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本名曲子、曲子词，是隋唐时形成的一种音乐文体。当时西域的胡乐大量传入中国，与本土的音乐交融后，在宴会场合使用，谓之“燕乐”，燕是宴的通假字。词最早便是配合着燕乐的曲子，在宴会上演唱的文词。因为词最早都是演唱的，所以它就不像大多数的诗一样，每一句字数都一样，而表现为长短参差不一的形式，故又称“长短句”。词的曲调叫作词牌，想系宴会时点歌，以词调名写在木牌上，供人拣选，故名。

词是中国文体的花园中一朵最为娇艳的奇葩。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没有比词更美的了。它有着和谐的声律，参差的句法，绮丽的文辞，而多表现个人幽微的情感，故而较诸诗文，更易得到青年人的喜爱。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也再没有第二种文体，比词更适宜表达爱情。青年人学习诗词，词比诗往往更容易写得好，便是这个缘故。

有一种观点认为，先学词，词写好了却未必能写好诗，但反过来先学诗，诗写好了再学词，词一定写得不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词与诗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有不同的学习门径，能写好诗的，未必能写好词，反之也一样。而能诗词兼擅的，一定是他对诗词两体都下足了工夫，都经过对典范作品的认真摹习。有些人以诗见长，词则稍逊，乃是因为他学诗比学词用力更深，有些人词胜于诗，也不是因为他先学了词，再去学写诗，而是因为他的性子更喜欢词，于学诗工夫下得不足。所以，初学者学诗词，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情感需要，选择是先从学诗开始还是先从学词开始。

历史上有一群人，不大瞧得起词，认为只是文人在宴会上的即兴游戏，又或者只是言情的小道，不能像诗一样言志载道，所以把词叫作“诗馀”，意思是诗衍而为词，词已经是诗的末流了。其实词的长处正在于其善言情。王国维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这种文体，有着与诗完全不一样的体性要求，又何必定要持着诗的标准来衡量词呢？

王国维所说的“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湘君》一篇，要眇是一个连绵词，形容外形昳丽，宜修则是宜于修饰之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即是说词的外形要比诗更加地美，文辞也要比诗更多修饰。正因为词更重视文辞之美，所以不是所有的可以入诗的内容，都能写入词中。诗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以叙事，而词只适合抒情。诗的词汇多数也不能用到词里去，比如杜甫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晏几道的词里就得是“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如直接移杜诗入词，就显得太重了。

尽管词的境界较诗为窄，但词表达的情感，却可以比诗更加绵长。有一个叫《鹧鸪天》的词牌，与七律的形式很相像，平仄要求也差不多，但我们看同是咏上元节宫中行乐的内容，《鹧鸪天》就与七律的风格大相径庭：

鹧鸪天·上元词

唐·无名氏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上元

宋·王圭

昔年今日从（zòng，随行之意。）宸游，彩仗纷纷已御楼。半夜众星来紫极，一春万火纵丹丘。玉栏曾侍看山久，翠醁仍酣赐醴优。锦帐宵寒薰易歇，梦魂直欲到天头。

何以如此呢？原因便在于词中更注重选取美丽的词汇：香雾、月华、露台、仙杖、彩云、朱栏、画栋、金泥幕、红莲。所有这些偏于阴柔的美丽的字眼，密集地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词的要眇宜修的体性。而在王圭的七律中，紫极、丹丘是偏于阳刚的，彩杖、玉栏、翠醁、锦帐又比较中性，我们不可能认为它具有词的味道。

总体来说，词的气质是偏于阴柔的，不像诗那样地清健。北宋词人欧阳修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情感结构全学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

但欧词既有月上柳梢头的清幽，又有人约黄昏后的淡雅，更有泪湿春衫袖的哀艳，婉约缠绵，与崔诗在惆怅中的落拓自雄，遂成两种风格。词之有异于诗，于兹可见。

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说过，“凡一体文学，必有一体的长处，非他体所能替代，其体始尊”（《作词法》）。他很认同前人论作词的著名观点，即作出来的词“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如此方是当行本色。

如北宋词人晏殊，有一诗一词，都用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联，但诗与词的体性就明显不同：

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例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而词牌、曲牌同叫《醉太平》，下面两首的体性也截然分别：

醉太平　宋·刘过

情深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绡香暖云屏。更那（nuó）堪酒醒。

醉太平　元·张小山

黄庭小楷。白苧新裁。一篇闲赋秋怀。上越王古台。半天虹雨残云载。几家渔网斜阳晒。孤村酒市野花开。长吟去来。

文学理论家可以就诗、词、曲的风格分野展开更加深入的论述，但要学习词体创作的人，却完全不必理会这类理论。我们只需要知道，所谓的当行本色，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合格，合乎最经典的作家的创作所共同形成的那一类的风格。

