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形塑与分级“价位”

谈论诗歌和诗歌文本，无法回避它的生发者、主宰者——诗人主体性。站在文明“制高点”上，人们希望诗人的主体性除了表现对历史、文化的批判外，还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整体生命的悲悯关怀而有所“救赎”。由于文体特点，主体性通常变身为神圣的“代言人”身份，不断追问与质询有关生命价值、意义、自由、美等人类高级精神活动；诗人往往被拔高为“以自己潜心的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精神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

现代诗人不仅能感受存在的遮蔽，更要勇敢地担待荒诞、绝望、虚无，以良知和爱心关注人类濒临精神的困境。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不能成为人类的神明，起码也能成为自己精神的上帝，首先是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和照耀，而要坚固这一诗的立足点，其关键是决不放弃对价值与意义的追寻。而诗人的高下“等级”也自然形成排行，尤其是大诗人的偶像标签，一直以来被热议着。

从大诗人的要求、条件出发，人们自然饶有兴味展开“分级”排行，笔者试将本行当的从业者分为五级，并给予自定义。

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作为一代、几代集大成者。

重要诗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流派的领衔者、或某类诗歌的开拓者。

杰出或优秀诗人：极具风格或某一范式的突出者。

一般诗人：脱离模仿的自立者。

诗习者：处于描红阶段者。

2017年，丁先来出版了《诗人的价值之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诗人的精神、使命。以高蹈的精神气象，全方位给出正面形塑：诗人是为了表达人类幽深的心灵而存在之人。是为了在没有梦幻的时代依然顽强地创作精神梦幻之人。诗人在人类经验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他就必须坚定地走能通向人类幽深心灵那条道路，并成为人类深层精神梦幻的展露者。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代语境——诗人褪下光环，带有更多凡夫俗子的成分，面对这一新变化，该如何以“高尚普通人”的身份认同来发声呢？

将诗人从神坛、祭台请下，也从闹哄哄的集贸市场回归，笔者更愿意就“当行”的基本职能，给出“从业者”的几条“达标”线：

一、自我对话。现代诗人本质上是在心灵深处从事自我诘辩、自我说服、自我清洁的作业。早期那种直接、独白的宣谕已然转变为偏重复调的互动“交流”，即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自我磨砺。

二、类群代言。现代诗人从神与上帝的“代言”退回到存在领域，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甘于日常琐屑，而是以“个我”身份言说少见的、或不见的“诗性真理”，以及重新擦拭“普适真理”，乃属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精神骑士。现代诗人无法彻底摒弃乌托邦气质，即便和各种“假想敌”——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物质化的、工具理性的风车作战，最根本的，也要保持一以贯之的“独往”气质。

四、思维冒险。现代诗人所从事的是感觉、想象、灵性、智性的思维冒险作业，这是他区别于其他行当的基本点。在思维的莽原上，他是到处奔突耀眼的闪电。如果勉为其难，或欠缺才情，还是趁早改行为好。

五、语言炼金。“炼金术”是18世纪西洋诗歌最锃亮的勋章，至今没有过时生锈。现代诗人作为语言“炉前工”，一直在火烧火燎的前线承担锻造语词的重任。所有语料外化为出色的诗语，乃是对诗人能力的最高奖赏与检验。

主体人格的正面建构

社会学的人格相对讲究统一完善，可供追摹；诗学上的主体人格因其特异而多纠结分离。但不管怎样，构建诗歌文本，永远离不开诗人的人格“底座”。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气神高低，经常主宰文本质量的好坏。诗人主体人格，意味着要在文本中实施个我形象的最高塑造。而“自我形象”其实是作为文本的“镜像”副本，由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共同打磨，最后形成读者接受的效应。自我形象强大时，“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过强烈的主体性抓住读者，并以此制胜；但自我形象有时弱一些，或有时隐匿一些，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质素中，默默地释放能量，也够得上带出一个“影子部队”——如果做得好的话，隐性的自我形象依然不乏光彩。

