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渡丨诗参与了世界的诞生——诗学笔记选

作者:西 渡   2019年07月01日 09:18  文艺争鸣    917    收藏

史蒂文斯说:“人丢弃对神的信仰之后, 诗歌就替补了空缺, 作为对生命的补偿。”佩斯说, 产生诗的向往和产生宗教的向往是同一个东西, “当神话崩溃的时候, 众神在诗歌中找到了避难所, 并得到了未来的保证”。


斯蒂文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假设, 上帝的观念仅仅是诗性的观念, 而天堂与地狱的理念仅仅是诗歌。他说:“尘世的光辉也是每一个天堂的光辉。”——这是最富想象力、最光辉的诗句, 也是最富洞察的思想。斯蒂文斯的三段论:前提一, 上帝即想象;前提二, 被想象之物即想象者;结论, 想象者即上帝。这些想法让我想起薄伽丘对诗的定义:诗就是神学, 神学不过是上帝的诗。


现代诗的专重语言起于上帝之死和意义的溃决。现代诗人试图以语言替代退席的诸神, 成为新的意义的来源。帕斯说:诗是存在的正面, 语言就是现实, 而且是生活和人的最终意义。古典诗歌的意义来源于宗教、伦理和传统, 现代诗则为了人在上帝死去后仍然可以活着而发明意义。


桑塔耶那说:“诗歌的最高典范是宗教, 宗教的天命是诗意。”诗歌和宗教都不得不借助对方来定义自身:“宗教是已经成为生活向导的诗歌, 是代替了科学或跟随科学向最高的真实前进的诗歌;诗歌是摆脱了严厉的教规, 也不需要绝对顶礼膜拜地运动着的宗教, 是失去实际效力和形而上学虚幻的宗教。”因此, 诗歌和宗教相遇, 将使二者共同获益:“因为那时诗歌放弃了轻佻, 不再产生败坏道德的影响, 而宗教也与虚幻断绝关系, 不再散布欺骗。”


对于软弱的人和心智不健全的人, 诗是一种危险品。马赛尔·贝阿吕说:“诗人的使命是搅扰人们的安全。”并且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理一样搅扰人们的安全。”诗的真理使生活成为可能, 同时也堵住了虚假的出路。真正的生活和虚假的生活的搏斗, 犹如雅各与天使搏斗, 只有心智健全者才能取胜。


佩斯说:“诗是生活的目的。”他还说:“诗歌首先是一种生活手段, 而且是完整的生活手段。”斯蒂文斯说:“诗歌的目的是使生活完整, 并贡献于人的幸福。”斯奈德说:“诗就是我们的生活。”诗人的高自杀率似乎是以上论断的悖论。反驳的理由有二:从诗人悲惨的生活中除去诗, 诗人的生活将仅余悲惨;从人们的生活中除去诗, 人们的生活将仅余活着。前者是从人们的视野立论, 而后者从诗人的视野立论。


斯蒂文斯对幻想和现实的区分别有深意。他说幻想和想象的性质正好相反。他说:“幻想是从已经由联想提供的事物中进行的操作, 一种为了不是在当时当地形成而是早已固定了的目的而做出的挑选。”斯蒂文斯的意思是, 想象是自由的, 因当前的召唤而来;幻想却是一种束缚于特定目的的操控。想象是高贵的, 幻想是鄙陋的。想象产生诗, 幻想产生恶俗的散文。


