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先生自选诗学文章之七：

所谓“朦胧诗”的面世是近十年中国新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毫不夸张地说，其意义是划时代的：这陌生的“蒙面人”一经出现在诗的地平线上，就使读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视野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尖锐的楔子楔入习惯惰性的深处，任其流血、剧痛而终不能复元。但更重要的还是被归入“朦胧诗”名下的一批青年诗人在创作中所坚持的个体主体性的原则立场和诗歌本体的指向(参见拙作《实验诗：生长着的可能性》)：它不仅使业已获得生机的诗坛再也无法恢复到它所无意识趋向的大一统格局，而且开辟了进一步分化、发展的众多新的可能。

　　无论历经了怎样的曲折坎坷，“朦胧诗”还是实现了对当代新诗的有力变构。八○年左右，一种二元分立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随后围绕“朦胧诗”爆发的论争只是把这一局面凸现出来。然而这一局面很快就受到了新冲击──快得甚至有点令人无所措置。冲击来自更年青的一代诗人，他们被集体命名为“第三代”诗人。无论如何这是当代新诗的又一件大事。这不仅因为其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冲击之激烈广泛，足以造成某种“全方位的喧哗与骚动”，而且因为它的介入——这种介入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入侵”──带来了当代诗坛一系列新的、某种程度上更为深刻的变化，从而同时发展了其困境和生机。

　　如同“朦胧诗”一样，所谓“第三代诗”也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后设指称。由于有关的界说多来自“个中人”，就显得格外梳理不清。不过这并不重要。就笔者而言，它乃是指继“朦胧诗”之后又一次探索新诗变革的青年诗歌现象。需要补充的是：第一，应该把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诗”和作为诗歌实体的“第三代诗”区别开；第二，应该把笼统的指称和单个的诗人区别开来。后一点相对于那些一直以游离的态度置之度外，而又具有鲜明探索意向和实绩的诗人尤为重要。

　　“第三代诗”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是经由1985年四川的《大学生诗报》、《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到《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主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而逐步树立起来的，其树立方式具有明显的运动特征，即经过了组织的广泛而自发的群众性。这是它有别于“朦胧诗”的第一点触目所在，并立即为反对者提供了指控的理由：它看起来确实像是人为造成的。但这类指控很难成立。且不说存在于运动对面的现实诗歌秩序的压力──它刚刚以“宽容”的姿态默许了“朦胧诗”的“合法”地位，对更新一代的诗歌却仍然熟视无睹，拒不接纳——是导致运动产生的直接动因(虽然也只是表层的动因)之一，仅就运动本身而言，却远非任何人力所能企及。在这样一个偶像破灭的时代，设想一个高居运动之上的号令操纵者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组织者在这里只是充当了穿针引线的角色，以致在运动过程中更多地隐而不显，真正被凸出的是过程本身。此外，运动构成的复杂性也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参加“大展”的“群体”多达84家。尽管去除了那些玩世不恭者和被胁裹进来的泡沫成份，具有实体性(较明确的理论主张和相应的创作实力)的不过数家而已，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在诗歌观念和美学追求上如此不同，以致截然相悖(突出的如“他们”之相对于“非非”；“莽汉”之相对于“整体”)的群体何以会走到了一起？它仅仅是一种追逐功利的现实联合吗？

　　假如这就是答案，那么这场运动就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一场纯粹的“痞子运动”；而假如我们觉得这样说有哪里不对头(倒不是不忍心)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追问：是否有某种更内在的动因在背后支配着这场运动，赋予其以实质内容，从而使那些放肆的叫骂，眩目的旗帜，夸张不实的宣言口号、广告张贴，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自恋自爱，诸如此类，相比之下即便不是它的附加成份，也只是它的手段，病态而不无合理性的手段？而如果说手段的病态必然意味着过程和目标的病态(它们确实是病态的──这么多人狂热地投身同一诗歌运动，不能不是一场“病”)的话，那么，透过所有这些病态，粉碎运动造成的集体幻像、清除掉它自我涂抹的油彩，最后，经由还原而消解和抛弃运动本身，就是提示出上述动因的必要前提。

