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具体何时，抒情诗即使没有完全沦为诗歌写作的贬义词，也离之不远了。这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长久的毫不顾及读者观感和情绪的政治抒情诗早已让人反胃想呕。尽管依托于某种强大的推动，它还源源不断地以传声筒和独白的方式生产，但毫无疑问已经在诗史上不再占有位置。而超越政治抒情诗的理想抒情诗和情感抒情诗，也似乎成为乌托邦，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以代表实利主义的商人和商业崛起。在量化统计的金钱之眼中，抒情是一种病，一种没有回收价值的垃圾，一种污染，一种多余，一种应该驱逐的东西。和金钱谈感情，差不多就是和刽子手谈生存，没有意义。

在抒情诗被看低的诗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兴起了反抒情的诗歌，一条道路是所谓的零度书写，把所有对象作物化处理，从而将主体之眼视作不动声色的照相机、摄像头。这里没有热血沸腾，没有焦虑躁动，没有悲恸欲绝，没有喜极而泣，只有冷眼旁观。它把丰富的人性驱向单一的维度，把深处各种情绪的少年、青年、成年、中年驱向枯竭的已对世界和未来不抱幻想的老年，它将人深处的欲望动能封存，将人深处的精神动能石化。这些零度书写从效果看，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没有抒情，但从诗人们的创作理念看，则是反对情感用事的。还有一条道路则是陈腐知识的堆积和炫示，做单纯的典故和语言的游戏。这里古董如山，要的是人考证索隐，需要的是孔乙己似的腐儒，得通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这些诗人，要么沦为中国古人的仆人，要么沦为西方大师们的掮客。他们恃掌握的所谓学术权力和文化资源，明显左右着当前的诗歌场域。九十年代一拨以民间为旗的诗人曾向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展开攻势，却被一些学院背景的批评者单纯地、片面地贬低为诗歌的权力之争，其用心得格外警惕。

抒情诗的没落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写抒情诗一一不仅不是没有人写，还有不少人写，只是它无法再居于开拓性、主导性的诗歌潮流。抒情诗是否意味着过时？显然并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过时。

而诗人卢山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一直走在抒情诗的锋刃上。这是适合他性情的诗歌道路。但有一个明显的发展，那就是从一般的校园抒情诗人转变为真正的抒情诗人。校园抒情诗人最大的问题是情感的廉价和泛滥。并不能简单地说这样的情感不真实，毕竟绝大多数人实际都会经历这一阶段。但恰因人生阶段所致，校园抒情诗人掺杂了太多过于明显的矫情成分和太多过于外在的他人影响。矫情的成分可以用辛弃疾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一句概括，没有病也要装病呻吟，没有痛也要制作伤口喊痛，有点小伤便好像已经经历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至于影响，每个人都受别人影响，是各种文化投影交叠的场域和产物。但校园诗人所受影响，还缺乏深层次的转化机制。这使得主体还差不多完全在别人的框架下写作，并且把这样的框架视为圣旨，没有意识到它的陷阱。矫情和模仿是一种典型的伪抒情，让抒情诗失去了抒情的根基。反抒情写作得势的一个原因便是伪抒情的泛滥，尽管主要并非校园抒情诗。抒情诗之所以是抒情诗，当然还是需要从真情实感出发，从自己的经验、情绪、思想出发，一种伪装的情感和仅仅作为他人情感的发声器官、传声筒的诗歌，是永远无法真正进入抒情的王国的。

卢山作为抒情诗人，也曾经历这样的阶段。作为诗友，我手头保存了他的两本自印诗集，一本是2012年印制于南京的《上帝也是一个怕冷的孩子》，一本是2016年印制于杭州的《最后的情欲》。无论是装帧设计的精美还是选诗的精当，自然以后者为上。同时拥有两本并未进入市场的集子的诗友必然不多，如果再加上《南京我们的诗》则少之又少。这让拥有者可以更私密、更深入地感受和考察诗人的写作道路。作为中文系出身背景的诗人，卢山当然阅读过不少经典诗歌，一些还可流利背诵，其写作也自然带着这些因素的身影，比较显在、又影响深远的，至少有三个向度。