瑞恰慈区分了两种使用语言的方法:一种是“为了文字引起的联想而运用文字”, 这是语言的科学用法;另一种是“为了随文字引起的联想而来的态度与感情运用文字”, 这是语言的情感用法。在语言的这两种用法中, 头脑的活动过程存在显著差异。对科学语言来说, 联想中 (与外界刺激物) 的差异本身就可构成大错;但对情感语言来说, 联想中的差异无论多大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它的效果, 即我们自身的态度与情感。此外, 在语言的科学用法中, 为了达到目的, 不仅联想必须正确, 而且联想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也必须合乎逻辑。但为了达到感情目的, 逻辑安排就不是必需的了。相反, 逻辑安排可能是而且往往是一种障碍。重要的是联想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态度应有正确的组织, 重要的是感情的相互关系, 而这并不依赖于产生态度时可能需要的联想之间的逻辑关系。瑞恰慈对诗的定义:“诗是以情感使用语言创造出来的最高形式。” (《文学批评原理·语言的两种用法》) 塞菲莉斯在《非理性诗》一文中采用瑞恰慈的区分, 分析了人们使用语言的诸种不同层次。苏珊·朗格把诗歌语言的这种用法称为非推理性语言, 并指出了它的两个主要特点:超限定 (over determination) 和节缩原则。超限定的意思是同一形式可以有多种含义, 以至两种相反的感情可以运用同一表现形式。弗洛伊德称此为矛盾心理原则。萨特也曾指出诗对于词的多重含义的吸收和兼容现象:“由于诗人不是利用词语, 他不在词的各种含义之间进行选择, 每一含义对他来说不具备独立功能, 而是好像一项物质属性委身于他, 在他眼皮底下与其他含义融为一体。于是, 只因为他采取了诗意的态度, 他就在每个词上实现了毕加索梦想的变化:毕加索曾想造出这样一种火柴盒, 它整个儿就是一只蝙蝠, 却又始终是火柴盒。”在词义的这种吸收现象中, 个人的特殊心理和传记都对词义也起着扩展作用。苏珊·朗格说:“在诗歌里, 只有对照, 没有否定。”诗中的“无”“不”“没有”并不是单纯的否定, 而是以否定的方式创造了它们所否定的内容, 使肯定的内容和否定的内容形成对照。也就是说, 被否定的内容也是诗情借以呈现的积极的表现因素。节缩原则, 即借助穿插、简约、省略、遮掩等多种方式而达成形式的超容量, 从而强化诗歌意象的表现力, 提高情感品质, 并使人顿悟情感的复杂。


瑞恰慈认为思想在诗的经验只起次要的作用, 情感或兴趣才是诗的经验的核心。他说, “把思想当作其他反应的统治者或主动者, 是传统心理学最大的错误”, “人主要不是一种智能, 他是一个兴趣的系统。智能只给人帮助, 而不能推动人”。当我们读诗的时候, “在文字得到理智的了解和它们所引起的思想得以组成而被注意之前, 文字之运动与声音已在兴趣上有了很深的密切的作用了”“文字之声音与感觉首先发生作用, 而文字所包含的意义则被这种事实巧妙地影响着”“有很多的诗歌甚至一些伟大的诗歌, 其中文字的意义差不多可以完全丢掉或置之不理, 而诗歌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失”。瑞氏的说法针对英人根深蒂固的理性习惯有其道理, 但他还是堕入了英格兰的分析癖好。事实上, 在诗的经验中, 思想和情感、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一体。文字之声音与感觉固然影响文字的意义, 文字的意义同样影响于文字的声音与感觉, 其间的轻重要视诗的具体情形而定, 并无定例。因此, 如若我们不能理解诗中的思想, 我们也就不能理解诗中的感情, 甚至我们也不能对诗的运动和声音有正确的领会;反过来也一样。相信诗中文字的意义可以置之不理, 这是把诗错误地当成了纯音乐, 其中对诗的经验存在严重的误解。不仅如此, 思想对诗的重要性, 还在于它是新的感觉、新的情感的引领者, 还是发现新世界的罗盘。没有文艺复兴以来的新的情爱观念的传播, 也就没有所有那些歌颂情爱的近代诗篇。而思想正是中国旧诗最短的那块木板。旧诗的五七言形式所引起的文言与日常语言的脱离, 极大地限制了思想向诗的引入, 并最终导致了旧诗的停滞。


