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全国诗歌座谈会，近日闭幕。座谈会以回顾和梳理了中国新诗百年、新中国70年诗歌创作的历程与成就，为新时代诗歌创作凝聚新的思想与力量。

新时代说来就来，像金风送爽般一下子金灿灿地扑到了我们的眼前，而且并不打算驻足，一往无前地继续前行了……

什么是新时代？它包含了什么内容？它的意蕴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们身临其境，劳动生息，创造未来，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现实的生活？尤其作为诗人，该以一种怎样不俗的、先锋的姿态，投入创造中去？

一场语言的革命与创新

这里我提到了一个“不俗的、先锋的”的概念，是因为诗当然必须是“不俗的”与“先锋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事实上都是从俗世升华出来、具有精神含量与精神指向价值的佳作。用心研究《女神》《死水》等作品，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百年新诗”，是发轫于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蒙难、蒙羞、蒙耻，愤然而起的产物。换句话说，新诗是一股子内省之力撞击后幡然醒悟的巨大内驱力的结果，是伴随着知耻而后勇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诞生。再换句话说，催发新诗诞生的内在与本质的推动力，实际上就是一种求变、求生存、求发展、求革命、求新生的文学表达。新诗就是寻求革命的一种诗性表达形式。它实质上仍然是革命本身，是伴随着思想的大革命而来的一场语言的革命与创新。

弄清楚新诗原初的动力与最初的来路之后，我们再翻检一下百年新诗的历程，俯察一下当下新时代新诗的现场，抬头看看未来要走的前路，就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以贯之，别来无恙。

向前的路，或汹涌澎湃，或激流暗涌，跌宕起伏，苦难风流。它的逻辑是历史的逻辑，它的发展是历史的发展，而它的未来也必然是历史的未来。那么，我们的当下又如何呢？上接着天，下连着地，也理所当然是历史的现实，或还可以说是现实的历史。鸦片战争带来的窝心、痛心与戳心的经历和往事，折磨着、熬煎着中国人的灵魂，用“之乎者也”，根本无法表达那种痛不欲生与起死回生、要愤然而起的生命渴望。我倒并不认同，新诗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代精英内心深处庞大无涯的创痛，造就了火山爆发般创造语言奇迹的力量。我认为，新诗是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剧痛之时，必然要发出的亘古未有之吼叫，所引发的大面积心灵共鸣的产物——是《女神之再生》、是《凤凰涅槃》、是《炉中煤》之灰烬的哭泣、是《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用尽洪荒之力的吼叫，转换成诗意的行云流水，所造就的新诗。

如果允许我继续浪漫地表达，那么我会这样说：新诗的诞生，是心灵的大地，疯长出的一片充满新希望的辽阔原野。原野上每一粒种子的茁壮成长，都孕育着无限的希望。无数的种子、无数的希望在无尽的原野上茁壮成长，只有前路远方，没有退路彷徨。这种向着四面八方奔驰、无涯无尽的新希望，催生出中国的新诗。

诗意地栖居正在变为现实

转眼之间，一百年又过去了。我们生逢盛世，赶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在我看来，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蒙之难、所蒙之羞、所蒙之耻，并未因历史的前行而替我们昭雪，更未替我们根除萦绕在心头的痛疼。事实上，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一直都明晃晃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命运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决不能忘记过去，“培根铸魂”的使命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思考新诗创作该如何面对当下的新时代。

俯察新诗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都与新诗最初诞生时有着同样的特征，即：与我们民族命运的跌宕与创痛紧紧相系。在我看来，新诗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都是在中华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紧要转折关头获得发展的。如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诞生了以郭沫若为首的一群诗人；抗战时期，出现了光未然、田间等一批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涌现出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大批诗人；进入新时期后，迎着八面来风，思想解放，“万类霜天竞自由”，更是出现了“崛起的诗群”和开一代诗风的“新边塞诗人”，他们阳刚雄健，一扫隐晦艰涩的表达，和着改革开放的强劲势头，在刚刚崛起的山岳上，奔腾而出一个蔚为壮观的诗歌“野马群”……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歌新时代，是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中国人从站起来迈入富起来的这个时段，新诗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写诗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诗歌活动此起彼伏。可以说，如此之大的诗歌创作群体的涌现，正暗合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精神。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在变为现实。

这种经由本心的自由创作，的确夹带着新鲜的气息、个性的气质和自由的意志。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写作群体，并且与过往的写作者都不尽相同。

