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九叶集

骆家、树才、高兴等 著     骆家、金重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九叶诗派”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现代诗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

《新九叶集》是诗人、译者骆家和金重以中国新诗和当代西方现代诗为大背景，在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坚持诗文创作兼翻译工作的诸位诗友中细筛出九家，精心编选其作品而成的一本诗文集。诗集“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王家新），有意向20世纪40年代令人瞩目的“九叶诗派”靠拢，并致敬。

翻译是人类很必要的传统，人类正是通过类似翻译的活动才能互相沟通、互相理解（汪剑钊）。百年新诗走过的发展历程，与一代代翻译家付出的心血和热情分不开。

“新九叶”作品选读

李笠，1961年生于上海。诗人、翻译家、摄影家。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出版瑞典文诗集《水中的目光》《栖居地是你》《源》等六部，荣获2008年“瑞典日报文学奖”和首届“时钟王国奖”等诗歌奖项。译著瑞典当代诗选《冰雪的声音》《索德格朗诗全集》及 201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等北欧诗人作品。2016年出版诗集《雪的供词》和摄影集《西蒙与维拉》，2017年出版诗集《回家》。

病中想到父亲

你是否也这样躺着？在晨光里，和扩散的癌细胞 

你翻身，剥一只橘子。天下着阴冷的雨 

你看见月亮在挖你体内的墓……

我翻身。剥着橘子。我多么希望孩子能走入

并听见 “你好了吗?”的稚嫩的声音 

他们没有走入。他们从地下室 

一直跑到阁楼。他们在捉迷藏。笑声从门缝挤入 

你凝视墙——那是你生命最后的一夜 

“父亲死的时候还一直在等你!”姐姐说 

那时，我正在红海一月的沙滩上，躺着享受瑞典的夏日阳光

2009.1.20

特朗斯特罗姆在故宫

行进的轮椅被威武的门槛挡住 

你起身，弃下旅行装备

积满尘灰的龙椅和铜狮走来 

它们向你要诗。它们需要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

你望着它们，露出稚拙的笑

“是的，自由存在，有人拒绝向皇帝进贡……” 

庭院深处，分化的日晷

发出火车穿越荒野的轰鸣

终点站到来：高墙的迷宫

无声的米粒——人脸在盲目中拥挤，消逝

2001.5.10

金重，原名郭钟，1962年生于哈尔滨。1986年至1989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1988年翻译布罗茨基的作品并发表于《世界文学》；1993年翻译多多、王家新和莫非的作品发表于《美国诗歌评论》；2014年出版诗集《在早晨这边》；2017年编辑翻译出版英文版《大篷车：中国当代诗选》，收录29位中国当代诗人作品。

旷古的忧伤

冬天远去

拭去了最后一滴泪

从一座忧郁的山边驶过

又是一座石山，横在眼前

盘山路，流淌着耀眼的晨光

被固执的流浪者

认为是河流

黑色大地仿佛全都被野火烧荒：

枯叶与火焰纠缠

同时化成了蓝色的幽灵

这是旷古的忧伤

它穿越了死亡之门

展开到大地和天顶：

风沙，一路上打痛了柳枝

打发了芽

2007.4

给子薇的诗

蜜蜂在我耳边的薄荷花上低语

白蝴蝶在我眼前的李子树上跳跃

一只绿蚂蚱，落到我的脚上......

我美丽的斯洛文尼亚

我的小花园，上午的阳光洒下

这比金子还贵重的阳光

到处都是

姐姐，我写这首诗，给你

2016.7

高兴，1963年生于江苏吴江。诗人、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现任《世界文学》主编。出版《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东欧文学大花园》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水怎样开始演奏》等大型外国文学图书，主要译著有《凡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等十二种，出版有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诗文收入几十种选本，并被译成英语、俄语、荷兰语等。曾获得中国当代诗歌奖翻译奖、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等奖项。

