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那些走过的岁月
作者:郑继国 2020年05月14日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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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首小诗,引发众友围观:有的默默点赞,有的片言微评,还有的一声叹息:想不到你还有一颗诗心!
事实上我也没有料到,自己还会与诗歌重遇,还会拥有激情或愤怒,还会有冲动之后的理性思考。
诗歌已经走失了。离我很远很远,遥远得我无法复原与之告别的所有细节。依稀记得良师益友、诗人沈在龙在2003年不幸病逝后,我就用眼泪埋葬了诗歌和梦想。
诗,是那样的让我伤怀。但诗歌,曾经温暖我孤独的灵魂,伴我走过迷茫的青春旅程。
2015年4月26日,著名诗人汪国真逝世,我的好友、中国作协会员小语发来一首悼念汪老师的小诗,并请我在朋友圈转发,看完小语《致汪国真——留一方厚土葬你的诗》,一种久违的情怀在心底升腾,无限思潮在脑中翻涌,我当即写下《诗歌,是我投掷邮筒的第一封情书》回传过去,就在点击“发送”的一刹那,眼角泛起了涩热的泪花。
次日,这两首诗出现在朋友圈,被数十位好友转发。
这是自沈老师辞世后,我写的第一首诗。悲哀的是,这首诗,寄给了奔往天堂的又一位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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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文学开始,我已经出发了很久。
引领我踏上这条道路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网主编魏荣钊。20年前,我还就读于贵州大学中文系,而魏则在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并在贵州文坛崭露头角。关于和魏大哥的情感交识,在他的长篇小说《迁徙》入选“中国2009年最佳长篇小说”提名之际,我写了一篇文章《孤独的行者》刊发于《青年时代》。就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迁徙》视为他的又一次文化苦旅。此前,他曾徒步穿越贵州省内三条主要河流: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出版了长篇散文《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等作品,书名中都有一个“走”字。《迁徙》与其说是展示“小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人生际遇,不如说是作者在追思自己的命运迁徙。
作家和诗人都是孤独的。有时,心灵的告白没有听众,灵魂的呐喊没有回应。
时间回到1995年11月。《佛山文艺》杂志社长兼总编辑刘宁老师,亲自编发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缘断红尘》。380元的稿费在那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班里的几位同学邀上外语系的几位美女,在校园外的一家餐馆分享了我的喜悦。
大家当然希望继续分享,等待却是遥遥无期。
我走近新闻,当了一名记者。每天沉浮在乱纷纷的信息和日子里,踏着有了选题忙死、没有选题死忙的节奏。我象一台消极怠工的机器,渐渐停止了对小说的生产。
我先是当党报记者,后来干了企业报编辑,再后来做了电视编导、策划人、制片人、部门主任。
2001年,贵州电视台《生活周刊》栏目开辟了一个版块,叫《地下三厘米》。时任制片人张渝蓉一直关注贵州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一次编前会上,她提出制播几期电视诗歌散文。
我主动请缨,与吴刚、张艺、王玉良等几位同事,组建了一个临时项目组,先后制播了贵州著名诗人李发模的《母亲》、沈在龙的《缘》、安斯寿的《下岗的妻》及著名散文家徐成淼的《走近青岩》和作家龙潜的《风中呼吸》。节目在贵州卫视播出后,产生了强烈反响。记忆犹新的是,这期间,我还撰写了另一篇纪实文稿《逼上梁山的爱情云淡风轻——著名诗人李发模的爱情故事》,投给了《知音》。
随后不久,在沈在龙的引荐下,我带着几部电视作品参加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在遵义县举办的“乌江诗会”。认识了众多优秀作家,包括现任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
就是那次诗会,在和作家诗人们的交流与激荡中,撞响了我沉睡已久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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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沈在龙老师之前,我供职于贵州省电力局宣传处,担任《贵州电力报》的副刊编辑。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开辟了一个“作家专栏”,先后编发了龙潜、冉正万、魏荣钊等几位作家的作品,把一个企业报的副刊弄得风生水起。1998年6月,我给领导建议,针对全省电力系统写作爱好者搞一次培训。授课老师是我的大学教授、“扇形写作”创始人刘智祥,还有我在1994年参加《贵州日报》通讯员培训时的几位老师:贺启瑞、刘庆鹰、彭晓勇、苏丹。当时我给处长汇报时,他面露疑虑:这些都是誉满贵州新闻界的人物,能够请来吗?
其实,一位真正有文化涵养的人,怎么会有架子呢?一周的培训很快结束,而我收获了无数感动。至今仍能记起智祥老师和启瑞老师脸上堆积的慈祥,庆鹰与苏丹老师的和蔼与平近,以及晓勇老师络腮胡上挂满的笑容......
