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与分享的

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康德强调之后，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在诗歌中，这一理念具体化为强调个人性，强调艺术的独特性。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极端个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极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国文化对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歌被认为是一种心学。《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解释：“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唯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是有觉解的动物，人有灵觉。因为这个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人因为有“心”，从而有了自由能动性，成为了一个主体，可以认识天地万物、理解世界。从心学的观点，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

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和雅集。这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的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与分享的。

什么是“心”？

诗歌是一种心学的观点，要从理解什么是“心”开始。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不是简单地指心脏，也不是简单地指大脑，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枢纽，能调动所有的器官。

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由心来指挥。比如鸟鸣，会唤醒我们心中细微的快乐；花香，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蓝天白云，会使我们心旷神怡；美妙的音乐，也会打动我们的心……这些表达里都用到心这个概念，而且其核心，也在心的反应。我们会说用心去听，用心去看，用心去享受，反而不会强调是用某一个具体器官，比如用耳去听，用眼去看。因为，只有心才能调动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心是一切官能的总指挥总开关。人是通过心来感受世界、领悟世界和认识理解世界的。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诗歌应该以情感动人，人们对诗歌的最高评价就是能打动人、感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钱穆先生认为：好的诗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因此，读懂了好的诗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

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语出《西铭》一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天是父亲，地是母亲，人都是天地所生，所以天底下之人皆同胞兄弟，天地万物也皆同伴朋友，因此，我们应该像对待兄弟一样去对待他人和万物。中国古典诗人因此把山水、自然、万物也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

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到达相当的境界之后，所谓主体性，不仅包括个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还有天下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何谓“境界”？

那么，何谓“境界”？境，最初指空间的界域，不带感情色彩。后转而兼指人的心理状况，涵义大为丰富。这一转变一般认为来自佛教影响。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境界，经王国维等人阐述后，后来用来形容人的精神层次艺术等级，境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则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可谓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

境界概念里，既包含了个体性与主体性问题，个体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提高，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也包含了公共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人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之后，就可以到达一个高的层次，可以体恤悲悯他人，也可以与人共同承受分享，甚至“与天地参”，参与世界之创造。

诗人杜甫的主体性与仁爱之心

杜甫早年“主体性”非常强大，在他历经艰难、视野宽广之后，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杜甫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

杜甫早年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诗之天赋，天才般的神童，七岁就写出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样让人惊叹的诗句。年轻的时候，杜甫意气风发，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曾经充满自信地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欲倾东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诗歌中都显现出其意志力之强悍，比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雪洒平芜”“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杀人红尘里，杀人在斯须”，何其生猛！即使写景也有“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何其壮丽！杜甫自己若无这样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决绝强劲的诗句。

杜甫主体性之坚强，尤其表现在他身处唐代这样一个佛道盛行的年代，甘做一个“纯儒”，即使被视为“腐儒”“酸儒”。有一句诗最能表达杜甫的强力意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就是现在说的向日葵，物性趋太阳光，三国魏曹植《求通亲亲表》里有：“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杜甫认为自己坚守理想是一种物性，实难改变，尽管意识到“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但仍然甘为“乾坤一腐儒”（《江汉》），不改其志，仿佛“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茫”的战马。

杜甫的诗歌主体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自觉。杜甫写作追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于写作本身，他感叹“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杜甫很自信，并且坚信“诗乃吾家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也虚心好学，“转益多师是汝师”“不薄今人爱古人”，他对诗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新诗改罢自长吟”“晚节渐于诗律精”。

惜乎时运不济，杜甫的一生艰难坎坷，他长年颠沛流离，常有走投无路之叹：“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曛判官》）；再加上衰病困穷，因此常用哀苦之叹：“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散愁》其二）。杜甫一生都在迁徙奔波和流亡之中，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底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个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国天下的哀悯关怀。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融合个人悲苦和家国情怀的诗歌，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杜甫以一己之心，怀抱天下苍生之痛苦艰辛悲哀，使杜甫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诗里，杜甫写到自己草堂的茅草被秋风吹走，又逢风云变化，大雨淋漓，床头屋漏，长夜沾湿，一夜凄风苦雨无法入眠。但诗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处于流离失所的命运，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何等伟大的情怀！在个人陷于困境中时，在逃难流亡之时，杜甫总能推己及人，联想到普天之下那些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们。

杜甫的仁爱之心是一以贯之的。他对妻子儿女满怀深情，如写月夜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他牵挂弟弟妹妹：“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对朋友，杜甫诚挚敦厚，情谊深长，他对好友李白一往情深，为李白写过很多的诗歌，著名的有“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等；杜甫对邻人和底层百姓一视同仁，如“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杜甫对鸟兽草木也充满情感，他的诗歌里，万物都是有情的，他写鸟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他写草木：“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等等。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由于杜甫的博大情怀，杜甫被认为是一个“人民诗人”，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个人性和人民性融合的完美典范。杜甫的“人民性”，几乎是公认，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都认可这一点。但由上分析，杜甫的“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因为其经历的丰富性，视野的不断开阔，杜甫才得以最终完成自己。杜甫因此被誉为“诗圣”，其博爱情怀和牺牲精神，体现了儒家传统中“仁爱”的最高标准。

杜甫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诗人，到达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杜甫就是典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