雨，或鱼

蓦然

雷电一闪

雨变成蔚蓝、透明的鱼

纷纷扬扬飘落

地球上

一些人惊慌失措

狼狈逃窜

另一些人激动不已

张开手臂

我眨眨眼，随后连声高呼：

瞧，天空在做梦！天空在做梦！

2008

雨，滴在地上

雨，滴在地上

成为两个脚印，神谕之果

仿佛毒汁和蜂蜜，同时渗透血液

彼此热爱，又相互折磨，提炼出粮食

那棵树，被酒浇灌，总在深夜暗长

挥一挥手，把天空当作了村庄

而那些叶子，像未完成的呼吸

总想要替代雪，飘舞着

融入光和根，向三月三的江南致敬

2008

少况，1964年生于上海，1966年迁至西安，198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89年获得该校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入职外国文学研究所。现供职于一家国际企业，居住在南京。作品曾发表在《中国作家》《一行》和《飞天》等刊物上。另翻译有布罗斯基、阿什贝里等诗人的作品及小说《白雪公主》和《在西瓜糖里》。

平行的词

在雨的陈述中，

写作进展得很快，

我们也在撞击巨大的

黑暗：城门洞开的时刻，

死亡站在那里。

鸟飞了，跃过几层意义，

从水光中带走树叶，

清晰的叶脉在地图上

铺开。日落时分，

在兴都库什群山中，你遇见

一个踏上归途的人。

空气比潮水还猛烈，

无形的每时每刻的运动

给饥饿的心送去

下锅的米。草可以是枯黄的，

骆驼的神态可以是悲哀的，

但远处丝绸般的河流，

那些冬天里的动词，

意义表面的冰层，

我全部还给你，我的兄弟！

2004.2

另一种告别

黄昏吐出一串串蝌蚪，你钻到桌底，

偷看父辈和他们手里的牌。鱼也游来

碗底，只许看。英姿是别样的，

回头话当年，勇气尚存否？

大牡丹岁月，洛阳沦陷，隔壁家的

玻璃哥不敢照镜子，又不得不做。

都散了吧！黄昏撒一把土，

盖不住热闹和鸡血。空气在颤抖，

那些神经病歌词遍布

各个景点。

切自己的脉，闭关，外面飘来什么

味道？我想你是知道的。

一根绳子不牢，两头空着，

强弩的掌灯时刻发虚，

像许愿许多了，像你轻轻

咳嗽一声，走廊里到处是跑丢的鞋。

第二天早上，窗台上放着谜底。

2017.5

树才，原名陈树才，1965年生，浙江奉化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任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外交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与莫非、车前子一起提出并倡导“第三条道路写作”。著有诗集《单独者》《树才短诗选》《树才诗选》《节奏练习》《心动》等，随笔集《窥》，译诗集《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与郭宏安合译）、《希腊诗选》（与马高明合译）、《法国九人诗选》等。2005年获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11年获首届“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2008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教育骑士勋章”。

此刻

我在我不在的某个地方

哒哒哒，钻探声就这样把我带走

歌或哭都不能平息内心

闭上眼，泪和雨仿佛都去了远方

2014.10.14

母亲

今晚，一双眼睛在天上，

善良，质朴，噙满忧伤！

今晚，这双眼睛对我说：“孩子，

哭泣吧，要为哭泣而坚强！”

我久久地凝望这双眼睛，

它们像天空一样。

它们不像露水，或者葡萄，

不，它们像天空一样！

止不住的泪水使我闪闪发光。

这五月的夜晚使我闪闪发光。

一切都那么遥远，

但遥远的，让我终生难忘。

这双眼睛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哪里，都像天空一样。

因为每一天，只要我站在天空下，

我就能感到来自母亲的光芒。

1990.5.31

黄康益，诗人，职业外交官。1965年生于广西阳朔。1982至1986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1986至2005年在中国水产集团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在西班牙、阿根廷常驻。2007年至今一直在中国驻外使馆工作，先后在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任文化外交官。曾翻译西班牙诗人洛尔迦、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作品。

