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庚子春节，完全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左右了，国人在一种前所未有（希望此后也不再有）的状态中度过了一个纠结、焦灼、百感交集的春节。到目前，抗疫“战争”仍在继续，人类或许已经发起了反击和总攻，但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打退病毒仍未可知。无论如何，人类为这场疫情付出的代价都是极为惨重的，这其中，有经济的，有情感的，有心理的，而有的人则失去了健康甚至失去了生命。“经此一疫”，每个人都将变得不同。在这样的“严重时刻”，诗歌是否可能、诗歌为何、诗歌何为？这不能不成为摆在每一位诗歌写作者面前的问题。

面对灾难，任何人都会有本能的反应以及言说的冲动，而且，由于其作为“人类的良心”的天职，诗人更有责任和义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里面当然也各有不同，有的诗人参与、投身到实际的抗疫斗争中，在公安、医护、社区等岗位上都有诗人的身影，另外比如诗人企业家阎志全球采购紧缺医疗物资、捐建10家应急医院和方舱医院，比如诗人巫昂通过运营志愿者团队帮助大量新冠肺炎感染者入院治疗，并采购、捐献了大量疫区所需物资，等等。他们可谓行动派，一定意义上，他们的行动本身也是诗歌的一部分，是一首“大诗”。而更多诗人的生活状态，恐怕和大多数社会公众一样都是宅在家中，的确，对大部分人来说，在疫情期间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不给社会添乱本身就是对社会做贡献。而诗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精神活动，在于其思考与写作。诗人最重要的是推出高水准的诗歌作品，以自己作品的价值来履行社会责任。所以，就此而言，诗人们能够参与具体的社会活动、助力抗疫斗争，那当然是好的。但是，没有这样的行动并非诗人的原罪，甚至，诗人是否一定需要即时性地写出作品以对这样的大事件有所“表示”，恐怕也是不必强求的。事实上，急就章有的写得很好，但更大的概率是比较一般，而拉开一段距离，经过沉淀、反思，慢工出细活，更容易出精品。正如鲁迅所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诗歌与新闻、与报道、与宣传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所以，写还是不写，写什么，怎么写，真不应强求，在疫情面前，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这自然是好的，如果需要缓一缓、静一静再写，或者并没有灵感和创作的冲动而选择不写，那也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个人的自由。相反，如果是为写而写、强写、硬写，往往提供不出什么有益的、新鲜的内容，而更多是陈词滥调的重复，甚至只是标语、口号的堆砌，这样的诗不但是无益反而是有害的，是一种语言的污染和腐败。

“抗疫诗”自然有其社会作用，比如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弘扬正能量等，但它有一个更重要、更基础的功能，就是抚慰人心、引起共鸣，它是作用于人、作用于人心的。处身巨大的疫情灾难，所有的人在病毒这看不见的敌人面前都成为弱势者，人是渺小的，而原本渺小的病毒此时却显得非常强大。这是对于人、对于人类的严峻考验，是最应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时刻，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时刻。抗疫诗应该从个人、从内心出发，表达出个体的真实感受与处境，这是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具普遍性、最动人的。抗疫诗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但其前提应该是对人的尊重，应该是人道主义精神，否则它只能是空洞的和概念化的，就其本质而言是非诗的。吉狄马加的诗歌《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体现了其一贯的宏阔视野和博大襟怀，但诗歌所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身上。诗中指出，“当自己成为大家，当众人关注最弱小的生命，/一个人的声音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声音，而从一个人/声音的内部却又能听见无数人的声音。”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战胜疫情、取得胜利。这里面的“小我”与“大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得到好的解决，在许多人那里甚至仍然是本末倒置的。诗人刘立云的《你，或者赞美》写到了疫情中不同的“你”：“我怎么离得开你，我怎么/离得开陌生的你，来历/不明语焉不详的你，从来没有/见过面，说过话，点过头/每天随汹涌的人群/迎面走来的你；我怎么离得开从乡村进城来/砌墙的你，搬运的你，送快递的你/凌晨四点钟起来扫大街的你/脸黑黢黢，蜷身在井下挖煤的你/我怎么离得开戴着厚厚的口罩和护目镜/穿着防护衣，如同造访的太空人/在深夜的ICU，与死神/争夺生命的你；”诗人重新发现了众多的“他们”，重新发现了世间万物之间隐秘的、生死与共的关联：“现在我知道，他们/和它们，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脚上的十粒脚趾，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诗中一个个的“你”，让“我”更为真实、宽博，更具深度和内在性，全诗是对人、对世界的一次重新打量和体悟。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于这次的疫情而言也不无可类比之处，大疫自当“哀之”，但比“哀之”更重要的是“鉴之”，否则灾难仍然可能再次发生，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来，作家李修文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对于抗疫诗的写作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个人立场出发、以生命为最高价值、有反思、有审视，才可能对疫情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正如王单单在其《来自一位青年诗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一线防控报告》中所写：“真相即诗/生命即诗//除此之外的抒写/都是可耻的行为”。王单单来自一线，他近两年都在基层驻村帮扶，近期所写的数首关于扶贫、抗疫的小长诗颇为引人注目。这些诗中有时代性的大事件，又有个体的行动和体验，更体现着深沉的命运感。他把自己放进诗里，有真情实感，有血有肉，有及物性和现场感，而同时又有对于时代的观察和理解，有价值立场和超越性。比如他在《雪夜防疫帖》中所写：“我的结膜炎，一天天加重/迎风落泪，看起来/像一个哭泣的人/想想吧，这样也好/还有人可供我哭/这世界，就值得我/再一次，为它/以命相搏”“茫茫人海中，我似乎/看到了我的弟弟/死于非命。/正月十五的月亮比正月十四圆/我的弟弟/你的灵魂填补了月亮的缝隙/照着我们，就像飞升之前/你是一个拉响警报的人”。从对真相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出发而进行抒写，个人与时代、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紧密而有机地连接了起来。

在如此的艰难、晦暗的时刻，诗人不应简单地做一个歌手去颂赞光明，而更应该做一个光明的生产者，做一个带来信任、信念、可能性与希望的人。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论述的，诗人应该通过“凝视黑暗”而进入到时代之中，对之做出具有穿透性的表达。张执浩在诗歌《封城记》中写：“我把光源都打开了/我站在黑暗的中心”，这其中关于黑暗与光明的书写极为动人。诗人周庆荣也曾说：“不用害怕黑暗，不是黑暗包围了我们，而是我们打入了黑暗的内部”。的确，诗歌应该是生产光明、辉映光明、驱逐黑暗的。

——有诗歌在，就有希望在，就有人性的光辉在。即便眼下仍然萧瑟肃杀，应该看到，春天的脚步已然临近、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