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古典文论中的“兴观群怨”“讽谏”“经国之大业”，到“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再到近现代文学中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为人生的文学”，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有其共通之处。要求诗歌产生一定的现实功用，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使诗歌不断走入人民大众的内心之中和生活之中。

近年来，我国的诗歌创作总体呈繁荣发展的态势，体量已非常之大，质量也可圈可点。在这其中，现实题材、现实主义的书写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也有着令人欣喜的收获。但是，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诗歌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实题材创作的增加、现实性的增强是近年诗歌创作中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其中，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城市诗歌是三种较为重要的类型，它们所占比重较大、受到的关注较多，也各有其问题，可以分别进行观照。

“打工诗歌”自21世纪初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仍余绪不绝。“打工诗歌”写作现象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呈现到了社会大众面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打工诗歌的写作贴近生活、“接地气”、有真情，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深入地、大量地阅读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打工诗歌”作品数量很多，但却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文学性不强。从深层次来讲，诗首先是诗，应该用诗的方式说话，评价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水准和品质。在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而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很多人的书写貌似有生活，但对生活没有真正的体验和发现，貌似有真情实感，其实是一种姿态性的表演与作秀，并无内在情感的波澜和投注，这样的写作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也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走进读者的内心。

乡土诗歌的写作资源是广袤的乡村。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农村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遭遇着挑战，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就现实之中的乡土诗歌创作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乡土诗歌写作的群体很大，但写得好的、有特色的还不多。很多诗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味把乡土、乡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个别这样的写作并无不可，但是如果风靡一时、大行其道，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写作，前人早已写过无数遍了，并无新意，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早已发生变化，再用那种封闭、单向度的抒情方式来呈现乡村，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是掩耳盗铃。其实，许多乡土诗歌写作者并不真正认同他们自己所写的内容，其中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并不愿放弃城市而到乡村去过诗中所描写的生活。有一些写作者的确生活在乡村，他们不是不愿意去城市而是没有条件，其中许多人的书写只是一种姿态和策略。同时，他们书写的也不是当今时代、现实当中正发生巨变的乡村，而是一种经过过滤、过去时、虚拟的乡村，写作的当代性不足，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提供不出新的可能性，内在是苍白、没有生命力的，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心灵鸡汤。

城市诗歌的相关话题近年被广泛谈论。就社会发展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生活是必然的趋势，诗歌作品中的“城市诗歌”所占比重增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关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诗歌很多，有两种主导性倾向，其一是热情的、浪漫的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其二是排斥的、无奈的倾向，体现出“后现代性”特征，且以第二种所占比例更大。这两种写作倾向，严格说来都并不新奇，追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元命题”，两者都可能写出好诗同样也都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就现实之中的城市诗歌而言，它代表了诗歌中的生长性力量，其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其问题也同样很突出。大多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很大一部分是表面化、观念性的写作，并无真正去发现、介入城市生活，并没有表达出对城市的真情实感。城市更多是作为景观、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在诗歌中不无体现，在城市诗歌中更为集中，许多的城市书写被大众文化所同化，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者，而缺乏诗人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反思精神，消费化、快餐式的写作，沉迷于欲望、好勇斗狠的写作，缺乏底线和标准、过度追求“丧文化”的写作，哗众取宠、口号式的写作……问题不可谓不多。城市对现代人而言有着复杂的意味，它不是完美无缺、美轮美奂的存在，但也不是罪恶的渊薮，它对个体的人构成挤压和消耗，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此而言，当今城市诗歌的复杂性、反思精神是不够的，很多诗歌是单向度、平面化、姿态性的。城市诗歌的写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对他们而言，作为现代性主体的成长与构建非常重要，写作主体精神构成的转变与其作品内质的改变或许是同步的。

所以，就当前诗歌中的现实书写而言，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很多人在书写现实，但真的是现实吗？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吗？实际上，很多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貌似现实的“伪现实”，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粗疏的印象、偏狭的趣味、人云亦云的跟风出发，是对现实的生吞活剥。这样的写作制造的是一种虚拟的“现实”镜像，是一种仿真的幻影，它有一定的欺骗性，“看起来很美”，但是却与时代、与生活、与公众关系不大，发挥不了多少能动的作用，其不为社会公众所接纳和认可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20世纪50年代，文艺理论家秦兆阳曾提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著名论断。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然是适用且值得提倡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仍然是一条广阔的道路，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应该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技巧、方法完全可以为其所用。诗歌中的现实书写应该突破仿真化、概念化的幻象，抵达更为真实、生动、精微的现实。诗歌应该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入乎其内”，应有对生活现实的超越和提升；“出乎其外”，它应有高度，有未来性，把握时代“大势”，又应体贴入微，与个体自我的生活和心灵息息相关。只有这样，我们时代的诗歌创作才可能持续地前进并不断地再攀“高峰”。

（本栏目由文艺报社、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作者王士强，系天津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