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您这本诗集为何叫《出神》?
荆:起初拟了个两三个诗集名“诗艺”、“荆溪诗集”等,又据诗友、著名诗人黄礼孩先生的建议,取诗集中某一首诗的题目或诗句,诸如“紫红”、“悬浮”、“眼睛的墙壁”等,又问询朋友林锦芯等的阅读感觉,最后定为“出神”,是诗集中的《出神》的题目。我喜欢“神性”感觉,还喜欢“诗歌是一门手艺,诗应震动感觉”这句话。《出神》这首诗,“死亡带来新郎”集中表达了“诗歌艺术,创新突破,永无止境”这一创作境界。诗不可言说,无法解释,但可以理解。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说才准确。如果需要更为准确、周全的解释的话,我更喜欢以这个表达来回答您:眼睛不相信耳朵爱上神。
宋:你把自己的诗体命名为“荆体”,有何别于他人之处?
荆:似乎创造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也是轻而易举的,这是我的感受。我相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本民族艺术需要一些变化,包括向外的优好文化的汲纳。对比古今中外所有的诗歌风格、特点之后,我认为持一个“多观念的无观念”的写作方式是有意思的。不是以一种而是多种观念进行诗写,在艺术自律、诗行诗节的自觉推进中取得观念的相互消解——无观念的创造特征。语言令我不安。语言是没有安全感的东西。这是诗歌本质决定的一个诗人的事实。我的追求是以字词句内在的知识、文化的力量自觉推进诗的铺展,争取“新、美、异”的精致而典雅的诗篇结构。尚用与善用古韵古意,短语长句交驳,在诗本身的表现的琴键上完成诗的抵达,这个“诗歌生态”的单独的尝试、突破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新、美、异”的字词句还营造独特的词象、语象,强化的“好山水”,浓郁的古中国风味,这一“中国风”的典型的整体意象浸润着深沉、空远、博大,如渊的中国文化、艺术营养。大约5年前诗友巫小茶等曾说:荆溪,你的诗歌风格别人模仿不来,仿不到你的真髓。她的意思大概跟诗友康城等一致,我这人,整个是字词句结构的人,是个“诗本体”,“诗歌本身”。康城还认为我的生活是“语言生活”,燕窝认为是“诗生活”,老朋友吴虹飞认为“爱生活”,荆溪这人十分浪漫,是充满了爱心、爱的生活。
宋:在你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李白、杜甫、辛弃疾、甚至如陈寅恪、柳如是、叶嘉莹,这些人物为何频繁地现身?
荆:这都是我喜欢的人。我还喜欢博尔赫斯、里尔克、狄金森、蒙克、梵高、怀素、僧肇、荆浩、李清照等。是希望建立诗学的思考,文化、艺术的思考等的有效的对话关系。关于新诗,或中国学问上的一些见地,不仅胡适曾经胡说八道,所以我的诗歌当中也写到过一次胡适,“不要听胡适的胡说”。
宋:您有一本《福道》,是写福州地理的诗歌,《出神》这本诗集与其有何不同?
荆:四年多前我本来在整理这本《出神》诗集,某天忽然发现了榕城这个十分难得的方言诗人。榕城不仅能够不必翻抄方言字典而是熟练地使用方言文字进行写作,并且是个方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她还很熟悉方言文化、民俗、地方掌故等,并掌握有不少家传的、尚未面世的三坊七巷名人轶事。我认为榕城的这个“方言全面”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她应该在方言新诗上能够作出贡献,便放下《出神》的整理工作,鼓励榕城大量创作福州方言新诗,改变地方上从前仅是创作方言打油诗的情况。我们一起创作了《福道·福州地名诗选》,于2017年11月出版。这本诗集被誉为“创新突破的卓越成就”。在这本诗集里,我也第一次将2010年间关注的“后后现代文化、诗歌”提出来,发表了40多首后后现代诗歌风格的诗作。我最早有意识地书写“后后”诗作是在2009年间开始创作的《节气歌》(共46首),已发表32首。《出神》整理了大量的“后后”诗作,仅《谈艺术》这个大型组诗(共选46首)风格不同,这是由于其内容涉猎中西诗学、文化、多类艺术(书法、绘画、音乐等),须表达充备、形神毕现的写作需要。事实上,前面讲的“荆体”就带着“后后”诗歌特点。朋友说,“荆体”或我其它更为鲜明的“后后”诗作,它们独特的风味,是难以模仿的。诗歌不能解释,也总是解释不准确。近日我还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对“后后”诗歌的一种喜爱,这是我喜欢的“解释”的方式——
鲜艳的浪漫。兼论中国后后现代诗歌(四)
但茁壮
的犹豫——活生生蛰伏着的。有时在意观念,有时
完全没有观念。
试图接近:惊诧。并协调侘寂——几乎重叠的瞬间。
有时迷恋伤害。
收拢的谐音写意水墨温温暾暾的情状:不是艺术
而是艺术的征服。
首先须理解评判——的理解。掀开
的帘幕:梦想全真,梦想照耀
梦想
宋:如今的生活状态是快节奏,大概写诗特别读现代诗歌的读者可能有限,那么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诗性的生活?日常的生活您觉得诗性和诗意在哪?
