互文性”说法,所以没有引起对自己民族诗歌传统较为生疏的一些诗人、诗论家们的应有注意。他们把当代诗歌的互文性手法,看成是由他们一些诗人开始的破天荒的创举,这实在是对博大的传统诗学和现当代新诗缺乏全面了解所导致的误解。互文性写作,在古代诗歌和现当代新诗中可谓司空见惯。于此足见在西方诗歌、文化中讨生活的当代部分诗人,在民族诗歌基本修养方面的欠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诗人也是一群较为盲目的写作者。因为他们黯于自己的古典和新诗传统,并不真正了解古典诗人和现当代新诗人的写作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准,用过了哪些手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所以他们也就无法正确看待中国诗歌传统(包括新诗),无法正确评价他们自己的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而“互文性”在他们那里,也主要是与“西方”互文,使自己的写作尽快实现和“国际接轨”,以在一个“西方”(是否真正?)无处不在的诗歌现实中,赢得更大的领地和份额。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09BZW03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钟嵘《诗品序》,《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10页。

(2)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3)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版,第26页。

(4)沈义父《乐府指迷》,《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277页。

(5)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丛书集成初编》一五六九《后村题跋》卷二。

(6)许瑶光《雪门诗抄》卷一,同治三年家刻本。

(7)《洛夫精品序》,《洛夫精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页。

(8)《洛夫访谈录》,《诗探索》2002年第2辑,第237页。

(9)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转引自《李白集校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9页。

(10)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东方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72页。

(11)《旧唐书·白居易传》,《二十五史》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524页。

(12)周济《宋四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版,第10页。

(13)《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9页。

(14)《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18页。

(15)《庄子·盗跖》,《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779页。

(16)《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31页。

(17)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Seuil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页,133页,145页。

(18)菲力普·索莱尔斯编《理论全览》,Seuil出版社,1971年版,第75页。

(19)罗兰·巴特《文本意趣》,Seuil出版社1973年版,第59页。

(20)钱钟书《谈艺录》增订本《序》,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1页。

(21)阿拉贡《粘贴》Hermann出版社1965年版,第112页。

(22)雷里斯《删除线》,Gallimard出版社1948年版,第275页。


         原载《文学评论》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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