　　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诗”选择“朦胧诗”当成主要的攻击目标肯定有其策略上的考虑；但这种明眼人一看即穿的把戏并不能说明什么。在诸如“pass”、“打倒”一类的激烈言辞后面，显然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心理──艺术事实，即被明确意识到的与“朦胧诗”的差异和分野。韩东是在1982年就最先对此作出了清醒表达。周伦佑则在最近的《论“第三代”诗歌》一文中进一步将其系统化了。

　　然而我们却必须从二者的一脉相承性出发来论及于此。“第三代诗”在许多方面沿用了“朦胧诗”当初的一套做法，例如组织社团、自办刊物等等。这些都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美学立场的内在一致。我曾经把从“美”的主体意识(大写的“人”)的觉醒，到个体主体性(小写的“人”)的确立，作为十年来中国诗界、乃至文学界所发生的第一义精神事件来加以肯定；廖 亦 武的一行诗句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们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重点系引者所加)

“朦胧诗”所接续，或者说激活的，正是这样一种诗的传统，这样一种立足自身，并经由自身发现，反抗、超越、重建传统的传统。“第三代诗”直接受惠于这历史性的成果，而将其作为创作的现实前提。另一方面，差异和分野也就由此发生。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个体状态和自我意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单个人的性格无关，恰恰相反，它突出的是具有不同创造秉赋的个人在社会──文化境遇和相应心态上的某种一致性。“第三代诗”和“朦胧诗”在这方面的区别可由以下一系列对比(它只能是主要的和相对的)见出：

　　“朦胧诗”

　　社会──文化境遇大一统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对抗；文化关禁下的有限选择；价值的紧张危机；道德的人格化、心灵化。

　　心态更多诉诸人道、人性的思辨和抒情力量；追求自由的崇高感；普遍怀疑中的积极维系；反抗异化的悲剧意识。

　　“第三代诗”

　　多元趋势中的意识形态解体；文化开放中的多种选择可能；价值的松散悬浮；道德的商品化、物化。

　　更多强调个体生命的原生状态；承受自由的失重感；自我中心造成的责任脱节；悬置异化的“中空”意识。

　　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同样经历了某种隐蔽的、“地下”(即在公共视野之外)的“个人化”阶段的话，那么前者是被时代拘囿的，后者则是被时代解散的。被解散的个人乃是更纯粹、更彻底的个人。无论出于自觉抑或被迫，在远离时代中心的地方他都成了“局外人”。这与“朦胧诗”不由自主地置身“局内”，是一个综合性的对照。

　　对这种“局外人”境况的意识在于坚的一句戏语中被比喻为“站在餐桌旁的 一代”。它令人窘迫，同时也必将成为一种动因。它使生命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创造或破坏的可能。在前一种情况下，诗人成了孤临一切的“造物主”；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和“莽汉主义”所宣言的，成了“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幻觉(谁能跳出这世界的“局”外？)，然而却可以成为新的精神漫游的出发地。

　　首先，漫游者据此而自我确认了其自由的身份和姿态。这几乎可以立即解释“第三代诗”内部的诗歌观念和主张何以如此分离以致对立(在“平民化”之外有“王者化”、“先知化”；在“口语化”之外有“高蹈化”、“隐逸化”、在“纯诗”之外有“非诗”、“反诗”，如此等等)，而总体上却又表现出对“朦胧诗”的针对和反叛。在“第三代”诗人眼中，后者无疑已凝为某种固定的身份和姿态(例如“思想者”、“英雄”、“崇高的人格化身”等等)。时间的魔术从背后支持着他们作出这一确认，并促使他们去占有那些被时间圈定了的“领地”之外的广阔空间，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样面临被凝固的危险。

　　其次，无论对“朦胧诗”所作的派定和置换游戏(将其特有的时代特征派定为一些相应的概念符号，然后置换进“反……”的现代公式中)，有多么幼稚和粗暴，自由的新一代漫游者都适时地将精神漫游变成了精神冒险。毫不奇怪，在这种用语言对抗语言的冒险中，现有“权威”的神圣性或“神圣”的权威性一无例外都遭到了亵渎(此前“朦胧诗”已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过这样的亵渎，不幸的是它如此之快地被纳入一场更大范围的亵渎之中)。这即便不是冒险者的使命，也是他的特 权，尽管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滥用这种特 权。一些简单的或不那么简单的“造 反者”及其附庸的混迹者的加入，使“第三代”诗歌运动像是在进行一场单方面的、不宜而战的、通过饱和的地毯式“轰炸”而平地创造废墟的语言战争，但盲目否定的“废墟癖”并不是它真正的灵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也不能掩盖其中的佼佼者在厉行由“朦胧诗”所开始的诗歌实验过程中迸射出的异彩。