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已有这么多届大学生毕业并分配在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角落。他们的知识结构，不再是单一的古代文化与粗浅的现代知识，而是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他们是在打开国门之后，成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新一代。他们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不俗的现代文明理念。当然，他们不可能人人都写出名篇佳作，但他们对什么是真善美、假丑恶，什么是现代艺术、什么是先进思想，我以为有着自己独特的鉴赏能力。

当民族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的时候，其审美水平也同样会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多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来讨论新时代新诗的创新之路该如何迈步向前。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该如何表达新时代？如何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并在创作实践中深入而又宽阔地表达这个中心？这些问题不仅重大，而且还有些急切。而要获得一个适应它的“不俗的、先锋的”姿态，我以为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动人的诗篇永远在孕育

好在，历史不会中断，动人的诗篇永远在孕育。喧嚣与浮躁下的沉寂不会长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对人们内心的撞击与激励如此强大，由此而引发的创造激情，我相信，也一定恢宏壮阔。

那么，具体到每一位诗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时代、理解人民，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好我们的诗歌呢？为此，我试着归纳出以下几点想法，既是一种抛砖引玉，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

首先，从世界与历史的大格局上思考，没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没有复兴图强的伟大。同样，新诗的创作，我以为更要坚信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没有因就没有果。中华民族有过周秦汉唐世界之巅的灿烂辉煌，也有过1840年鸦片战争及以后许多年里不堪回首的奇耻大辱。

我们今天所说的伟大复兴，接续着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艰难行进和改革开放的40年，让中国找到了复兴图强的道路。这是从无数次的挫折与歧路上走过来的，其中包含着历史发展前进的必然趋势。

循着这个世界大势和历史逻辑，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热血豪情，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中国革命史，就重合叠压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磨难历险，上下求索，百折不挠，不忘初心……

我们说，诗歌是审美的创造，是对人性的审美表达。这段历史中众多上下求索、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历史是如何由这些血肉俱足的人来推动的？他们是如何把握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在无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时空中，有哪些人物、事件与时空，需要审美创作的观照与干预？还有哪些人物、事件与时空，需要更深入地表达出丰富多彩的人性与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铮。

在我看来，这些尘埋于历史的人物、事件与时空，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陌生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性光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谛。把它们提炼出来，不仅是民族精神的需要，也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份样本。我们的前辈诗人如郭小川等等，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诗人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我想说：要坚信历史的因果关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坚信所有没有被我们深入挖掘过、发现过、思考过的历史，都是诗歌创作的处女地。

我们的历史中蕴藏着伟大的史诗，它正等待着真正有才华的诗人去书写。我还坚信，所有有能力、有智性、有才华的创造付出，都是有报偿的。过去如此，有古今中外流芳百世的经典为证；未来如此，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为证。

我期待着新的创造，呼唤新的创造。伟大起于平凡，走在前列的先锋诗人，一定会与孤独寂寞相伴；他们在各自的平凡岁月中，一定能写出不平凡的作品。

将生活的“表与里”统一起来

其次，我们要从“表与里”的统一上，来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当下的新诗创作非常繁荣，而且大有继续繁荣发展的趋势。

从表象看，的确令人欣喜。但是，我们要有把握和引导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能力。2017年春天，贵州省诗人协会在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的领导下，启动了“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创作。他们组织20位省内的优秀诗人，由老诗人李发模带队，用6个月时间深入到村、乡、镇、县，去挖掘尘埋在生活中的富有现代意义的素材。这20位诗人本来就是当地人，再集中精力更深一层地去体验与感悟，结果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写出了3500多行的长诗——不仅写出了自己的诗意生活，更令人惊喜的是，还抢救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往事和村、乡、镇、县的历史。出版后，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