词的最初的“格”，是由花间词人所确定的。花间词人指晚唐两位词人温庭筠、韦庄和五代时蜀地的十六位词人，他们的词作被赵崇祚编为《花间集》，共五百首。这部书就是北宋词人摹习的范本，也成为词的最早的经典范本。欧阳炯为《花间集》作了序，里面说到这些词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产生的：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花间集》中全是小令，小令的令，可能最初就是酒令的意思。正因《花间集》中的作品是在花间尊前绮筵绣幌的宴会场所，由文人才子现场作来，交给歌女演唱的，所以在风格上就以“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为极则。简单说，就是要选用美丽的词汇，表现绮艳的情怀。宋初小令，多受《花间集》影响，即使到了清末，以王鹏运为代表的晚清词人，提倡填词要有“重、大、拙”三字诀，但在遣词用字上，仍要学习《花间集》。打个比方，《花间集》就像是王義之的书法，学书法的人，一般都绕不开去临摹它。

《花间集》里最重要的两位词人就是温庭筠和韦庄。清末的词学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里把温、韦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说：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浓妆佳，淡妆佳，粗服乱头亦不掩国色。飞卿浓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周济的意思是，词是一种美丽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像是毛嫱、西施这样有名的美女一样，宜于浓妆，宜于淡妆，甚至粗服乱头，也仍然让人觉得那么美。温庭筠（字飞卿）的词，是浓妆艳抹的美，韦庄（字端己）词，是淡扫蛾眉的美，而李煜的词，就是毫无妆饰的素颜之美了。后主词不讲技法，纯以气行，那是他的天才和他所经受的亡国之恸，所共同成就的不朽经典，后世无人可学，而温、韦的词则开后世作词无穷法门。在《花间集》以外，还有一位五代词人，就是南唐的冯延巳，他的《阳春集》也对后来的词家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故唐五代词人中，温庭筠、韦庄、冯延巳这三家的词，最宜细读成诵。

从北宋的柳永开始，词人渐渐多写音乐节奏较舒缓，文字篇幅更长的慢词。而宋代有两位词人，在慢词的制作上最为杰出，他们是北宋的周邦彦和南宋的吴文英。宋末尹焕说过：“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邦彦号），后有梦窗（文英号），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清末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把周邦彦、吴文英、辛弃疾、王沂孙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四家，而将很多的其他词人的作品，分别编到这四家下面，如苏轼就编在了辛弃疾的下面。周济提出了学词的路径，叫作“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即从摹习王沂孙（及其他编在王沂孙下面的词人，下同）的词作开始，再去摹写吴文英、辛弃疾的词，最后则再去摹写周邦彦的词，以达到浑化的境界。至于什么是浑化，讲是讲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在填词的实践中自己去体会。

晚清大词人朱祖谋编有《宋词三百首》一著，是一百多年来最为风行的宋词选本。但这个选本和《唐诗三百首》有本质的不同。《唐诗三百首》编选的目的是“俾童而习之，白首而莫能废”，意在选出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朱祖谋所编的《宋词三百首》，是为学词的人提供摹习的范本。朱氏选词，独重浑成之旨，选得最多的也是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与朱祖谋同时的大词人陈洵（号海绡），在他的《海绡说词》中，更明确“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的主张。后冯平先生编《宋词绪》，将周济与陈洵的理论合一，分“师周吴”“问途碧山”“馀子为友”三部分，以供学词者循涂轨以入门。此书只在数十年前于香港出版过，印量又少，故大家很难见到。

他们之所以这样地推崇周邦彦、吴文英，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周、吴是词的正格，而苏轼、辛弃疾的很多作品，就是词的变调了。

我们今天的所有人，都知道词分豪放婉约的说法。这个说法来自明代张綖的《诗馀图谱》。张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观）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苏轼）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承认词体以婉约为正格，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但说苏轼的词多是豪放，恐怕不对。苏轼的大多数词，并不是豪放的。豪放，是乐观积极，满不在乎，苏词中真正的豪放之作，并没有几首。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就决不豪放。而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就是真豪放了：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张綖又说，“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气象恢弘倒是说出了苏轼以诗为词的部分特征。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苏轼把自己所作的小词给晁无咎、张耒看，问：“我写的与秦观的词比，怎么样？”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本质上，苏轼是用诗的笔法、诗的词汇来写词，所以他的一部分词才表现出豪放、气象恢弘的特征来。

如苏轼的《江神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虽然也是长短句的形式，但用词遣字，都是诗的风格。