一是莽汉的向度。莽汉主义是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之一，可以说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成员可以说是中国的金斯堡。它的诗歌声誉是如此之高，存在时间是如此之短。这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传奇性。莽汉主义中成就最高的是李亚伟。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豪猪的诗篇》。可以说，莽汉就是抒情的豪猪。在抒情的王国里，它和吴侬软语的抒情不同，和情义绵绵的抒情不同，和文质彬彬的抒情不同，和“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婉约抒情不一样。它是有力量的抒情。但它也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豪放抒情不同，也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似的革命抒情不同。这些诗固然有力量，但依托的是书面语境，体现的是文人志士的豪迈和政治英雄的放达。而莽汉的抒情是草莽味的、粗砺化的、江湖气的、野兽性的，操的常常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口语，既有着愤世嫉俗，又有着玩世不恭，但底子其实异常纯情，只是外化的形态不同罢了。套用邓晓芒形容王朔的一个短语，即“痞子的纯情”。在表面的极不纯情、杂质淋漓的情绪后面，莽汉的抒情有时甚至比言情小说的主角更纯情。卢山大学负笈成都四年，深受四川文化环境尤其是莽汉主义的影响。他有不少承续莽汉主义的创作，粗俗、纵情、夸张、愤慨、左冲右突，有着强烈而鲜明的语气，里面夹杂着批判、反讽、向往和幼稚。莽汉要反对的一个方向是“妈妈的诗”，而倡“男人的诗”。

这也是卢山的诗歌底色：“他经常说先成为一个男人，再成为一个诗人。”在早期，莽汉倾向明显的诗作是《大学啊大学，你是一群杂种的后花园》（2008年）、《在大学里写诗》（2009年）、《噪音颂》（2011年）等，后期像《对不起，你被删除了》（2017年）还延续着丝丝莽汉的魂魄，只是更醇厚了，有着更大的批判力量和回味空间。即使一些似乎并不莽汉的诗作，也渗透着卢山所受的莽汉影响，比如《三十岁》（五）。这首诗无疑是卢山写作生涯中的一首代表作，表明了诗人可以达到、已经达到的写作高度。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银光闪闪的火车头啊

仿佛一头春天的小猛兽

腰间挂着十万吨情诗，攀上了一座座峻岭。

“腰间挂着十万吨情诗”这样的表达，显示了《硬汉们》和《二十岁》的细节。在《硬汉们》中，李亚伟写到：“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在《二十岁》中，李亚伟写到：“我举着旗帜，发一声呐喊/飞舞着铜锤举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卢山的诗行显然综合了李亚伟的句子，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诗歌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海子的向度。海子这位梦想登上诗歌王位的抒情王子，堪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一抒情诗人。在刀劈斧砍般的语言下，海子抒情的纯粹性、直击性曾深深打动和影响不止一代的诗歌青年。作为安徽老乡，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诗人无疑在卢山的诗歌道路上处在其他诗人无法替代的位置。他也曾专门前往海子的故乡安庆“朝圣”。早期卢山的诗，海子的声调、气味、意象、情绪是弥漫性、统治性的。卢山在诗中多次写父亲，而海子则是他的诗歌之父。卢山在诗中多次写兄弟，而海子则是他诗歌的兄长。从一开始，他对这个父亲和兄长充满了依恋、依赖的真挚情感，而不是像造反者以斗争的方式弑杀。无论是《上帝也是一个怕冷的孩子》，还是《南京我们的诗》（第13期），卢山都将写于2005年的《海子·诗人》放在第一篇的位置。2008年的《在春天》反复提到自己想起海子。在2010年，他写下的《哥哥，除了春天，什么能慰藉你的一生？》则径直称海子为“哥哥”。海子之于卢山的诗歌是一个开始。在《上帝的恩宠》一文中，他说：“从海子开始的，不会自海子结束。”卢山早期的诗作难以真正独立，就在于太海子化了、太海子腔了。可以说，他早期的诗是复活的海子完成的，是海子的幽灵写下的。而海子毕竟只活了二十五岁，更重要的部分则未能展开。而卢山则似乎帮海子展开了未完成的部分，那就是更具生活意味的意象和经历进入诗歌的腹地。这时的卢山才真正远离海子，才真正抛弃海子这个拐杖，独自远行。