杜夫海纳对诗歌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是反驳了索绪尔命名任意性的神话。杜氏说:“命名的任意性是一个假问题。”他引维特根斯坦来反驳索绪尔:“当言语在欢乐时, 它就诞生了。于是, 我们可以放心地想象:命名是灵魂的某种独特的行为, 是灵魂给一个物体取名字的方式”, “词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意义和词与自己的意义真正相似的这种感觉”。杜氏把维特根斯坦的猜测推进到了另一面, “事物为自己命名”, “言语是从自然中涌现出来的”“在诗歌语言中——因为它是从自然中涌现出来的——所显示的是自然的诗歌潜能”。综合维特根斯坦和杜氏的观点, 我们可以说, 命名的行为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 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交感——言语的欢乐来源于此。实际上, 这一信念在欧洲有光明会的秘密传统。法国光明会的语言理论认为, 词不是人类的偶然产物, 而是来自于宇宙的原初统一体 (Ureins) ;词的叙说造成了叙述者与这样一种来源的魔术化沟通;作为诗歌中的词, 它让凡俗之物重新沉入了它们形而上来源的隐秘中, 让存在分支之间原本隐匿的类似性昭然显现。这一理论启示了诺瓦利斯、爱伦·坡和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说:“在词中有神圣之物, 它禁止我们与其做偶然的游戏。艺术地处理一种语言, 意味着进行一种魔术召唤。”语言学从语言的日常用法出发来认识语言的功能, 并把它推及于艺术语言。正确的研究方法也许应该反过来, 从艺术语言出发来理解语言。说到底, 语言的诞生是一首诗。语言的发生不是一种普通的实践行为, 而是一种创造的行动。语言并不像符号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理性之树上所结的果实, 而是一种感性的创造, 它首先是一种“表现”的行为:“语言通过表现能力证实自己的语言功能并实现自己的存在”, “我们通过表现能力向世界开放并卷进了语言, 因为每当语言出现于世界, 世界就闯入了语言”。符号学向美学侵入的方式, 昭告了理性的强暴和蛮横, 也预示了理性的末路。


十一

杜夫海纳说, 也许我们过分拘泥于语言的诗歌起源和它的逻辑使命二者之间的对立了。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 逻辑语言不仅说, 而且还显示:在显示句子的内在结构时, 它显示世界的逻辑形式。因此它具有自己那种方式的表现力:在表现世界的逻辑形式时, 逻辑语言也诱使我们认为自然想要像通过诗歌那样通过逻辑来自我表现。因此, “语言是在同样的表现性的功能中奠定它的合理性与诗意的。合理性是它表现逻辑的能力, 诗意是它表现显现力量的能力”。无论哪种情况, 语言“都使我们面对事物, 这事物有时作为事物系统的要素出现, 有时作为自然的见证人出现”。就此而言, 逻辑并不是一种纯形式化的代码运算系统, 而是事物显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十二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兰波说:“我被思想。”拉康说:“我思我不在, 我在我不思。”对于诗来说, 拉康是对的, 诗思入我不在的地方, 诗思入另外的我。另一位法国诗人让·贝罗尔说:“诗是他说和我说的交相辉映。”“他说”是另一个我在说, 是他者在说, 也是语言在说。这是贝罗尔所说的复数写作法。对中国诗人也许该强调另一点, 语言从不胡说, 胡说的总是人。


十三

然而, 诗的胜利要求复数写作法最终要回到单数, 否则复数写作法就是为不负责任和缺乏才能辩解的自欺。这一诗的胜利在现代诗中并不常见。写出的总是远远多于诗。


十四

庞德说艺术、文学和诗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就散文而言, 庞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 就诗而言, 这显然是对其性质的一个误判。诗不解剖人性, 诗发明人性。诗比任何艺术都奉献了更多的人性。


