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湖南文化、湖南文学包括湖南新诗一直是以楚辞和巫文化为自己的精神远祖，并常以此顾盼自雄，回荡着“帝高阳之苗裔兮”的“傲慢与偏见”。楚辞和巫文化两大特质即万物有灵与长于抒情。前者在“寻根文学”中被消费得消歇殆尽，而现代诗的生命特质和号令天下的旗帜是反抒情。就此而言，湖湘诗歌传统与现代诗之间是相向与背道的。约略基于如此局面，带着非同寻常的冷静，也带着几分焦虑，草树《当代湖南诗人观察》想表达出一种“评点”、“呐喊”和“构绘”来。

坚持笃定的批评立场。当下文学和诗歌批评是有问题的，以至于有人追讨和疾问当下中国有没有批评。导致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出现或者说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现象便是批评家太会所谓依据“文本”说话了。“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们批评家是否形成自己的成熟和固定的文学观和诗学观，但的确纵览和总揽我们不少批评家甚至威名远扬的批评家，真可谓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甚至完全是“见风使舵”。从他们的批评作品中是很难廓清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学概念和审美标准。从《当代湖南诗人观察》中是不难看出，草树是坚持自己对现代诗的笃信，特别是现代诗在曼德尔斯塔姆、策兰、卡瓦菲斯、阿米亥等人手中所发展出来美学新质的笃信，以此为透视镜来审视、甄别湖南诗人和相关作品的良莠好坏。而且整个过程都是“从容不迫”和“始终如一”。在标准一致中并彰显出了批评应有的勇气和风骨，在以“我”为“我”的主体精神中呈现出了批评应有的坦诚与客观。这种批评立场是可以见出从根源上释放了湘人固有的蛮性、血气，这种批评立场可以见出作者对当代湖南诗歌呕心沥血般的“启蒙姿态”。真正的文学批评中，“疑”与“信”应该也必须是辩证统一的。

“人”“诗”合一的文学“伦理观”。孟子的“知人论世”在某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中国新诗批评中最常用的“法门”，尽管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好像人们也是能够脱口而出。但人们总感觉离开“人”谈“诗”与离开“诗”谈“人”一样蹩脚。不过，更多的是人们还停留在道德认知水平上，主要是从作品主题与道德人格两者互动中归纳出个子丑寅卯来，是传统“风格即人格”论的忠实追随者。现代社会筑基于现代人，现代人更看重规则和法律。“五四”新文化中提出反对旧道德，建立新伦理。这种“新伦理”强调的是民主、平等等现代意识。草树是紧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对启蒙要义是了然于胸的，对“朦胧诗”喜用“大”词“猛”词进而背离启蒙初心的作派极其反感。现代性的人不仅尊重自我，而且也要善待他人，不能以“已”伤“人”，不能以“已”伤“物”。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列维纳斯等人就提出“主体间性”。只有现代性的人才能做出现代性的诗。“语调”“主客二元对立”“日常”“舌头管辖”“诗学民主”“禁欲”等等是草树在诗歌批评中的“高频词”，从中建构出的诗歌不是“反映论”“表现论”，而是“存在论”的；诗人不是“非我”与“唯我”，而是“主体间性”。“‘人’‘诗’合一”中实现社会的现代性。

“诗到语言为止”的审美论。众所周知，“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所提出的。本处将其标识出来，只是表达出草树对诗歌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尤为重视。语言即为工具的观念长期笼罩广大诗人，作为本体的语言就很难从中释放出固有的价值和神采来。草树对张枣和昌耀的高度推崇很大程度上就是着意于他们能突破当时诗坛陈腐的语言观。张枣是有过严格的中西诗学训练的，在“中西杂糅”“古今混用”中，语言的非功利和诗性大放异彩。昌耀的封闭，应是保持了语言的“高古”。草树在分析他的同乡诗人时，对其中的方言“心领神会”就不仅仅出于“家乡本味”，而是着实看到了方言对“存在”之道的无限接近，对宇宙命运的“道说”。而这些是偏重以工具性、交流性为己任的普通话所不能企及的，并有所遮蔽的。本体语言的“道说”，就是要求诗人俯身倾听，而不是叉腰说教，甚至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就是要求诗人返回语言的本源，克制过度修辞和对“父亲”一辈言语的鹦鹉学舌,听从语言对世界的重新命名。草树对湖南一些年轻一代女诗人的十分看好，也就是基于她们在言语系统中没有“匠气”和“江湖味”，又不像江南女诗人的“吴语软侬”，而是流淌着湖南文化中曾经特有的灵气——简单纯粹又精灵古怪。

学理与印象交互的表达格局。“学院派”批评常常认为“非学院”批评是缺乏学理、缺乏知识系统和史学意识作为支撑，往往只是“随感录”，停留在就事论事之上，印象主义包办。作家批评常常讥讽“学院派”批评是被体制所收编，常常只是知识的贩卖和逻辑的操练，是“不及物”的。两者的争讼由来已久，利弊俱明。问题是一直没有有效的途径实现取长补短。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博弈。能将两者弥合起来的，只有对文学批评、文学本身抱着一种完全非功利的心态，只有抱着大文学的意识。草树在这一点上是可称道的。一方面，他能十分自觉地学习哲学和中外文学史，并以理科生所造就的逻辑思维运演到作品分析之中，在下结论时，力图做到有理有据，一如既往地建构着他的现代诗观，表现出相当的学理性；另一方面，他又力图避免框条的束缚，在研究对象上依凭着兴趣，所征用的材料甚至少到一首诗，在表达的格式上是不太呈体例的，与通常的学术八股体相去甚远。特别在语言表达上好用暗喻，以至于性情喷薄时，一连串的博喻几成一首小诗，跃动着作者燃烧的心灵。而且在这些评论中，叙事成分向来占据不菲的分量，“我发现”“我读到”等等这样主观性句型不断，甚至让人不免觉得他是带着“元批评”来从事批评的。

（本文是作者在草树“当代湖南诗人观察”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