三是民谣的向度。就一般情况而言，民谣具有中间性。与流行音乐相比，它显得沉寂、不够热闹，甚至有些边缘，不那么贴近大众，可以说流行性、通俗性不够。与诗歌相比，它又显得浅显化、流行化了，深度空间不够。但最好的民谣往往靠近诗歌，甚至就是诗歌。因为就本质而言，两者都是灵魂的艺术。以诗歌标准而言，一些民谣有其缺陷，但因为音乐性的存在，不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正是民谣与诗歌的亲缘性，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像崔健的《一无所有》也被一些学者纳入到文学史当中。卢山本人是非常喜爱民谣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这种艺术的诗性、抒情性和批判性。他本人也花过功夫练习吉他，甚至偶尔登场表演。曾经我们在南京的可一画廊举办过诗歌朗诵会。会上，他弹唱了周云蓬改编的海子诗《九月》。如果深谙民谣的人看卢山的诗，想必会看到不少元素的渗入。在此亦以《三十岁》（四）中的一个细节为例。此诗有这样的句行：

这几年我常常在梦中被一列火车惊醒

有时候是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

它盘踞在我的背脊上，呜呜的鸣笛声

在秦岭的隧道里一直没有散去

其造句和意境便带着李志《关于郑州的记忆》的影子。李志的歌中吟唱了“我”坐火车经过郑州，想起了曾在郑州的日子，想起了煤烟味的久久不散：“她说她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她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卢山也写火车经过，只是地点不同，也写了那种久久不散的意绪，只是气味成了声音，也写了身体，只是部位已变，由脖子成了背脊。两者有着非常亲近的诗歌情绪。但在这里，读者又完全感觉不到诗歌是民谣的附庸，反而是并驾齐驱，相互争雄，难分高下。可以说，卢山已经将所受的民谣影响成功转化、内化为成诗歌的有机部分。民谣的内容特别是精神气质可以说已经是血液，成为卢山自我支撑的必要因素和诗歌创作的一大基石。

当然，卢山并不只受这些因素影响，比如《李奶奶的骄傲》、《药厂职工张小平》等明显受到于坚等发扬光大的日常生活书写的影响，亲近具体小人物的历史、现实和命运，运用口语，具有叙事性。但无论如何，抒情是卢山的底子，只是有了一些不同向度的外现。此外，卢山也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尽管这种因素并不突出。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2013年）“青春的导火索催促花朵爆炸的力量”一句，便借用了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但和一部分翻译腔很重的新诗写作者不同，卢山致力于真正汉语的事业。

也就是，卢山逐渐脱离他曾受力量的左右而成为自己。并非这些力量消失了一一它们作为力量，也许永不消失，而是它们不再外在地左右诗人。诗人既不再是它们的低级侍从，也不是高级侍从，而是旗鼓相当，成为另一个精神个体。这些影响已经被吸收转化成创造性的元素，成为血液和灵魂的分子。这是抒情底子与实际人生联姻的结果。在校园诗人时期，抒情常常缺乏支撑它的内容。情感容易停在表面，显得浮浅，流于空洞。而更广阔生存的展开和实际生活的磨砺，使诗人更加贴近大地，情感更厚重，经验更丰富，素材更多样。抒情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此时，空洞浅薄、造作虚假的抒情，让位给真正有质地、真正有重量、真正有张力、真正触及心灵的抒情。对于很多校园诗人而言，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意味着诗歌写作的终结；对卢山而言，则意味着新的开始，过去不过是为这一真正开始作长久的准备。进入社会经受历练让卢山完成了诗歌写作的涅槃重生。没有实际社会生活的展开，他是难以写出《三十岁》（四）、《三十岁》（十）、《高速公路过某远征军公墓》等优秀诗篇的。

卢山经莽汉、海子、民谣成为了自己，一个长久苦心摸索的校园抒情诗人已经脱胎换骨，走向更加广阔的词语的空间，成长为真正的抒情诗人。

作者简介：马号街，青年诗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办有民刊《南京我们的诗》（第13-19期，编委有潘西、卢山、萧肃），出版有小说集《世界末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