而秦观的著名的《春日五首·其二》，就不像是诗而像是词，原因就在于他的词藻是要眇宜修的：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夏承焘先生认为，苏轼是词体的大功臣，但从另一面说，苏轼又可称得上是词体的罪魁祸首。说他是词的功臣，是因为从苏轼开始，才以作诗的笔法作词，拓大了词的内容，使得词不再限于花间尊前之作，而令得无论何种情感，皆可入词。说他是词是罪魁，则在把诗词混合为一，破坏了词体的独立的价值。（《作词法》）对于学词者而言，我们当然必须承认从苏轼以降用诗笔写词的这一路词风，的确是很大的创新，我们佩服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我们要知道，这些作品只是打着词的旗号的诗，是句法参差不齐，而按上了词牌名的诗。有人说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但《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是纪念唐代开元年间著名的女歌者念奴的，其音乐当然更宜于女子歌唱，苏轼用来写赤壁怀古的主题，词与音乐肯定格格不入。

南宋以后，词尚醇雅，有两位融诗笔入词，让词既有诗的雄直，复有词的婉曲的作家值得关注，他们是姜夔和张炎。姜夔的诗走的是黄庭坚的一路，崇尚瘦硬，即所谓的江西诗派的路子。他把江西诗派的笔法，用在了他的词作中，就在豪放与婉约之外，形成了幽劲的风格。张炎则以清空骚雅为宗，像是淡墨的文人山水画一般。清代浙西词派，专学姜、张，便是因为，他们既想拓大词的领域，又不希望词的审美被诗所同化，姜、张开创的风格，为诗词浑融一气，开辟了一条可能的道路。比如厉鹗的《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光景奇绝歌此调几令众山皆响》：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挐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

心忆汐社沈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破前湾茅屋。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幽劲盘旋，既是诗笔，又有词味，就是诗词体性结合得很好的例子。

清代中叶，常州人张惠言、张琦兄弟编就《词选》二卷，遂开后来的常州词派。张惠言在序文中说，词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意即词必须是抒情的，而它的文辞又须多选用纤小的意象，不可恢弘阔大。他说词是用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意思是词适合于抒发贤人君子幽微隐约的、哀怨悱恻的、不能直说的情感，在结构上要婉曲，让人徘徊留连，要昳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传达词人不明白说出的情致。由此，张惠言在解释历史上很多名作的时候，认为这些作品表面上写风花雪月、美人香草，实际上寄托了词人的政治情怀、身世之慨。

我们固然不必完全赞同张惠言对历代名作的解读，但从另一面说，正是因为那些像诗一样劲直的词，缺少词的真味，很多的词人，在需要用词来表达政治情感的时候，都是通过寄托的手法来写，这样就使得词的本色不会被破坏掉。清代后期以还，多数词人接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了寄托的手法，在表面伤春悲秋、流连风月的文词内，寄寓托付了他们的身世之感、时事之悲，便因寄托的手法，既拓大了词境，又不损害词的本色之美。我们且来看苏轼的两首词，一首是有寄托的，一首是直接感慨身世的，前者就远比后者更像词，也更耐读：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南歌子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聱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

当然，无论是浙西词派学姜、张的幽劲清空，还是常州词派的崇尚寄托，都是学词到了更高阶段的境界。初学者应该尽量做到，能用诗表达的内容，就用诗来表达；初学写词，还是专门地写爱情，写个人的无关家国兼济的感情吧，这样写出来的词，才有词味。等到诗、词都能运用自如了，再来用词表达更广阔的世界不迟。

诗词要想写好，都得先经大量的阅读，然后则是找准范本，着力临摹。一般诗词爱好者读词往往比读诗少得多，所以尤其需要补上阅读这一课。词的最繁盛的时期有两段，一是唐五代两宋时期，一是清代，这两段时期的经典作品，都要用心细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朱祖谋《宋词三百首》，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都是非常优秀的且较易获致的选本。本来，龙榆生1934年开明书店版的《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崇尚本色的优秀选本，但今天市面流行的却是1956年的修订版本，这个版本是为了普及宋词而编选，因此就包容了更多的变体变调，对于有志创作的人反而不适用。清词的另一个优秀选本是富寿荪、沈轶刘二先生合编的《清词菁华》，业师沚斋先生评论说：

当代人所撰有关词的选评本，余意以沈轶刘、富寿荪合选之《清词菁华》最为杰出。沈、富二先生皆精古文、擅诗词，独具只眼，所选首首可诵，评点鞭辟入里，甚多新见，远超时下诸多选本。

此书1986年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仅印3800册，此后再未重印。甚望有识见的出版家，能将1934年开明版《唐宋名家词选》，与此书，及冯平《宋词绪》一并印行，供学词的人朝夕讽诵。

（作者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