十五

桑塔耶那说:“‘表达’是一个不足信的术语, 因为它必须以传达或再现某种已知的东西为前提。事实上, 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 而创新活动的优点后来又转移到被表达的事物身上, 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皇帝的威严常常回溯及于其祖先。”换句话说, 对事物的表达也在改变事物, 诗的诞生参与了世界的诞生。


十六

桑塔耶那说:“在世界分裂为碎片之时, 艺术来到了, 并‘按照心灵的规律使之恢复原状’”;“科学的数学梦想都比感受和冲动的非理性的诗歌含有更多的美”。也就是说, 一首诗如果不能在它的局部中包含整体、有限中包含无限, 就不是一首理想的诗。任何一首理想的诗都在自身中体现着一种秩序的理想。


十七

歌德说:“惊异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尼采说:“诗, 是将现实引向新的早晨。”阿波里奈尔说:“惊奇是最强大的新生力量。”佩斯说:“诗歌是惊异的女儿。”埃利蒂斯说:“诗必须产生惊讶的效果。”诗是意识复活的早晨, 并通过意识的复活复活了世界的早晨。最终吸引一个成熟的读者打开一本诗集的, 必然是惊异——任何其他艺术都不能提供给我们的意识的那种神奇的境界。诗一直在不断创造和还原人类和世界。


十八

诗属于未来的心灵。诗人写诗, 而诗创造诗人。勒韦尔迪说:“是匮乏使所有的诗发生。”或者更有力的表述:“无处有诗。”勒韦尔迪解释道:“诗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身上, 但不受现在的我们支配, 而受我们想要成为的我们支配。诗存在于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但我们现在还不在那儿。”


十九

奥登说:“写诗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但这不是真的。奥登自己反驳说:“如果所有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但丁、莎士比亚、莫扎特、歌德、贝多芬从未活过……我想我不敢说 (生活) 会一样。”


二十

布拉德雷说:“诗既不是生命, 严格地说, 也不是生命的摹本”, “两者是平行发展的, 无处可以相遇”。然而, 对于理想的生活来说, 诗和生命应该处处相遇。布拉德雷的错误在于从生命中排除了想象, 在此前提下, 把两者对立起来。事实上, 人的生命始终是一个想象的存在。


二十一

奥登说:“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如此显而易见, 因此什么也用不着说, 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如此复杂, 因此什么也不能说出。”诗人过于关注自己的生活对写诗大概不会有多少帮助。记日记是小说家的习惯, 不是诗人的习惯。


二十二

歌德说:“诗在它的顶峰上显得非常外在, 诗越是复归到自我之中, 就越是走向了衰落的道路。”佩斯说:“诗歌即使不标志通常所谓的绝对现实, 那它无疑也是最接近现实的一种激情, 是对现实最接近的一种理解, 达到相似的极点, 在那里现实仿佛可以从诗歌中认识它本身。”史蒂文斯说:“诗歌无非是现实, 归根结底, 诗歌真理是一个事实性的真理。”沃伦说:“优美, 见鬼去吧!诗歌就是生活, 是充满了活力的经历。”贝恩说:“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距离现实非常近——他内心装满了现实, 非常之世俗, 是一只从泥土中生长起来的蝉, 一只雅典的小虫, 犹如传说中那样。他必须把那些神秘缥缈的东西极其谨慎地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艾略特说, 为了保持诗的纯, 必须容纳某种程度的不纯。也许有钻石一样纯粹的抒情诗, 但伟大的诗必须容纳散文。狄兰·托马斯说:“在诗的构件中总是留有空隙, 以便诗外的什么能够爬进来、溜进来、闯进来。”