这20位诗人中，除李发模是“诗坛老黄忠”外，其他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没什么条条框框束缚，大胆地将自己所有的才华倾囊而出。开笔就是3500行以上的长诗，还真写出了他们脚下被诗歌忽视了千百年的土地上的传说与故事……这样的诗歌创作，超越了釆风式写作，将着力点放在村史、乡史、镇史、县史的深处，并把个人的成长史和成长感受融进了诗行，这就将生活的“表与里”统一了起来。我当然不敢断定他们的创作是百分百的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创作的方向是有价值的。他们将随时可能消失的乡村土地上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史，以诗歌的方式抢救出来——这就足够了。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诗人叶延滨和我，有幸受贵州诗人协会邀请担任创作的指导工作，我们先后参与了他们组织的10余次“诗写脱贫攻坚”活动。又一次，诗人们把目光与力量凝聚到普通老百姓，以及为老百姓脱贫而奋斗的工作者身上。在我看来，这正是承继了中国作家、诗人沉入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也是产生名篇佳作永恒的土壤。一如当年夏衍写《包身工》、老舍写《月牙儿》《骆驼祥子》、艾青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等，他们沉入底层、沉入时代的深处，书写出朴素但真切、平凡但坚实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事实已然告诉我们，这样的写作，在文学史上未必不能有贡献。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当年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贵州的诗人们，把创作思路“扎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最平凡的人群，以及为老百姓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工作者，进行诚恳而真实的书写。我认为，较之浮光掠影式的创作，这样的书写，超越了生活的表象而进入生活的内里。毫无疑问，这是具有文学价值的。那些投入创作的诗人，可以说就是我们诗坛当下的先锋。而他们的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肯定与学习的。

畅达表达呈现出的饱满思想

第三点，我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先后，先锋并不意味着先进，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认知上，我以为要超越“先与后”之争，关键要从真实的生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青年诗人戴潍娜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在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里，两种人物往往会很突出：一类是先驱，一类是遗老。”这“两种人”之所以突出，我以为“先驱”身上有新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也有冒险失败、误入歧途、作无谓牺牲的可能；“遗老”虽趋于保守，但保守中往往含有经过时间检验并证实是不能丢弃的珍贵精神。换句话说，这两种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和需要我们警惕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我在陕西周原博物馆参观时，不仅为那里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大克鼎等重器感到震惊，就连车马器中的小饰件——衔（按在马头上的青铜标志），我认为也不比今天那些名车上的标志（Logo）差。要知道，那是3000年前就创意、制作并广泛应用的东西。故步自封要不得，妄自菲薄同样要不得。所以，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先后，创作即先锋。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艺术创作，关键是，要脱离别人经验的束缚，进入任何人都未曾表达过的陌生而宽阔的境界。

这里，我想以教授诗人臧棣为例来说一说。我关注臧棣的诗歌创作很久了，他对语言的想象与运用，有一种挑战陌生的奇特立体感和质地的自然感。他仿佛一位不顾一切的试飞员，极尽所能地鼓动语言的翅膀，在天空冲刺、翻滚、做各种特技表演，挑战语言空间的极限。在我看来，这位名校教授，为诱发汉语新的活力与可能性，以舍身饲虎式的身体力行，不怕失败地大胆尝试与探索。论及文本的先锋性，我以为在所有探索诗歌的写作中，臧棣毫无疑问是非常先锋的，而且是走得非常远的先锋。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试飞式的文本，并不是实战的经典范例。臧棣探索的先锋模范作用，或许可以为实战的经典提供成功的可能，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真正实战意义上的经典，需要表达人类情感“体温”的变化多端、微妙精致。与此同时，还需要有表达的极致性，痛快淋漓，行云流水，没有令人费解的疙疙瘩瘩，只有畅达的表达所呈现出的饱满思想，在具有诗意价值的人物、事件中闪耀着的永恒光芒。

这种经典一经诞生，就是永恒的经典。它包含了试验与探索的经验，并且超越了试验与探索的种种不确定性。它一模成型，即成经典。而这样的先锋，与试验的先锋是不一样的。它是入世的形而下，是属于大众的；试验的先锋是超越凡尘的形而上，属于小众，但确实对语言的发育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先锋，而且为形而下的先锋，一直默默贡献着语言的参照和珍稀的成果。它如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直在与陌生战斗，无始无终……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我坚信语言的大变局也会应运而生。因为，语言的革命与时代的革命，永远是一母所生。

最后，我想再说两句：虽然，时不我待，但我还是要说，别着急，沉下心。毕竟，进史入册，是百年以后的事儿，不是赶马车、抢绣球，谁先赶到谁先得。

要我说，心有恒定的诗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人格构建以及自己还有多少创造力。至于在史册上有没有名字，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情啊？完全没有必要去在意！话说回来，真写出了名篇佳作、传世经典，那谁也挡不住、埋不了。屈原、李白、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像咱中国的高铁、港珠澳大桥、特高压？那都不是急火火地急出来的，而是长时间默默干出来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语言革命与新诗的创新之“变”，没有天马行空、掀天揭地的思想力、想象力、创造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说，什么是新时代诗歌创作真正的先锋？真正的先锋，一定是如入无人之境的先锋，他们长久而沉默地扎根生活的大地，独木成林。我相信能够载入文学史的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们不会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