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了。从新诗诞生的那一天起，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休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对新诗人来说，这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光辉成就与悠久历史，新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新诗人要尽力挣脱古典诗歌传统的束缚与禁锢，不惜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中国的诗学革命之火；另一方面，新诗人的骨子里有着民族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对古典诗歌意象意境与表情方式的眷恋，他们的创作无时无刻不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不只是新诗诞生初期新诗人“放脚”之作沾染着“缠足时代的血腥气”，就是百年后的今天，新诗人身上传统的烙印也处处可见。正是对传统的复杂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如布鲁姆所说：“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 因此，对古典诗歌与新诗的诗学内涵加以探究，盘点中国古典诗学的家底，考察中国新诗的现状，摆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弄清新诗人从古典诗歌中应该汲取什么，摒弃什么，就成为当代诗歌理论界必须关注也必须承担的一个重大课题了。

    那么，由谁来承担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呢？很明显，就当下新诗人与新诗评论家的现状而言，他们中有些人“食洋不化”，对古典诗歌抱有偏见，姑且不说；即使那些不抱偏见的诗人与评论家，大多也缺少古典诗学的素养与专门训练，承担这样的课题，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呢？从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而言，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相当一部分专家受学科分工的限制，把自己拘囿于古典文学的某一研究领域，对新诗或是看不起，或是不愿看，要这些与新诗有巨大隔膜的人去研究新诗与古典诗学的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能够承担古典诗歌与新诗比较研究这样课题的，必须是一种复合型人才。他既要有古典诗学的深厚修养，又要有对新诗历史与现状的全面把握；既要热爱古典诗歌，又要对新诗有浓烈的兴趣。这样的人才尽管难得，但不是没有，《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的作者杨景龙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杨景龙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古典诗歌的研究方面有扎实的基本功，自不待言；难得的是他对中国新诗也有深厚的感情，他熟悉新诗人，对新诗名篇如数家珍，对新诗发展历程了然于胸，对新诗的成就与不足也有清醒的认识，这样他才有条件承担“中国诗学精神与现当代诗歌”这样的课题，其研究成果才能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诗探索》以及多家高校学报上发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于2004年出版。此后作者又不断加以完善，增补了大量内容，于近期推出了《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修订本）》，为古今诗歌传承研究提供了一部扎实的奠基之作。

《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修订本）》的诞生，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诗歌是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东方文化精神的鲜明体现与集中代表。中华民族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追求，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他们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抗争中显示的崇高的精神风范，他们作为支撑中华文化的栋梁与杠杆所发挥的作用，无不在中国诗人的笔下显露出来。“五四”前后，中国诗歌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新诗诞生了。新诗无论思想情感内涵还是外部形态都与古典诗歌有明显差异，但是民族的心理定势、诗歌文化的固有传统、积淀在中国历代诗人意识与潜意识中的诗歌审美观念的共性成分，使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依然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贯通着发展了的但又有着同一性的诗歌精神。中国诗学理论大厦的构建是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者与新诗人、新诗评论家共同的事业。《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修订本）》的推出，就体现了一种古今贯通、优势互补的研究方向。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就新诗人与新诗评论家而言，可以敞开胸怀，对古典诗歌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作出科学的分析与公允的评价，进而汲取与吸收古典诗学的合理内涵，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构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大厦做出贡献。就古典诗歌读者与研究专家而言，可以从拘囿自己的学术壁垒中解脱出来，扩大视野，建立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整体观，并借鉴现代学人的思想与方法，为古代诗学的研究开创新局面，进而可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提供新的角度与丰富的思维资料。

《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修订本）》是一部有特色的书。其特色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贯通古今的学术眼光，面向当代的学术立场，坚实厚重的学术内涵这三句话。

