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平评刘能英：她用诗歌建设了自己的领地-旧体诗-中国诗歌网

蔡世平评刘能英：她用诗歌建设了自己的领地

作者：蔡世平 2019年10月21日 10:29 小众书坊 1197 收藏

一

都市，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个辉煌存在。现代化首先表现在都市化上。在今天的中国，数百上千万人居住的大都市己经不是个位数了。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持续涌动的民工潮催生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无疑给都市的扩张找到了理由。看得见的是都市的繁华，看不见的是都市的神秘。今天的年轻人再也没有比都市更具吸引力的了。真理其实也简单，世界是流动的，水流向水多的地方，人流向人多的地方，钱流向钱多的地方。那么赶潮流去都市淘金吧，那里才是理想中的金色牧场，金风徐徐，时时吹来，青草匍匐一地，就见着了牛羊。嗬！好爽。
二〇一三年刘能英“北漂”来到“大都”，开始了极具刘氏特色的旧体诗歌之旅。
突然对“北漂”有了刮目相看的意思。同为“北上广深”四个特大城市，却没有出现“南漂”，抑或“海漂”“广漂”“深漂”的专用名词，可见北京作为“大都”的恩宠与殊荣，那才是大都的王者。而刘能英的《大都行》也因此更具时代认识价值。
我冒昧猜想，刘能英的“北漂”其浅层理由是为了哺养失去父亲的侄子（虽然作为公务员的刘能英在老家湖北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远远不够支撑起天突然塌下来的一家子），深层理由可能是释放生命潜能。因为这个出生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地青年女子，己经有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练与文字修为，她有底气，相信自己“能英”，事实也证明她真的“能英”。因为旧体诗歌创作的别样才华和作品的频频获奖，终于使她修成正果，先是成为国土资源部的签约作家，顺利进入鲁迅文学院深造，继而进入国家诗歌顶级刊物《诗刊》，做了体制外的一名诗歌编辑，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收入。诗人兼大刊诗歌编辑的社会身份，为刘能英的“北漂”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这就是大都，对谁都一样的大都，你有才能就给你展露才能的机会，只要撞上了并且又及时抓住了机遇，是不会如一些小地方那样被小权势小圈子压着叫你不得翻身的。大都接纳了诗人，但刘能英的诗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诗的纵深地带挖掘，完成一个北漂诗人的当代造型。
诗歌是心灵碰撞的产物。身处体制外的刘能英有了观察都市的一个视角。对诗歌写作而言，这个视角是重要的，因为这就等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吞吐港湾，朝晖夕阴，风景由我变幻，终不至于像许多“诗人”那样，东边吆喝逮着了兔子就说兔子的皮毛是白的，西边又吆喝逮着了乌鸦就说乌鸦的羽毛是黑的。正确倒是绝对地正确了，写诗的动静也闹得不小了，但可悲的是没能放出自己的色彩，发出自己的声音。
古风《北漂歌》是刘能英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首作品里，诗人叙述“四十年来初离家，中年孤旅泊京华”的“北漂”动因：“岁在壬辰亡我弟，弟亡全家痛入髓。老父屋角哭无声，老母从此病未起。病体残身己不堪，哪堪债台压孙子。可怜孙子未成年，满脸啼痕犹待洗。孙子唤我一声姑，泪眼怯怯问何如。我向灵前承一诺，大厦从今我来扶……”。
诗人初入大都，是“京华夜冷风似削，我已无衣复可加。为蹭暖气钻地铁，有人地铁弹吉他。……问他何处宜为宅，答曰四环之外草桥侧。草桥侧畔南更南，三居当作五居隔。一居足可安一床，租金不过千八百。我今只求价多廉，哪能计较宽与窄……”。
北漂诗人的工作与生活是，“上班一轮月，下班月一轮。奔波倒也不觉愁和苦，愁在夜深牵老母。每逢深夜问病情，一听一回一酸楚。苦在甲午母长辞，中风再次欺老父。”
诗人“心绪不宁身辗转，忽听有人夜吹箫。箫声如诉亦如泣，旋律时缓还时急。不知吹箫是何人？细听人住我隔壁。”
诗人感叹“君不见，遍身绮罗者，往往空锁燕子楼。出入华堂者，几多无奈为应酬。漂与不漂者，此身合在大都留……”。燕子楼，为唐徐州刺史张建封为爱妾关盼盼所建，诗人这里用作今天土豪包养的金丝雀居所。
《北漂歌》由一个远离都市家庭丧子的变故，写出了人间世的一个大故事。表现了社会普通人的疼痛、无奈与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精神。在《北漂歌》里，作为爷爷的小小孙子是无奈的，上了年纪的诗人的老父老母是无奈的。诗人、弹吉他青年和深夜吹箫人是抗争的。空锁燕子楼的“罗绮者”和出入华堂的“应酬者”，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份空虚与无奈。
没错，大都是有钱人的天堂。但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大都人口三千万，填补这个数字的大多是“漂泊者”。
在传媒话语体系里，“北漂”是作为一个物质化的名词使用的，是说没有户口，没有房子，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和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没有扎下根子的北京“漂”着者。何谓“漂”？何谓“不漂”？如果我们从精神领域探寻“北漂”一族，那么《北漂歌》可能会有更深的内涵和更好的表现。
千年前苏轼贬海南，对常人来说可能苦不堪言，然苏公在其《定风波》词里却快乐地说“笑时犹带岭梅香……此心安处是吾乡”。苏公写出了苦难时的放达，寻找到了解决苦难的心灵妙法，为后人称道与效仿。今天的底层叙事文学却难有这样的人生放达。当然这是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一个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好像不把苦难写成绝望，不把悲情写成绝情，似乎就没有作品的人性深度与文学深度。
这样说可能与我对作品的审美有关，处理作品的价值取向有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足为据。但即便如此，这首《北漂歌》其艺术手法、其语言技巧、其思想含量，其故事性、可读性，甚至其有效传播途径（因为现在难有人有闲看长篇巨制），仍然不输于当代一部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长篇小说。

