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正在下雨。稠密的绿荫和鳞次栉比的楼房都舒了一口闷气。仿佛已成为一种习惯，每当我写作的时候，自然的景象和情境总是先入为主，随后便和我的文思融为一体。雨是我最喜欢的，这在我的诗与散文中多有表达。今天，我在为我的这本即将出版的诗集迟迟地勉强地写一篇自序的时候，恰好又遇到了这场夏雨，虽然阴云密布，天色黯然，但酣畅淋漓的雨势却疏通了我的思路，让我能就势开笔。

序诗说诗。在我国，尤其现在，做一个真正的老老实实的把生命投入到诗中的诗人很难，大概也很少。这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话题，一般人听了不免失笑，然而它对我来说却感慨良多。人称作诗是寂寞之道，确实如此，因为诗就其本质而言，绝无一点现实功利可图。这样的人生选择与世人普遍追求功名利禄的精神要求大相径庭，谁还走这条路？

这种感慨古时就有。李白唱道：“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全唐诗中的赫赫有名的诗人，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声望，他们的荣光，主要地不在于作诗，而在于做官。这也不难理解，在封建思想意识的笼罩下，人们最高的欲念即读书做官，吟诗作赋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风雅标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诗的客观意义）。而有意思的是，唐代最有名望的，也是古代诗才最奇伟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却不是进士出身。无人能比肩的诗艺天才李白，从小爱好剑术，喜欢游侠的豪爽和飘逸，他一生广事交游，狂放啸咏，世称“谪仙人”，不能说李白像陶渊明那样彻底摆脱了为官之道的封建世俗观念，但他的伟大的诗作都是在怀才不遇的牢骚中吟成的。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和天宝五年两次应试不第，只好绝了进士的梦，又逢使唐王朝发生深刻变化的安史之乱，正是这样的身世和人生经历，才使他的诗产生了思想嬗变式的对人的自省和关怀。唐朝可谓我国历史上诗歌最繁茂诗文化最典型的时代，社会意义上的诗和诗人是这样，它之前之后的我国文人诗的发展史大抵也如此。可以说，在每个时代，真正能以诗的意志独立成篇的并不多，同样的，不受功名利禄影响，能以独立精神创作的诗人更是凤毛麟角。

不要以为我是在脱离现实单纯讲古代故事。不是的。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必然要贯穿一条传统血脉，因而有“一脉相承”一词。我们的诗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后来的诗坛总是和官场混为一体，有时候甚至官气压倒文气。而且，在狭隘的、机械的、封闭的艺术思想的钳制下，诗艺很难具备应有的真意、活泼的性灵和多样的面目。长期以来（不只是近、现代）我们不懂得或者说忘记了“诗”的本来意义，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名正言顺的独立人格的诗人。其实，在我国封建思想体系形成之前，我们祖先的艺术思想，包括诗文化的基本概念是明确的，我们至今还常说的“诗言志”便是对诗的最准确最真实的理论性概括。

“诗言志”即“诗言意”（我曾在《关于诗言志的再认识》学术论文中，从文字学角度及周代诗文化背景做了较详细的考察、研究，并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也就是说，诗这种文化形式只是用来表达心灵感受，诉说精神反应的。我们祖先的这一光辉的诗论思想，具有世界诗学的源头意义，可惜我们后人却把它误解成诗是表达“志向”的，并且以讹传讹直至今天，这真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由于思想的解放和世界文化交流的畅通，诗坛和诗风曾为之一振，然而好景不长，我们的诗文化又被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一冲而垮，最后被淹没得无声无息了。在这种大环境下，谁还读诗？谁还作诗？谁还做没有功利的穷诗人？

是顺应潮流退出诗坛去经商，或是出卖艺术灵魂投靠娱乐圈？还是不改初衷一心殉那个寂寞之道？这问题在现实中不过是一句笑谈，在精神世界里却是一桩严肃而艰难的甚至痛苦的人生选择。我相信还会有一些诗人坚守在岗位，但我不知道他们的状况（我是一个彻底寂寞的孤独者，连作家协会都没有入），只知道自己与诗的缘分缔结得牢不可破，无论如何将会与它相伴终生。

我的这种孤僻的性格与天生的性情有关。小学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其中有“心重”一语，初中和高中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都有“固执”一条，当时我并不在意，现在想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它说明我从小就很自尊，不随意苟合不同意见，而且这种心灵极易与美碰撞，与此相应，判断是非时就会表现出率真的爱憎分明。回顾以往，我总是以心灵的诱导行事，教训累累，依然故我。这样的心能不孤独？可同时这样的心能不与诗结缘？所以我从小时就喜欢诗，而且一直以“诗”记录我人生不同阶段的心灵感受，有的写成文字， 有的存放心中; 有的已经发表，有的束之高阁。这次结集，就有几首诗是从“高阁”中或是心中抄录下来的，明眼的读者自会看得出来。我写诗不是别人强迫的，甚至不是自己强迫的，而是有所感，有所思，并且是在难以抑制的情绪或情趣中不得不以诗形式表达的时候吟唱的。但我写诗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井蛙自鸣，我的案上，我的床边摆满古今中外的名诗，它们就是我的老师，同时我也反复阅读和思考美学理论的指要，极力让自己的诗的风格建立在诗的精华要素、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及语言习惯的基础上，以此来创造诗意和诗艺相应深化发展的诗品。读者试想，这需要花费多大的功夫。我在我蛰居的较宽绰的阳台西端拐弯的一角，辟出一方宁静而致远的写作间，无论春夏秋冬，工作之余便在此读书或写作，常常明灯伴我至深夜。