二十三

诗的现代化并不是始于浪漫主义诸家, 它从罗马帝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时起, 诗的观念就已经悄然开始了其蜕变的历程。美学史上第一个谈到想象的琉善早已正确地指出:“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需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诗人们已经对想象的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马佐尼提出最好的诗是幻象的模仿。这一观点遭到塔索的反驳, 塔氏坚持认为诗是对“真相”的模仿。塔氏给“幻想”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幻想的能力类似光明之照亮万物和显露自己。”这一定义则根源于希腊人“幻想”是由“光明”而命名的认识。塔氏由此提出了“理性的幻想”“理性的想象”的概念。塔索对想象的性质的认识几乎和斯蒂文斯如出一辙。斯氏说:“像光一样, 想象什么也不添加, 除了它自己。”和塔索一样, 斯蒂文斯坚持认为诗歌提供的是一种真相、真理、真实, 是一种更加广阔的现实。斯氏说:“诗歌无非是现实, 归根结底, 而诗歌真理是一个事实性的真理, 也许会被那样的人看见, 他们对事实的感知的范围——即他们的敏感性——比我们自己的更大。”而卡斯特尔韦特罗已经对诗的语言的性质也有了崭新的认识。他说, “史家的语言是推理的, 诗的语言却不是用于推理的那种”。由此来看, 所谓诗的现代化, 实际上是让诗回到它的原初和根源, 回到理性和感性分道扬镳之前。


二十四

斯蒂文斯论想象:“想象是我们的才能的总和”, “想象力是唯一的天才”, “人即想象力, 想象力即人”。最后一条格言回应了狄德罗几个世纪前对想象的定义:“想象, 这是一种素质, 没有它, 人既不能成为诗人, 也不能成为哲学家, 有思想的人、有理性的生物, 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人。”


二十五

康德警告艺术家, “想象力在它的无规律的自由中只能产生无意义的东西”, 因此, “在它的自由活动里适合着悟性 (知性) 的规律性是必要的”。现代诗人在挥舞反理性的大旗前, 应该在康德的这一警告前三思。


二十六

埃利蒂斯的对称美学:“雅典山峦起伏的线条在巴特农神庙的三角门楣上得到再现。”无疑, 中国山水在中国精神里得到重现。中国山水孕育了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反过来又反哺中国山水。一个稍具修养的中国人很容易在中国山水中照见自己。而无论多么秀美壮丽的异国山水对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具有同样的魅力, 因为它们未曾在中国诗词、书法和绘画中浸染过。


二十七

罗马尼亚诗人鲁·布拉卡认为, 任何一首诗都应该像夏娃一样, 不带任何脐带的痕迹。我怀疑诗的这种纯粹性是否可能。夏娃没有脐带的痕迹, 因为它不是从人所生, 但夏娃以后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从人所生, 因此必定带有脐带的痕迹。这一痕迹正是人的标志。就其从人所生这一点, 诗与每一个人间道女性毫无二致。因此, 诗也必定带有脐带的痕迹。这一痕迹没有减少女性之美, 也不会减少诗歌之美。


二十八

我们说诗人是一首诗产生的最终条件, 并不是说在一首诗产生的过程中, 一切都是在理性的控制下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大脑的运作并非计算机的运算, 它带着每个人特有的情感和精神运作的势能, 并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瞬息变化。所以, 它有时极为高效, 如有神助, 有时却极为缓慢, 如蜗牛爬行。它的结果也是不可预定的。诸如“一首诗还未开始写作, 就已经完成了”之类的神乎其技的说法, 是上了科学主义的当而不自知。


二十九

艾略特曾经断言, 诗的产生先于形式。确实有某种东西在语言之前召唤诗人去为它工作, 但是, 这一预感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基因组合的受精卵, 必然导致某个婴儿的降生。诗人的工作是在受精之前。诗人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最好的基因并小心翼翼地加以组合。诗人是一个实验家, 而不是粗心的父母。在谈及写作经验时, 艾略特交了底:“在下笔之前, 我说不上要写什么, 直到跃然纸上了, 才知道那就是我心里想说的。”对此, 布拉德雷说得更清楚:“写诗并不是一个完全成形的灵魂在寻觅一个躯体: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灵魂寄寓在一个未完成的躯体之中, 这躯体也许只有两三个模糊的观念, 以及一些零散的短语。这种躯体把它的身量长足、使它的形状完美, 也就是构思的逐渐自我确定的过程。”