　　“第三代诗”的实验倾向突出地表现为生命领域的开掘和语言意识的强化这诗歌艺术的两端上。它经由对“泛文本”和“绝对文本”的反向追求而得以同一。 一方面世界之所存者皆可入诗：从琐屑的日常景观到神秘的巫术玄思；从现代人的孤独荒诞到初民般的混然不察，从得自民间的脏话俚语到置身天国的人神感应，从稍纵即逝的原始性 欲到永恒追慕的大化宇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 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要求提到诗的文本高度加以对待，经由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而获得自在的生命。“他们”之“诗到语言为止”的明确主张、“非非主义”之“诗从语言开始”的着意强调，“整体主义”之意欲把语言“处理成一个实体，处理成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层次”的勃勃野心，诸如此类，无不折射着与此有关的自觉努力。这种努力有时到了某种临渊履薄走钢丝的程度。例如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对无明确指向的“歧义”、“复义”、“多重象征”等语义层次的一般重视被发展成对超越一切语义指向的“语感”、“语晕”等“纯粹”诗歌文本特性的强烈追求，反逻辑的大规模语言“出格”(偏离)被导向反修辞乃至反对语言本身的不可思议的深处，等等。

　　“第三代”诗人多半乐于在探索的每一向度上走极端。他们毫无忌惮地毁坏一切自认为应该毁坏的，标榜一切自认为应该标榜的，以致有时根本不能分清，这里哪些是彻底的义无反顾，哪些是庸俗的哗众取宠；哪些是诗性的任性率真，哪些是练达的时尚利用；哪些来自追求艺术的献身冲动，哪些根源非得即失的聚赌精神。或许在所谓“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这些本来就互相渗透，彼此会合，所以他们才如此纵横阖捭，不管不顾。这不可能是理想的诗歌状态，然而在一个习惯倾向于单一、保守、封闭、僵硬的传统──现实格局的背景下，却是新的诗歌理想诞生的激烈前奏和必要中介，其自身同样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生长因素。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第三代诗”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值得研究的东西。它冲破了许多禁区、同时也标定了若干极限；实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诗歌可能，同时也跌进了一些事先设置的语言陷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同时呈现了众多的转化契机。它给诗坛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秩序。认为混乱本身就是秩序是一种形成。

　　“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曾经是一个流传在许多“第三代”诗人中的口号。无论这个口号自身矛盾和虚妄到了什么程度，某些“第三代”诗人似乎确实成了他们自己的上帝。他们的“造物”构成了“第三代诗”的实体。这个实体究竟有几多价值需要置于一个逐极扩大的诗歌序列(从中国现、当代诗歌到古代诗歌，再到世界诗歌)中予以不同层次的细估和评定。它完全可能被淹没，但肯定不会归于虚无。匆匆忙忙地给出结论，特别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宣言或理论给出结论是不必要的。以至关重要的文化态度为例，“第三代诗”的真正姿态就远非“反文化”可以涵盖。除“反文化”外，尚有“非文化”、“唯文化”、“泛文化”等倾向，且存在相互间转化的可能。

　　为了提供一份第一手的“参考文献”，我们选编了这部诗集。这们希望它能帮助人们意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由于“第三代诗”的介入，当代新诗已经发生了继“朦胧诗”之后的二次变构。它不仅导致了诗歌格局在持续分化中进一步趋于多元，而且以全面毁坏──重建的探索方式昭示了新诗变革经由个体创造力的进一步解放而迂回深入的内部活力和进程。另一方面，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诗”从它惊世之日起就已解体，在这一运动中达成的群体联合也将逐步失去意义。凌驾于一切具体运动和现实秩序之上的，是永不满足的诗歌本身的运动。选择诗者必被诗所选择，而它只选择、接纳单个的诗人和作品，并通过他们显示出，只有它才是最后的支配者，才是那最内在的动因。

　　　　　　　　　　　　  1988年11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