贯通古今的学术眼光，是指作者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古代诗学的某一领域，或是现代诗歌的某一阶段，而是把从古至今的诗歌看成一个整体，在形式的不同之间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在思想的冲突之中寻找它们共同的精神品格，从而在古今诗歌的交叉部位为诗学理论拓展新的思维空间。诸如作者借鉴容格的“原型”理论，指出古代的那些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情感内容的“原型”、“母题”，总要对后世文学进行笼罩性的渗透，致使一些形式或模型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或显性或隐性地出现。如“乡愁”这一母题，在历代传承中便形成了“登高思亲”、“望月思亲”、“佳节思亲”、“远望当归”、“秋风日暮起乡愁”等模式。以“登高思亲”而言，作者先从《诗经·魏风·陟岵》讲起，指出每章的首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登上山冈的高处，遥望故乡亲人的情景。此后这样的情景在屈原、谢眺、宋之问、柳永等诗人的作品中不断出现，一直延伸到现当代新诗中。如台湾诗人白灵的《西望》，写诗人“居此千山之上”的高处，向西眺望故乡的锦绣河山，追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仿佛看到了“祖先们的血泪”，听到了他们的“期语”。正是由于有了贯通古今的眼光，作者才发现我国古代诗论所说的“诗胎”、“诗祖”，近似于西方文论中的“原型”、“母题”，同一“诗胎”、“诗祖”即“原型”、“母题”所衍生出的作品，往往具有基本相同的主题和手法。像这样贯通古今的发现，确实打开了古今诗学比较的新空间。

    面向当代的学术立场，指的是作者立足于当代，心中有当代，从而使研究成果能为当代诗人、学者所接受，能够对繁荣当代诗歌创作，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诗学体系有所裨益。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上的诗学理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都是通过对文学史、诗歌史或词学史的研究，通过对前代作家作品的评鉴，来力图改变当前文坛的流行风习，为当代创作标正鹄的、树立典范的。正是基于面向当代的学术立场，作者在疏理、阐释了古今诗歌思想观念的渗透和艺术技巧的传承的基础上，写出了《月亮的背面——古典诗歌的负面影响》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以古典诗歌为参照》这两篇文章，鲜明体现了作者对当代诗歌创作与研究现状的关切。在《月亮的背面——古典诗歌的负面影响》一文中，作者指出由古典诗歌的主情传统到新诗中的“滥情”与“颓废”；由宋诗的主知传统到新诗中的“直白”与“晦涩”；由元散曲的俚俗诙谐到新诗中的“鄙俗”与“油滑”；由儒家诗论中的泛政教化到新诗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对新诗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就事论事、简单粗暴的指责，而是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找原因，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而《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以古典诗歌为参照》，则涉及到对新诗形式建设等的全面思考。作者针对新诗的痼疾，从古典诗歌中寻来药方，且不说这药方是否灵验，单就作者对新诗与新诗人的拳拳之心而言，也足以让人感动了。

    坚实厚重的学术内涵，是指这部书显示了作者跨越古今、沟通中西、厚积薄发的学术造诣。这一方面体现在这部书涉及诗学问题的广度上。作者把本书的主要内容分成主题篇、方法篇和典型篇三大块，在主题篇中涉及到时间、生命、爱情、性别、政治、伦理、爱国、乡愁、自然、哲学等题目，主要比较了古今诗歌在“写什么”方面的异同。在方法篇中则胪列了押韵、建行、复沓、对偶、意象、比兴、象征、意境、叙事、戏剧化、互文、用典、拟作等技巧与手法，主要比较了古今诗歌在“怎样写”方面的异同，从而展示了作者总揽全局，视野开阔的胸怀。另一方面又体现在所论述的诗学问题的深度上，即作者对上述问题一一阐述时，不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而凝聚着作者考察的细致与思索的深刻。以“方法篇”中对“拟作”的考察为例，作者指出创造从模仿开始，从魏晋时代起，因为有了丰厚的古代诗歌传统积累可资效法借鉴，诗人中开始兴起拟作的风气。在例举了古人与新诗人的大量拟作之后，作者进而讨论了现代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戏仿”：如罗青的《观沧海之后再观沧海》对曹操《观沧海》的戏仿，曲有源的《雨巷》对戴望舒名篇《雨巷》的戏仿等。这类作品通过对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的仿效，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从而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同时获得某种启示。类似这种由古人的“仿作”一直沿续到现代诗“戏仿”的考察，在书中多处可见，作者仿佛是在掘一口深井，连接了诗歌史的通道，思想智慧的泉水便汩汩而出了。此外，作者在“典型篇”中对胡适、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纪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昌耀、任洪渊、舒婷、于坚等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的逐一考察，既是对“主题篇”、“方法篇”涉及的问题的深化，又是对这些诗人艺术个性由来的追寻，本身便是一组富有特色的寻根溯源、内涵厚重的诗人论。

    我的恩师张寿康教授曾在给我的第一本书写的序言中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最好的书是那些能够提供最丰富的思考材料的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杨景龙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修订本）》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值得向喜欢诗歌的读者推荐。

       2019年7月15日于北京花园村

      （《中国文化报》2019年8月12日• 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