荆:写诗就像休息,这是《福道》诗集的后记。写诗就是休息,于我而言。每天忙忙碌碌,下了班,兴致来了,写一首;浇花拔草,饭后,茶余,看看书,兴致来了,写一首。有时从一个字出发,一连写好几首。我写诗很快,基本上10分钟内完成一首。作为休息。诗歌是一种极限运动,我喜欢,特别是累了时,喜欢生命在诗行中运行、冒险的感觉。字词句是自己蹦出来的。写到哪是哪,写好一首,往往额头沁着细微的汗粒,做了一场大运动般,很爽,很高兴,再过10分钟左右,这时才真正觉得是累了,的确很累,就躺一躺。如今的生活节奏快吗?快不过我吧?诗是光速,比光快,我才是快节奏呢,“诗生活”,多么快啊,呵呵。现代诗、后现代诗,在我看来就像“搞来搞去搞不清楚”般,这两种特点的诗歌,我也都能写得来。我可以同时写多种风格的诗作。我熟悉几乎每一种诗歌风格。
现代诗、后现代诗,一个在意识内部完成,一个向外向内背叛和破坏并寻求“合法性”。两者都是外国来的东西。西方斯纳德等“生态诗人”事实上都是学我们中国,属于“后后”诗人。我在2010年间提到后后现代文化,后来在《福道·福州地名诗选》这本书里提出中国后后现代诗歌的概念,并做了些“后后”诗歌的创新突破的实践。“后后”文化带着典型的中国文化色彩特别是“后后”诗歌带着典型的中国古典诗词文化、中国诗学的特征,故而判定为“中国后后现代文化”、“中国后后现代诗歌”,“后后”是属于中国的一笔伟大、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判定西方人曾言的“后后”其母体实际上源自中国,中华优秀文明、中国优秀文化是西方人曾言的“后后”的“母亲”、“祖宗、父母之邦”。
“后后”诗歌其“鲜艳的浪漫”特征,这也是我的独创,将儒释道注入活性、活跃起来,不再是“后现代”艺术家们批评的“僵尸”。
诗歌读者一直是个问题,乃至于不再是问题,不再是有抱负的诗人的问题。中国诗歌应更快一点走向世界,中国籍诗人应改变历来是外国人占据世界诗坛优势地位的传统情况,这是当时代中国籍诗人的最重要的使命。我很愿意与读者朋友们谈到我的诗观:诗即发明创造,即创新突破、永无止境的艺术精神。诗是什么?诗不是什么,你写便是。诗,不要强化风格;诗,不要强化的风格。新诗人不可抛弃传统诗歌。从新诗百年来看,从诗学而言,最主要的经验是,应学会掌控西方诗歌。
不仅书本,读着读着,经常时候,忽然蹦出一个字来,忽然跑出来一行一串字词句,于是写了一首、好几首诗;生活中到处都是诗,什么都是诗,草木山川、花鸟虫鱼,好人好事,坏人坏事,都可以写为诗。
诗性就是你闭上眼睛,瞬息所见的。
诗意就是你睁开眼时,瞬息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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