二
今天的旧体诗歌因为规矩太多，陈积太厚，仿制成习，往往给人千人一面、千调一腔的印象，因此我一直在寻找那些超越唐人宋人写法的当代旧体诗歌写作者。有时候会在一二位诗人的作品里找到一首或几首，一首作品里找到一句或两句，但整体观之，又不免使人失望。
唐诗宋词所形成的中华古典诗歌体式，体现了汉语言诗歌的美学特征，深入一代又一代诗人的骨髓，几乎形成了恒定的诗歌写作思维定势与语言定势，跳出唐人宋人的诗歌写作模式可谓难上加难。但是当代旧体诗歌写作如果不在唐人宋人的“压迫”下翻过身来，难以有大的出息，大的作为。
刘能英是我期待的当代旧体诗歌写作者。她从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唐人宋人的写作藩篱，甚至颠覆了唐人宋人的写作路数。因此，她的旧体诗歌写作可能比聂绀弩更具当代性和可操作性。
刘能英的旧体诗歌写作主要表现在语言的白话性上。
她写北京的雾霾大，告诉家乡人：“今年愁比去年浓。不是天心不能见，是无风。”因无风吹，所以雾霾猖獗：“雾率霾攻城失守，星随月隐日潜踪。”因雾霾大，又治霾泛术，环境恶化，所以诗人无奈，只得“徒羡古人诗句里，碧连空。”（《摊破浣溪沙·答友人》）
参加老年迎春会餐，会餐时少不了喝点酒，“您且随心或随意，我先干。”大家喝得痛快，醉了“衰颜”，有人用手机拍照发微信：“误入谁人微信里，笑流传。”（《摊破浣溪沙·老年餐厅迎春会饮》）
这样的诗（词）轻松有趣，好读又好看。“您且随心或随意，我先干。”“误入谁人微信里，笑流传。”大众生活中的平常口语，入了词章，不仅不伤词格，反而觉得亲切有味。喝酒时的氛围、状态全出来了，极为生动传神。“流传”是一个时尚流行语，作家付秀莹还写了一个小说《爱情到处流传》，诗人化时尚入新词，立显语言机智，文采风流。