三十

金斯堡说, 跟缪斯说话应该和跟自己或朋友一样坦白, 使用同样的语言。对这种现代迷信的反驳是, 如果跟缪斯说话使用和我们日常说话一样的语言, 那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再跟缪斯说话, 你跟哥们儿和邻居叨叨去得了。我们之所以要对缪斯说话, 就是有些东西是我们用日常语言说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还有对厨房和卧室之事以外的兴趣。即使金斯堡自己也不可能完全用日常语言完成他的作品。


三十一

贝恩说:“人和语言的关系是先天的, 把词汇安排得令人陶醉, 这个本领您要么有, 要么就没有。”把语言的才能全部归结于先天, 并不公允。但我们知道, 这一才能的培养确实有一个节点, 在此之后, 你的努力都是瞎子点灯。我想把这个节点定在20岁也许还不算令人绝望。当然, 这一才能的培养肯定越早越好。写诗可以晚, 但才能的开发越早越好。有了写了一辈子诗, 就没有写出过一行好诗, 有人做了一辈子诗歌批评, 对诗就没有说过一句内行的话。最令人惊讶的是罗洛, 他在译诗的时候有能力把词语安排得令人心醉, 在自己写的时候, 却笨拙得叫人不得不替他汗颜。


三十二

杜夫海纳认为, 在艺术领域是自然在说话, 就像有时候自然通过某些自然物说话一样。自然为了说出自我求助于人, 为了能被理解求助于文化。在艺术作品中, 自然的诗歌潜能被表现出来了。在杜氏这里, 艺术的目的被设想为人与世界的交流。我曾说, 所有的词都渴望成为诗, 按照杜氏的看法, 那只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渴望成为诗。新批评式的封闭自足的文本是对这样一个交流目标的背叛, 与诗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十三

萨特说, 作曲家虽然可能是他发明其音乐主题的原因, 但感情在与音符结合的同时改变了本质。同样, 在诗里, 词语攫住感情, 浸透了感情, 使感情变形。诗人一旦把感情浇筑在诗篇里, 他就再也不认识它们了:“激动变成物, 它现在具有物的不透光性;人们把它关闭在词汇里, 而词汇模棱两可的属性使它混淆。”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诗的存在就很可疑了, 因为表现感情从而认识感情正是诗最有力的动机之一。诗中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变成物而死去, 相反它因为变成物而使自身成为目的, 从而不断被体验和被唤起。对于真正懂得感情的人, 它将被直接地、完全地领悟。只有感觉迟钝的人才会觉得艺术中的感情是不可认识的, 因为他们只认识感情的符号, 而对感情本身却一无所知。事实上, 诗中的感情被赋予了源源不竭的能量, 超越它所起源的情感。因此, 它不是被关闭在词汇里, 而是在词汇里永生。


三十四

诗人的真挚就是真挚地表达诗。诗既不表达它所由产生的情感状态, 也不表达诗人写作之际的情感状态, 它只表达诗。


三十五

叶芝说, 真挚的诗歌必须具有无法分析的完美, 必须每读一次都会使人产生新的感受;它的词汇应该像一朵花或是一个女人的身体那样巧妙、复杂、充满神秘的生命。如此, 诗乃能为感觉以外之物创造属于自己的形体, 一种如世间之物一样可靠的物, 而且比世间之物拥有更强大的战胜时间之腐蚀力量的力量。


三十六

帕斯捷尔纳克声称, 对于诗, 他念念不忘的是内容。他说:“我梦寐以求的是让诗本身含有内容——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让它以自己的全部特点镂刻在书中, 并以其全部无声的语言和全部黑色的 (即没有色彩的) 印刷, 从书页中发出声来。”他又说:“我什么也不想表达, 什么也不反映, 什么也不表现, 什么也不描写。”显然, 后者是对前者的反驳。当我们听他说道, 诗通过听觉像抓住一种声调一样抓住主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确认, 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在通常意义上谈论所谓的内容。他所说的内容是使他的诗从根本上区别于他人的东西, 这种东西的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形式。