我之所以能坚持爱诗作诗，与不经意间受到客观的鼓励不无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主要职业是一家报社的文艺部编辑，许多西方的诗人都出自编辑，我国也有类似情况，我很乐意这个工作。能踏入这样的文化、艺术环境，对我的诗艺展现极为有益。尤为庆幸的是曾得到过两位资深老先生的厚爱和勉励。一位是著名诗人牛汉先生。我的一首 140余行的长诗《火舌》在《人民文学》1994年第8期上以首条发表后，他兴奋地评价说，这是一首“灼疼人的灵魂的雷电般的诗”。因而他热情地称我是“一位以平常心写真实的诗的诗人”。另一位是多才多艺兼翻译家、画家，作家于一身的高莽先生。在我第一次为我主编的《华夏副刊》向他约稿时，我只顾埋头谈约稿的事，一抬头，发现他正在若无其事地微笑着速写我的肖像，画完后还在上面风趣地留言签名。这样平和的文艺界前辈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我不能不为他豁达的胸怀激起一种异常尊敬。当我们成为朋友后，他在为我的一本散文集《蓝·蓝·蓝》作序时，又借此在诗的方面给予我诚挚而关爱的评介，说“介聂作为诗人，喜欢现代诗，同时也研究我国古代诗词歌赋，他对诗有不少精辟的论述。”这些真诚的扶植和热情的鼓励，使我对诗艺更加热爱，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此生以诗为伴的信念。特别是牛汉先生强调的“平常而真实”的诗人品性，引起我久久的理性思索，我反复想到，这与其说是对我的勉励性评价，不如说是先生对后学者殷切的提醒和鞭策。以此反观我的心，又进而深深意识到，诗人的心灵必须是纯洁的，甚至应当是纯粹的：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如镇静的明镜让真相毕现，才能如一滩静水清澈见底；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准确地测试人间是非，表达出真情实感；只有纯粹的心灵，才能有无微不至的亲和，产生博大而无私的爱。如果没有这些，那还写什么诗？还做什么诗人？或许有人会问：作诗真的需要这样绝对？我的回答是：需要，因为诗属于绝对。

真正使我把生命和诗结合在一起的，是精神完善论在我思想上的建立。这是我多年来潜心研究艺术本质的结果（此成果已于2015年以《艺术本质和精神完善》为书名正式出版）。在我看来，所谓人类文明与别的事物一样，在肯定其积极的正面的性质和作用时，还应看到它同时产生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所谓文明的过程，其实是文明的正面作用克服其负面作用的过程。怎样克服的呢？文明的物质性负面是由现实世界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去解决的；精神性负面，现实的力量对其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意识形态层中的最高层面的艺术、宗教、哲学，这些感悟性精神力量才能有效解决，并以精神的特殊动力促使现实的主体——人向理想的方向转化。由此可知，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艺术 等悟性精神力量和现实力量在其中是相济为功的，或者说，没有精神的完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完善，尽管这种完善极其漫长，遥遥无期，只能以极限形式来表征它的存在。

回过头来再说这种思想层次的诗。有了这种认识，我才真正理解了作为艺术的诗的根本意义，它的圣洁和纯粹产生的根源，它天然具有的别的意识形态无可替代的特殊社会作用，以及先人所谓“无用之大用”的深刻含义。随之，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对诗艺的探索和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普遍遵循的社会反映思维纠正为精神反应模式。我的诗虽然并未（实际上也绝不可能）割断与现实的联系，但它不再是直接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复杂的精神反应的特殊的美的形式。由此我对诗感到了空前的神圣和亲切，而每完成一首，又能获得如释重负的快感。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从3月1日到4月29日两个月时间，我以不顾76高龄的忘我心态，竟完成了我的封笔之作——叙事兼抒情的3000行长诗《十三陵下榻》。这是一次多主题的精神感应的综合性试验和诗艺风格的全面展现，也是以生命相约而不觉到期的恋恋不舍的向诗告别。 

既然与诗告别，我对我的这本诗集（实际是一本合集）就尤为重视，尤为多情。当然，重视并不是自视甚高，多情也不是自作多情，即使自作多情，诗人也摆脱不了时下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此时，窗外的雨依然下得充沛而且自然，这也许又是针对困惑的慰藉性启示——好了，我只愿把这本集子连同一腔善意坦诚地献给读者，若需要就让它在你心田停留一时，若不需要就让它像多余的雨水一样流到别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