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学的众山头中，对于“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句话，领悟很痛者，一定有宋诗。

《全唐诗》在清朝就问世了，而《全宋诗》的编纂，起于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8年才出版。随着宋诗研究拥有愈发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点燃公众兴致的，还是和唐诗的“千古PK悬案”。

清人蒋士铨有一首著名的《辩诗》，以犀利毒辣的语气戳穿了真相：“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复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提起诗之经典，很多世人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者，仿佛把大部分宠爱都自动给了唐诗，宋诗永远略逊一筹，地位难与唐诗相提并论。

但在一些宋文学研究者心中，这是“千年门户偏见”，宋诗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就在《全宋诗》序中如是写：“自明人执其一偏之说，尊唐黜宋，而宋诗几废。清人虽尝稍悟其失，而思所以匡正之，然宋之于唐，犹或未能并肩诗衢，甚非欲窥见诗学之全者所取也。”

如果在诗学经典竞技台上和唐诗battle(较量)，宋诗的整体功力到底有几斤几两？而深究其“成长基因”，又与唐诗之间有何血脉关联？

“宋诗的文化高度是远远高于唐诗的。唐诗的产生、传播更多是在大众文化氛围里面，在唐代，大众文化跟精英文化不那么分得开。宋朝虽说大多也是一些布衣诗人，但宋代科举非常繁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有功名的，所以相对来说宋诗的文化门槛更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永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笃定地表示，从创作主体身份角度来看，相较于唐诗，宋诗的文化水准更高，文化含量更丰富。

王永指出，宋代以文治国的大背景，教育体系发达，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地位，再加上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国内大都市的城市经济总体上繁荣，增强了宋人接触文化典籍的便捷度，因而抬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高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文人的‘主人翁意识’又很强，相互交友、切磋的机会场合多，所以宋代诗歌在技法、格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

可以说，宋诗的发展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但就诗歌创作层面而言，宋诗的地基却是唐诗奠定的，且唐诗极大框定了宋诗早期的发挥空间。钱锺书评论宋诗时曾说：“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王永说，宋诗注定摆脱不了唐诗的影响，毕竟唐人为其提供了格律。“严格的格律是从南朝时开始慢慢发展的，而唐人让格律充分成熟起来了，宋人在格律上是传承，虽然从各方面去探索，但是也并没有超越唐人。”

你是否想起当年王安石的感叹？“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

“后人一直读的都是唐诗，你脑子里面的意象、意境被它笼罩了，很难超脱出它的范围。”王永觉得，这种“挣脱感”，既是宋代相对于唐代的挣脱，也体现了相对于前代的挣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在《宋诗三论》中写到，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所面临的形势是诗歌已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而尚未达到高峰，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呼唤着巨人的出现。“从曹植、陆机到沈约、谢朓，诗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暗中摸索，筚路蓝缕，等到南朝后期及隋代，五七言诗距离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遥了。同时，诗人们在题材内容方面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开拓”。

宋初的诗人王禹偁，在春日清晨发现园中花枝被春风吹折，提笔写出“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蔡宽夫诗话》记载，王禹偁作此诗后，他的儿子立马耿直地提出，该诗的后半部分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

王禹偁听后自我调侃了一番：“我诗的命意竟能与杜子美暗合吗？”不但没改，又咏一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

莫砺锋指出，宋朝诗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从宋初到北宋中叶，诗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李白、杜甫作为典范，表现出对于唐诗的崇拜心理。即使当元祐年间宋诗特色形成之后，唐诗也仍然是宋人的主要借鉴对象。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创新精神。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宋人就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

“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王永借启功先生的诗来阐释唐诗和宋诗的气质差异。“不像李白喝得高兴了信笔挥洒出来，宋诗往往是想出来的，是非常苦心架构出来的。唐人和宋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唐代的人有点像年轻人，有青春浪漫的气息和情怀；宋人相对来说像一个中年人，因为儒、释、道思想的浸润，宋代的人心态比较成熟、平淡。”

他指出，从唐到宋宗教一直在发展，给宋人提供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平台去思考问题；同时崇文抑武国策的贯彻执行，使宋代诗人“主人翁意识”日益增强。

王永认为，宋人对待功名和富贵，流露出一份更加淡泊的心态。“宋人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即我并不会依存于你这个政权而存在。”例如诗人杨万里，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担任京官时，杨万里竟做着随时离开朝堂的打算，比如预先备好了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

起步不免会活在唐诗的“阴影”里，然而宋诗终究认真走出了自己的另一番天地。属于宋诗的“宋人气味”到底是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总结，宋人喜读书生活，重视“少年书”，如“纸帐铁檠风雪夜，梦中犹诵少时书”(刘克庄《记梦》)；“老不任作务，读我少时书”(刘跂《学易堂作》)；“却寻少时书，开卷有惭色”(陆游《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

另外，胡晓明觉得宋诗是“从对于人生否定的智慧中，翻上来再肯定生命”，以苏舜钦的《夏意》为例，“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只有洞悟生命而又喜悦生命的宋人，才会有对于‘清’与‘影’的美学肯定。”胡晓明说。

理趣，历来被认为是宋诗美学里一抹奇异、美丽的光彩。王永举例，苏轼的诗就始终理趣盎然，例如大家熟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声，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感应与交流。

王永认为：“宋人从万物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包括一些生活的哲理。唐人情感讲得多一些，宋人哲理讲得多一些。”

唐诗的意象趋向笼统，奔走于那豪迈的青天白日长河；而宋诗则注重细节，去细致入微地诉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胡晓明此前在解读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之时，深入剖析道：“梅子酸，用身体感觉写出夏天的节令，也是宋诗的日常意味；而芭蕉之绿被阳光反射到窗纱上，则是宋人的影之美学与清之美学合一。”

在胡晓明看来，既能认识到人生是梦幻光影，又懂得热爱生命、珍惜美好；既不过于沉溺人生，也不夸张超越的体验，即为宋人达到的高度，而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宋诗学的文化高度。

关于宋诗的气质精神和细腻技法，王永认为王安石的诗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石林诗话》记载，“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王安石有一联叫“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

“大家都觉得这一联好，王安石自己出来解释说你们说好，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味。你看我这个里面是上下两联都是对仗的，我上联是安五柳，五柳先生陶渊明，下面和它对的地方是庚桑，庚桑是庚桑楚的简称，是庄子笔下的一个人物，所以五柳和庚桑这都是两个古代人物作为典故进行对仗的。但是王安石说，你们没看出来的是五和庚之间我也用了对仗了！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其实隐含着一个‘七’，切合上句五柳的‘五’来对仗的，所以说王安石的诗歌笔力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王永感觉，若说唐诗包含直抒胸臆的浓重色彩，那么宋诗，则是精心构筑的灵巧天地，在细密的结构脉络里包含诸多值得玩味、富有创造性的东西。

关于唐宋诗之争，历史学家、文学家缪钺讲过一段经典的话：“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把唐诗和宋诗摆在一起“较量”，人们或许始终会为地位孰高孰低喋喋不休。但此间排序又有何要紧呢？宋诗异于唐诗，自有风采神韵，能与唐诗“并肩诗衢”。更重要的是，宋诗，能让我们靠近一种文人风骨，重新定义一个或许被低估许久的文化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