刘能英的诗没有看不懂的地方。看不懂不等于有学问，看得懂也不等于不深刻。深刻与否？在心不在词。不能说古人用文言文，文章就深刻了；今人用白话文，文章就不深刻了。“不是天心不能见，是无风。”这样的词句如果让百年后的学究家来阐释，一定会弄出很多很多深意来的，即便在今天，也是有嚼头的好句子。
比如写《花事》：“无事理扶桑，苞垂叶沉郁。空怀向日心，不得朝阳屋。”现实是诗人租住北京朝阳区的屋子。诗有二解，一是现住的出租房不“朝阳”，终日没有阳光照进来；二是我也得不到（房价高买不起）朝阳区属于自己的屋子。花事亦心事，事事牵心。以“实景”写“空怀”，更觉“苞垂叶沉郁”。
又比如她写《生查子·北漂札记》：“时维丁酉年，租在朝阳住。上了一天班，散个黄昏步。每从团结湖，行到青年路。人似过江鱼，谁是城之主。”“朝阳”为北京朝阳区，“团结湖”“青年路”都是北京地名，前六句皆大实话，也是大白话，然最后一结奇峰突起，词意深长，北漂人慨叹不为“城之主”，难道这么多的“过江鱼”中的任何一位就是“城之主”么？当然不是。问己亦问人，谁解其中味？
我以为当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是今天旧体诗歌通向复兴之路的一条康庄大道。诗歌的当代性首先表现在语言的当代性。语言的当代性就能呈现诗歌的多样性与鲜活性。读者拒绝陈词滥调、老气横秋的诗歌语言。可以说诗歌创作成也是语言败也是语言，语言过不了关诗就过不了关，开再多的研讨会也证明不了是诗人是作品。如何实现诗歌语言的当代化，对此刘能英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绩，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她不是一句数句，也不是一首数首，而是创作中整体呈现出来的当代语言，当代面貌，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三
其实，语言就是诗歌创作本身。语言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关乎诗歌的构成。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形态。
我把刘能英的诗歌归纳为“刘氏诗歌体式”。这种体式的构成方式是：顺着语言找语感，顺着语感找诗思，顺着诗思成诗句，顺着诗句成作品。当然这种顺口一溜的表述不一定准确，读者姑妄听之。
无论是《北漂歌》还是《葬花吟》，还是别的一首或五言或七言或词或曲，无一不是按照上述路数完成的。试举《春日记事》为例：
“还了壬辰债，期游丁酉年。不知千万里，将耗几多钱。”诗人的《大都行》核心是一个“漂”字。她的家在江城，儿子在鹏城，自己只得从南到北来来回回地奔波。在诗里，时空是千里万里的大半个中国。那么“挣钱与还债”“还债与挣钱”就形成一个自己的生存价值链条。从壬辰到丁酉，及至看不到尽头的不知哪一“年”，诗人都被拴在了这根链条上。作品通过“千万里”这一根长长的线条完成了“债”与“钱”之间的诗意转换。诗的构成由“债”的缘起，到经“年”之久，到“千万里”之长，最后落到这“钱”之“债”“债”之“钱”何时能了？问钱问命问北漂人，终难给出个明确答案来。诗人顺着语感，发现诗意，环环相扣，就把一首诗给画圆了（完成了）。
当然这种顺势写作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的古人早就这么构思了创作了，如唐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等等，古人的这些作品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创作。只是那是一个文言文时代，那时的诗歌整体上还是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文言特征。像白居易、杨万里的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并没有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主流语境。
可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一个完全白话化的时代。文言文虽然也在使用，但那是极少数人的事情。甚至有被当作一种文化遗产保护下来的趋势。那么，诗歌的当代语境下创作，就是必须重视的，它会有更广阔的前景。这应当成为诗人的语言自觉。语言为人驱使，为人所用，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构成方式。语言有神性，它是可以帮助作者更好地完成诗歌表达的。对此刘能英的诗歌给出了明确答案。

刘能英为今天的旧体诗歌写作吹来了一股新风。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完全的口语法写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诗汁（质），如何在当代语境下找到古雅的韵味，这是刘能英和刘能英之外的诗歌创作者都要注意和发力的地方。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南园

刘能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驻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2 届高研班学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创意大使。《诗刊》社编辑。曾获2014 年度「子曰」青年诗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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