三十七

斯蒂文斯指出, 存在两种使用语言的倾向:语言的禁欲主义试图剥离词语的一切联想, 语言的享乐主义则毫无限制地扩展词语的联想。这两种倾向都会造成语言的退化。语言的进化依赖于两者的冲突及其平衡。在我们这里, 开始于1949年的语言的禁欲主义,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受到朦胧诗的挑战。在诗歌范围内,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主流的倾向则是语言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诗人意识到, 必须对词语的联想功能加以适当限制。


三十八

瓦莱里认为, 与音乐相比, 语言特性的多样和复杂在创造一种纯粹的诗情方面是一种劣势。但是, 语言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许恰恰是它的优势。诗之所以能够调动并服务于人的全部身心正赖于语言的这些多样的特性。如今, 音乐家已开始意识到噪声在音乐中也应有其一席之地, 诗人更不必为语言特性的多样感到不安。当然, 在如何让语言的多样特性服务于创造诗情的统一目标, 诗人面临的工作始终是复杂而艰巨的。


三十九

诗的情感是一种创造, 也就是说, 不借助诗的形式, 此类情感就无以表现自己。叶芝说, 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之前, 是并不存在的, 或者说, 它是不可感知的, 也是没有生气的。从这个角度说, 诗的情感不同于实际生活中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 诗的情感不具有真实性。事实上, 诗的情感比生活的情感更强烈、更纯粹、更有生气。从这个角度说, 诗是生活的精华。把诗的影响视为虚幻, 是因为我们经常忘了,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创造。把诗视作一种独立于生活的活动, 试图隔绝诗和生活的联系, 无论是把诗抬举到生活之上供奉起来, 还是把它贬低到生活之下加以蔑视, 都不会成功。


四十

一个生活中薄情的诗人, 却惯于在诗中表现忠贞的感情, 这是否意味着诗是一种谎言?对此, 我想说的是, 诗的情感只要打动我们, 就意味着真实。然而, 凡经验都是过程性的, 它随时准备滑向另一种性质相反的经验。所以, 诗的真实、诗的忠贞总是甚于诗人。你要为诗而感动, 但要警惕被诗人所欺骗。


四十一

生活中的诗人形象常常否定诗中的诗人形象, 让我们对文如其人的信条发生动摇。实际上, 诗中的诗人形象是一种“创作”, 常常反映着诗人所缺少的一面, 这就是文学的补偿机制。但是, 我宁愿相信诗中的诗人形象正是诗人本来的形象。诗创造诗人, 但诗人的野心往往毁掉诗人。


四十二

瑞恰慈分析了“形式的因素”在艺术中得以特别重要的原因:一是形式的因素所必然会产生的反应是一致的;二是由于它们的原始性。换句话说, 形式的因素激活了我们被抑制的感性, 使我们天生的感受力得到充分的恢复, 我们感到生活的偶然的、外来的方面退缩了, 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四十三

布罗茨基认为诗是语言所授予。埃利蒂斯说:“诗歌永远是语言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运动的产物……我时常由于语言的指引而道出一些我不曾想到的东西。”希内却说, 关键行动先于语言。弗罗斯特说:“一首诗开始是喉咙里的一口痰, 一种思乡情绪, 一种相思病, 它发现思想, 思想发现语言。”还有诗人说, 诗人是诗的父亲, 语言则是诗的母亲。奥登对布罗茨基的说法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诗人有意给自己留两手。实际上, 布罗茨基的写作甚少仰仗他的语言才能。对诗人而言, 语言学拜物教或许并不比其他拜物教更好。诗的水源秘藏于比语言更深的地方。诗到语言为止, 就是说诗人从未触摸到那个更深的水源。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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