普泛地说，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诗歌主体俨然成为诗国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感、力量感、道德感作为表征，往往显现为自我与存在的夸张性搏斗，且成为公众文化符号，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爱、温情、良知以及尊严、自由、独立的张扬，都是关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见，人心的荒漠多么需要至爱的滋润，愚顽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牵引，阴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萎顿的人格急待圣水洗礼。任何过于偏移个我阴暗面的渲染，其实都是有悖于人类——这位奇特设计师的善意。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面，那些过于夸大渲染人的残缺、黑暗、破损部分，还是应该有所收敛，以免过分偏激偏斜；另一方面，现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那是人与世界的离异和人与人的离异，在充满娱乐至死和自我放纵的下坠中的挣扎，不应逃避针砭与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诗人的自我形象应锁定在较高起点上，“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

强力意志通常被视为“自我膨胀”，其实并非坏事，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博大与扩张，并对称于极度自由形式。而与之相反的主体的自我节制，也并非下贱物。内敛式的“退缩”，应看作主体毋宁以不动声色的面目隐匿、内化于文本织体，在万千经纬纵横的缝隙间悄悄绽放自我。这或许更符合当下生存境况。总之，不管以何种逞强或偏衰的方式经营主体，在自身与他者作用下此消彼长，都得坚韧地穿行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或幽幽地发亮，或熊熊地燃烧，或半明半昧地保存温热。这些都是诗歌鲜明的主体性区别于其他文类主体的重要特征，也是诗歌更容易打动人心的隐秘所在。

新世纪以来，处于边缘的东南一角——以世宾为首的“完整性写作”，高蹈着诗人的人格精神与梦想，在自然百孔千疮、诸神遁走无踪的时代，重提诗人法则——重返人性大地，把普遍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植入个体心灵，以此抵抗欲望化对人的侵蚀。

主体性的特殊禀赋与后天培育

没有机会给诗人的特殊气质做测试，但相信只用普遍通用的神经反应测试模式，诸如感受性、耐受性、敏捷性、兴奋性、可塑性、情绪性、稳定性等几个参数，多数诗人的指标不同于常人，这是职业特点。如同优秀运动员的禀赋——反应频率、肌肉记忆、瞬间爆发力，一定明显优于常人。所以说诗人是很难培育的，也才有“天才诗人”“天生就是诗人”之说。而真正的秘密是诗与诗人的关系。在这点上，诗人长期陷入误区，以为自己是诗歌的天王，完全可以驾驭一切。殊不知，经常是他在写诗，实质上是诗在写他。极端地说，是诗驾驭了他，主宰了他，诗反过来写他。这就意味着，诗一旦进入生成状态，所谓主体性蒸发了，主客体泯灭了，才是写诗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在诗人与文本两者关系上，多数时候水乳交融，少数时候相悖分离。有人在比较之后得出“高下”：

诗比诗人更强大。诗比诗人更永恒。

诗只是通过诗人而具有形式。诗是酒，诗人只是器皿，诗盛满了它，又溢出来，世界上激荡着这圣洁浓郁的香气。

就阅读效果而言，文本的力量肯定远远大于人本，但就生发而言，没有诗人哪来文本？重要的是，诗人要拥有怎样优势强旺的主体性，且出色地融入诗本织体，才算水到渠成。离开文本，诗人一文不值；但融入不够，也难超越主体产生涅槃。事实上，文本完型之后，主体即告创造结束，应立即断开退出，重新积蓄，听从缪斯召唤，准备下一次进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无需做过多自诩、自释，只需静候等待，将主体性——包括从隐密的基因到偏爱的词根——自然而真挚地置入文本经纬，完成自身的归宿。

时代的浮华有如蠹虫传染，侵蚀当代诗歌殿堂的檩梁屡见不鲜。话语盛宴的背后，是情怀缺失、价值虚位和无所适从的“本根剥丧，神气彷徨”。这就要求诗人要不断追问，何以守住自身的最后底线：

艺术（一切的“诗”与“思”）的存在，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礼遇”自我——从自身出发，从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超越社会设置的虚假身份和虚假游戏，从外部的人回到生命内在的奇迹，平静下来，做孤寂而又沉着的人，坚守且不断深入，承担的勇气，承受的意志，守住爱心，守住超脱，守住纯正，以及……从容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