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读胡述武长诗《我心安处》


徐庆年(安徽)


一

一场不请自来的的新冠肺炎疫情，报复性地替昂首前行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急遽步伐按下暂停键。虽然中国防控已初步成效，但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与此同时，关于疫情，关于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感受，态度和观念之间的争论乃至对峙，则正以不同形式、媒介、话语在线上线下大规模展开，可谓众声喧哗。胡述武长诗《我心安处——个人史和城市之疫》（载于《文学月报》2020年6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
诗作有三个特点。其一，亲身经历、亲自在场。作者与武汉这座历史名城一起经历了疫情爆发、封城、抗疫和解禁的全过程。其二，应时而发、保存记忆。当人们选择各种方式与疫情搏斗时，作者选择了笔，以笔为剑，刻画了这不该被忘却的历史记忆。现在，惨烈而悲壮的抗疫场景已经过去，但封城抗疫中的痛苦、感动、诘问、反省和希望却将长久地与人们的心灵相纠缠，作品几乎同步地用诗歌形式将这一切，以自己的视角表达并存留下来。其三，新硎初发、已见长才。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一度走在前沿，相比之下，长篇诗歌创作则稍似薄弱。作为诗坛新人，作者出手就是一千八百行，可谓不计成败，勇气可嘉。而且有其鲜明艺术追求：以文入诗，以诗咏史（事）——融叙事、抒情、状物、议论于一体，情感充沛尤如江水奔流。颇有以此诗创作来呼唤诗歌复兴之气概。

二

与此伴随而来的则是，也许因为身陷一室，也许因为突然面对此一“大事因缘”而匆促成章，也许因为初涉诗作创作领地，作者对于创作的冲动——重要性感受——似乎还来不及沉淀过滤，即来不及对于体验的再体验。这表现为对于偏居一隅的个体感受超越不够，对于疫情这一大事因缘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缺乏本质直观，对于作品的题材结构与内在视域之间的融通尚欠营构。
当然，深陷一室不是作者的所愿所为，于是诗作中的个人史叙述则是超越一时、一地、一身的合理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已经意识到个人史、家族史和城市史是有内在关联的，因此，“城市之疫”给作者带来的切身之痛，就不是围城之外的我们所能完全同情共感的。 问题在于，身陷一室毕竟与疫情发生、防控和取得防控性成果等客观情况可能存在某种疏离，与一千多万武汉之子在不同时空、生活场景、防控斗争的感受与体验可能有某种疏离。比如，防控措施实施之后，围城之内与围城之外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亿万人民所显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以及治理成效，也同样需要同情地理解与表达。
我们是突然被抛入此一大事因缘之中的。直到今天，对于疫情爆发的自然根源 ，内在机理，全球治理机制的严重缺失，还知之者甚少；对于疫情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之间的内在冲突， 还一筹莫展；对于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文明体与疫情抗争中呈现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还难以有效沟通、及时协作和采取共同行动……。这一切都在警示人类：对于疫情，对于当下的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都需要进行切中现实的反思，需要作出合情合理的新的抉择。然而，“切中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实”并不等同于我们的知觉所直接给予的东西；“新的抉择”也不可能是一次立竿见影的行动，因为这相当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进行自我革命或浴火重生。
让我们回到文学创作的冲动这个原点上，什么是重要性感受？曰：倾听时代的心声，对体验的再体验。用大白话说，这需要“置于地而后生死”，犹如灵魂出窍或神灵附体。重要性--感受或感受--重要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有没有重要性感受与切中还是没有切中真正的时代问题是同一件事情。而重要性感受与千万人重要性感受有没有或有多少共鸣之处，则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创造性的基本尺度。

三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如何表达重要性感受，或者说诗歌区别于小说、散文、戏剧的界限何在？于此，《我心安处》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空间。前面已经讨论了什么是重要性感受，这里再谈谈重要性感受的表达问题。
从内容上看，讨论除了“开篇”、“后记”，主体部分是“城市之子”、“城有疫，天知否”、“爱是一种解药”、“从心而论”四章，其中前两章的内容更结实一点，后两章则更空灵一些，这是作品的表层结构。而贯穿全诗的则是人与城、人与自我的谈心或对话，这是作品的深层结构-----经此一疫（役）而生发开来的个人与城市之间的血肉联系的感悟，以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深层次诘问。
从形式上看，当代中国诗歌有两个似乎平行的发展趋势:一是强调诗歌韵律。一是探索所谓的“韵之离散”。前者在平衡对称的韵律后面，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这个世界内在的同一；后者则在消解平衡对称的韵律的后面，自觉不自觉地叩问这个世界内在的张力；前者突出创作与接受之间关系的“同”，后者则尊重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异”。胡述武似乎在这两者之间挣扎，而似乎更加青睐于后者。这种新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诗歌声音的个人化和独特性，其代价可能是对话交流的公共性方面的减弱。如果从纯粹的形式看，两者各擅胜场；如果从审美趣味的演化看，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试图拓展出诗歌表达新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像生活世界本身是有差异的统一，艺术世界诗歌韵律化与韵之离散应该也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或结构方式，这是当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次机遇。
把诗作分成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是一件冒险的工作，因为在内容与形式关系之后或之上，还有诗歌的旨趣或灵魂问题。胡述武对此是有感悟的，在第三章他有一段关于自我救赎的呐喊：
“最慌乱的日子已经过去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
日子还得继续
遭受打击时
更需要活下去
站起来并对所有人宣布
我也能振作
我还没有活过平均年龄
我还能活下去
先活下来，再活下去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在第四章22节，他还有这样的一段表白:
“ 为什么起名《我心安处》？
这诗先叫：我依然爱你
中途叫：个人史和城市之疫
后来做了缺少诗情的副题
方敲定上面的篇名
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心的安宁（加缪语）”
我想说的是，“救赎”毕竟是西方语境中的“心安”，它建基于两个世界，并且指向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心安”则建基于一个世界，指向是则是人生在世的通“情”达“理”的“情本体”（李泽厚）。苏轼有句词，我们不妨也抄在这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救赎”融入“一个世界”，吸取其直面灵魂的超拔力量，而行走于一个人生之中，并在这个世界与人生中建立爱、信仰和终极关怀，即有限寻无限，于世间求不朽，虽然没有外在超越的“上帝”作为凭靠而可能更显得困窘、艰苦、悲怆，但是，由于在这里“活”、“活的意义”都是人创作、建构起来的，这里的“道路”、“境界”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却可能使得这个人生、这个“活着”、“活的意义”更加亲切实在、丰富深沉而“体用一源，不即不离”，更加心安理得。
胡述武在诗中特地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抗击全球化时代天灾人祸的坚实基石，更是世界文明转型的必然选择，其内核是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其途径是对话、互鉴、共存，其指向是天下太平。正如每一个人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国家同样也不是一座孤岛。此之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触角，如何开启后疫情时代新的重要性感受、表达和理解方式，我们似可以从《心安何处》中以及对它的理解与讨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收获。

作者简介：
徐庆年，安徽人，现在合肥润安公学工作。曾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美学、文学批评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