1999年12月,《贵州电力报》“黄果树”副刊在全国两千多家企业报的参评中荣获一等奖。而此时,我已悄然离去。
我听到了诗歌的召唤!认识了在贵州文坛上崛起的诗人沈在龙。
沈在龙曾用笔名沈沉、天下客。著名作家李宽定和著名诗人、诗评家黄邦君等撰文对他给予了较高评价。《贵州日报》、《今日文坛》、《贵州当代文学概观》亦有研究他诗作的文章。他的组诗《岩和鹰的传说》1985年问世后,立刻引起了文坛注目。叙事诗《女人与狗》1986年荣获《广西文学》举办的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与他同获一等奖的还有一位北京诗人赵振开,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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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在龙当时的身份,是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兼任《希望报》社社长,我则担任新闻部主任。就是这张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当时聚集了一大批诗歌爱好者,其中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的安斯寿和贵州省诗人协会现任主席郭思思。
沈老师为人低调,虚怀若谷。他常把我们聚在一起,探讨文学与人生,谈论诗歌与爱情。
2000年1月,《花溪》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危情时刻》,沈老师看罢,认真对我说:“你如此多情,一定能写出好诗。”并向我推荐了一位诗人:姚辉。姚老师早于他两年发表作品,是贵州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的少数诗人之一,拥有融现实性与当下性、前卫性与探索性为一体的厚实诗风。沈老师说:“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个性即是秉持诗人的诗性,不轻易错过生活的细节,用一颗细腻的心去感知世界,体悟人生。”沈老师比姚老师年长,但对他极为尊重。
诗的种子就此在我心中埋下。
2000年10月,我进入贵州有线电视台,不再拥有闲暇时光。“两台”合并后,我到了贵州电视台经济部,脚步更加匆忙。
我常常站在远处,对诗眺望。
2003年7月,肝癌夺去了沈老师的生命。更为悲哀的是,他尸骨未寒,同为诗人的第三任妻子就和他的长子为财产闹上法庭。我受《家庭》杂志特邀,写了一篇痛心之稿《凄艳如血!诗人之死引发名份之争》。
沈老师的离去,有一种揪心的痛,这种痛深入骨髓,久久不能平复。诗人不是时代的宠儿,诗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歌?为什么一定要去当诗人?生命,只是上帝制造的一个玩笑,诗人何其不幸?生命何其脆弱?脆弱得如同我还未吐蕊就已凋谢的诗花!
别了,诗人!别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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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诗歌,已是十年之后。而打开我尘封的诗情,正是我前面提到的《贵州诗人》主编小语——杨杰。
与小语相交甚久,其间有过愉快的合作。2001年,小语还在部队服役,担任宣传干事。我们联手制作了一部电视专题片,这部作品在参加全军的评比中获得三等奖,部队首长破例拨出1万奖金。我和小语二一添作五,和几位朋友大醉之后小娱,结果双双惨败。此后常来常往,结下深厚情谊。
小语好写,尤以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见长,2012年4月,人民武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纪实作品集《兵歌》,我在第一时间捧读了全文。但我没有想到他会写诗,以前也从未看过他的诗作。直到2013年7月,他的首部2500行工业长诗《没有退路是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才大吃一惊,正如著名诗人李发模老师所述:“细读,我才发现,这个杨杰,他竟然以洪水般的激情冲破了当今一些所谓诗的堤岸;他当然也像一场大火,烧焦了当今一些诗人囿于点点滴滴自我之圈子。他以他的真心之笔捅破了如今诗坛一些小情小调的薄纸,让人激情四溢,蓦然恍然。”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2014年10月,贵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诗集《诗想家》,紧接着,2015年3月,他创作的3000行长诗《大道出黔》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阅读这部讴歌贵州交通、唱响时代强音的英雄史诗,让我肃然起敬。
就像贵州省诗歌学会会长南鸥说的那样:由于社会的转型导致的价值体系的倒塌,再加上后现代思潮的强力渗透,我们的文学连同整个人文精神完全被沙漠化了,而作为一个时代人文精神标杆的诗歌,更是成为沙漠中央的沙漠,已经成为午夜红灯区凋落的残影。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之下,突然发现一位诗人在荒漠中孤绝地站立,他勇敢地站在诗歌一边,与诗为伴,他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令人赞赏!
我和小语是遵义老乡,他来自绥阳,我来自余庆。我们同年出生,他小我月份。但,他让我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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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语相比,我自惭形秽。从事电视十几年,虽然策划了数次活动执导了数部影片,却始终没有什么建树。
日子在一天天丰满,精神却在一天天萎靡。
我感到了惶惑与不安。生活怎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或许,是我的孤高冷傲拒绝了诗情的复燃?很长一段时间,我回避与诗相望。现在的很多新诗,完全读不懂,那些文字自个儿玩着游戏,离人间太远了。像冰清的月亮一样,悬着双腿挂在空中,难以给土地、给我们的灵魂注入温暖。
难道是我远离诗歌的同时踏入了红尘的迷途?离开诗歌,就能拥有梵天净土吗?情感的聚散离合,职场的明争暗斗,商海的波诡云谲......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此刻站立的位置和即将踏往的方向。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总有一股热浪在翻腾?当小语那首小诗溶解我的瞬间,我明白了:这是诗的声音!这是诗的情怀!无论我怎样遣送过往,也不管我如何掩埋伤怀,诗就一直长在那里,蜷缩着,匍匐着,它在等待一个时间节点,等待岁月之刀把伤口切开,悲怆挺立!
诗,就这样与我重遇。我倾听到了,来自灵魂的呼声。原来,我一直深深地爱着诗歌,我是多么的渴望擎着精神的火炬,照亮回家的路!
于是,我开始写诗。我只想给诗,也应该给诗歌,和那些走过的岁月一个交代。
只是,我不知道,还能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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