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作为文明的温床

《易经·贲卦·彖辞》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起点之一。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国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征和个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运截然不同。让我们先来一番山河判断。

自然地理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温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和流过的，其实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命运。观察这条河，要把它放在整个东方文明的大背景下。从采集到农耕、从狩猎到游牧，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人类第一次革命是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使“游荡的人”变成“聚落的人”，发展出定居模式和复杂社会。哪些地方最适合农业革命的展开呢？答案是河流泛滥所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早期的刀耕火种只适合这些比较疏松的土质。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黄河的不断泛滥和改道，为黄河两岸和整个华北塑造了这个大型的冲积扇平原，从而为农业革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和其他大河相比，黄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塑造力？这要感谢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汪洋，西起青海日月山，东到河南洛阳，南至陕西秦岭，北到陕北长城，湖面辽阔，面积有如今的六个渤海之大，可称其为黄土原湖。大约1500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湖区推升，渐渐形成了高原，形成今天黄土高坡的地貌。

黄土高原的土层厚度普遍达到50米至80米之间，最厚的地区可达250米之上，这么厚的黄土层是怎么来的？目前比较流行的学说是“风成说”。在距今200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气候干冷，西北风携带黄土高原以西广阔地区的沙漠和戈壁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中亚等地）的黄土往东南方向吹，到了黄土高原地区，风力减弱，黄土沉积，年复一年最终形成黄土高原。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西高东低的台地，为她提供巨大的势能和冲击力。咆哮不息的黄河在流过黄土高原时，狠狠地切入黄土高原疏松的土质，黄土高原为她注入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成了一条泥河，也成了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河，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大河之中最为猛烈的受孕。黄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为伟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风水”“气数”“时运”这些词，是上自帝王下到黎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中国的三级台地所带来的伟大势能、不息的西北季风和地球板块撞击所创造的黄土高原，加上从天而降、九曲十八弯、永不言败、莽莽写出一个“几”字的黄河，这“风”与“水”的杰作、“天文”与“地理”的合谋，如同阴阳、如同父母，一起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壮大，提供了一个大河文明的形成与农业革命开始的最大的场域。

大场域必有大结构，大结构必出大功能，从而构成大命运。我们除了有人类农业革命最大的场域，还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支撑着这个大场域、大结构、大功能不至于碎裂坍塌。中华文明是“天降玄鸟”的“卵生”，之所以一次次凤凰涅槃般不断新生、壮大，绵延五千年而不曾中断，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造地设的保护性“蛋壳”。中国的东面是碧波万里的大海，北面是少有人烟的冻土带，南面是难以穿越的雨林，西北和西南有一系列巨大的沙漠、山系、高原和冰山作为屏障。他们合围出一个保护壳，如同上天派来的保姆，如同护佑的天使，在文明诞生、发展、壮大中起到保护作用。中华文明的大场域、大结构，带来大体量、大功能、大气数、大命运。它内部的贯通性，形成幅员辽阔大尺度和大型人类社会，大型人类社会必然推动中心化组织结构的形成。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这个中心化组织结构不断升级，从由血缘组织起来的封建万邦到归于一统的郡县制，最终在秦汉之际形成稳定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天下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确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黄河的周期性泛滥、改道带来的社会治理需求，推动早期国家发育升级和治理能力的向上集中。大禹治水、禹划九州，就是这样一个隐喻。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含有这层意思。

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曾中断、气韵悠长，也由于这个文明的尺度、场域、体量、结构和功能，给了她强大的生命力，使她在各种危难和挑战中，拥有足够的韧性，使她很难被扳倒、打败，使她始终保有一口绵绵不绝的元气，向死而生、反败为胜，渡过重重劫难。中华文明之所以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也是因为这个巨型文明的尺度、场域、体量、结构和功能，使她始终处在内部和外部能量的交换当中，多元多样、风击云荡、相辅相成，儒释道、大运河、农耕与游牧、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大海生巨鲸，高天起鲲鹏！这大尺度、大场域、大体量、大结构、大功能，带来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文明大景象。

黄河、黄土地、炎黄子孙，这就是中华民族日夜不息、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和中国故事。

历史温度与精神结晶

大体量、大质量带来大温度和大的向心力与辐射力。如同太阳，它的引力会俘获一系列行星，它的高温高热和不竭燃烧，穿透黑暗和距离，散播光明。文明、历史和民族，是一个活体，也有它的高温区域，有它聚变燃烧中最早、最多、最激烈的地方，有它冶炼、结晶、成型、壮大的原点和坩埚。黄河、黄河文明就是这样的坩埚、区域和锋面。

费孝通先生使用了“多元一体”来阐释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和历史发展进程。“多元”指的是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六个民族单元，“一体”指的是中华民族。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实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来阐释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从多元（源）到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进程。他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说，维系统一、各族一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此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一体”既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坚持平等和谐，又凸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不断同心聚力。推动“一体”的力量，是自然地理基础、天下大势、历史力量所构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锐角、方向、势能、锋面在哪里？在黄河、长城、丝绸之路这三条横贯东西的平行线上。

黄河曾独享一个字——“河”。黄河不仅是一条河流，也是一条精神之河、象征之河。“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不仅是浪漫的诗句，也是漫长的文化想象。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张骞的“凿空”，不仅在联络大月氏以断匈奴右臂，也是为寻找河源。在历朝历代的志书中，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认为黄河源于昆仑绝域，源于中华民族的神话之山、精神之山——昆仑，她与发源于昆仑的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连为一体，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最低点——罗布淖尔，汇成文献典籍所言的“盐泽”“泑泽”“蒲昌海”“牢兰海”，之后伏流于沙下，浸通出黄河。这种观念直到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不断派出寻找河源使，一路上溯、风餐露宿，确定了青海卡日曲这个地方，才得以澄清。黄河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气吞山河的自然伟力，从来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象征。

中国历史、包括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迁徙、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因为在东部，有着欧亚大陆成熟、典型和庞大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决定。在中国，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分界线，大致区分了湿润和干旱，区分了农耕生活和游牧生活。在北方，万里长城大致就在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撞击、交流和融合，使黄河、长城区域成为中国历史的高温区，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火力最旺、受热最多的坩埚的锅底。也因为这一点，历朝历代的都城，也基本分布在黄河一线。“天子守国门”，似乎只有押上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树立决心、应对游牧集团的挑战，从而取得平衡稳定。正是在黄河、长城一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大融合中的那些最先、最快、最结实、最美妙的结晶体。因此，可以说，万里长城自构筑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2000多年来，任何人都没有能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意志和力量。从胸腔中唱出的《义勇军进行曲》，使长城在人们心目中已升华为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如果说黄河、长城是搅动中华文明诞生、发育、成长、壮大的两根叶臂，那么，丝绸之路则不失时机地为这架伟大的搅拌器增添了又一根叶臂，使它转动得更加平稳、均匀和细腻。在神话时代，中原就和西域发生联系，中国神话系统中的创世神话，以昆仑为旷神出场的基座、高台；玉出昆岗，玉是神之食，是礼天重器。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昆仑山的和阗玉所雕琢的玉器；世界诸文明皆有石器时代，但只有中华文明有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在石器时代特有的一个结晶点。而中国的玉文化，至少在商代，就与昆仑山、与和阗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前，早有一条沟通中西、密如蛛网的玉石之路。在丝绸之路的帷幕打开之前，玉石之路早已散射出晶润的光芒。而张骞的“凿空”，凿开的是“边塞”，也就是凿开保护性蛋壳最西边的那一层，凿开了隔绝亚欧大陆的东西之塞——葱岭、昆仑、帕米尔被打开了，丝绸之路越过世界屋脊，逶迤西去。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有力补全了中华文明和中华地理最西边的这个重要的单元。

古代丝绸之路使中国连接世界，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从历史经验看，古丝绸之路正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成功典范。

总之，黄河、长城、丝绸之路，这三条平行又相融的线，是中华文明的三个恢宏象征，是历史温度最高、历史力量最集中、民族与文化融合得最多最快，文明与精神的结晶最早、最大、最瑰丽的区域。

打造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文艺走过的，是历史的道路。在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中，离不开文艺、文艺作品、文艺精神的激励和辉映。历史上，以黄河区域为中线，以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两翼，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主题、题材、形式、作品质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辉煌的富集区。黄河就是一部打开的大书，以黄河为隆起的书脊，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为延展的两页，书写了中国古典文艺最为华美深刻的不朽篇章。从中国最早、最系统的文字——甲骨文、最早出现“中国”二字（“宅兹中国”的何尊），到《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在最肥沃的土壤长出最茁壮的花朵。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更多更好地诞生于历史温度最高、精神结晶最美的“第一现场”，总是和历史文化的基因、和当下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想具有史诗的品质，必须架起通往历史和文化的长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接住这样一个主题和题材所天然具有的沉甸甸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以黄河文化精神为支撑，才能为作品灌注厚重的历史力量。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想具有史诗的品质，还必须架起通往现实和时代的长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更快、更大、更深、更复杂、更辽阔、更激动人心的尺度上展开，要想从整体上认识、理解它，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它，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是更加艰辛的创造。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其工作和生活的范围、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因为专业、行业的局限，往往是比较狭窄的，和辽阔的社会生活、浩荡的时代洪流多少有点距离。只有横下心、不浮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板凳甘坐十年冷，扎扎实实架起通往现实和时代的长桥，才能为作品注入强大的时代力量。

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更是一条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艰难之路。美是艰难的，少走一步，都可能是半途而废。历史上，以黄河为中心的区域，包括长城和丝绸之路，是民族、文明和历史的高温区，文化结晶、民族精神的结晶、文艺作品的结晶最多、最集中，也就是说，在古典时代，这个区域文化和文艺的高峰最多。今天，所有想要冲击文艺高峰的人们，必须栏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头，披沥俯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心血之作。

（作者：韩子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