四合院·春天

春天到来的时候

这棵树没有开花

整个院子里只有他

和一些露水般的客人

他独自静立

而客人暮归朝去

春天到来的时候

诗人在树上开花

1991

一分为二（其一）

我已经进入一分为二的状态：

将世界割裂为四面八方，

割裂为过去与未来，现实和幻想。

这与往日的飞翔完全不同，

那时我凭着内心凝聚的力量

透过整个天空向遥远深处着陆；

那是我无法记忆也无法看清的过程，

或者说飞翔的过程被永远而神秘地忽略，

我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这里或那里，刚才和现在。

对于思想和灵魂的这种神秘，

我无法以远离自身的语言来解释，

我只能在一种绝对的回归中完成这个任务，

这让我想起某些巫术——坐下去。

坐下去，就能看到物质轻轻地漂起来。

当我在这里潜伏，观看它们像音乐般响起

此起彼伏，观看自己的生命

一点点地变得若有若无，

然后似是而非，

多么美好！

1997.1.5

骆家，本名刘红青，诗人，译者。1966年9月生于湖北汉川。1983至198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1988年7月毕业并获俄罗斯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5月毕业于西澳大利亚梅铎克商学院（MBA）。著有诗集《黄昏雪》《驿》《青皮林》。即将出版译著《塔比泽诗集》（格鲁吉亚）、诗集《学会爱再死去》。

我们都曾有过美好的往日

——给过了50岁生日的人

也许生活欺骗不了你，五十岁的人

那些往日都曾有过的美好回忆

十字路口垃圾桶上趴着一个流浪汉

看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昏睡

他的脚和裤腿被塑料布之类的垃圾

臃肿地绑在一起，粗如象腿

你能想到人生有多滑稽就多滑稽

而他们迷惘的眼里都没有忧郁

萨特磨坊的那块金子如果不被更早地发现

金山不会落得如此旧名

比起码头那边的晨跑者，街角

年轻白人乞讨者有一点懦弱，还有一点自恋

对待纳帕谷的葡萄酒，你说要轻拿轻放

像牧师对待圣经或田野上的追逐

而我已想不起这是不是哈代的名言

“当我老了，我还能活在你的世界”

2016.2.19 

青皮

青皮是一种树

一种滨海沙丘中稀有的树

这许多年，像冰山一样

青皮一直只是一道被保护的风景

从槟榔林里人们抬出了一篓篓槟榔

从香蕉林里人们扛回了一杆杆香蕉

从椰子树上人们摘下了一车车椰子

而从青皮林那里人们什么也不会得到

除了祭祀祖先

一大清早

我钻进了青皮林

像个孤魂

2014.7.19

姜山，现居北京。1990年至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94年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出版《危兰》（个人诗作）、《给歌》（个人诗作及译作）、《从雨果到夏尔》。

在暮色中

抓紧我在暮色之中

像一幅画风景正层层消融

暮色熄灭你一起消融

暮色尽头凝望我是失速的眼睛

夜的宫殿开启我听见巨石之梦

一座城市疯长飘满白色的瞳孔

太阳的面孔记得我两手露水

草叶苍茫此刻只有它的背影

2012.9

云生活

北京之夜

从云里取出

雷、闪电、大把雨点儿

趁夜自得其乐

我从云里取出

斯特劳斯、蝶变、卡拉扬

马勒、巨人、海丁克

假如在此刻

你想再见上一面

从一片云里

取出了我

2014.9

李金佳，1973年生，哈尔滨市人。1992年至1997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后留学法国，研究文学翻译学，获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曾获法国青年法语作家奖。2009年，在国内出版诗集《黑障》。长期担任巴黎诗歌杂志Po&sie通讯员，曾为该杂志翻译于坚、海子等中国当代诗人作品。

盈满

从火车上走下来的孩子，每人提着一盏六角风灯。等候以久的人们围上去。膝盖、口令和一段皮靴，被痉挛的灯光，照成泄漏的铜。

读史者读到重复，起身走到门口，将沉重的红闩，插上变形的门。听了片刻，失神地走回，单手一撑桌角，跳向下一段。

窥探之眼因用力过猛裂开。眼眶呻吟，探出一只画着手的手，扪心而过，触到弹簧锁，里外握紧。

昧旦，最初一批声响开辟方向。淡青色的鸟找到淡青色的路。不久，又找到一片淡青色的坟，陶胎般缓缓转动。它们渐趋完美的浑圆，令它迷乱。

不久，又找到另一只淡青色的鸟。与它完全相同，只是被风磨得更亮。

2015.09

泥屋

我用泥的火柴点亮泥的灯。

泥的灯光如豆，中有金面泥人，冲我伸手闪烁，以初入梦者的从容，小小地自我捏造。抖动，周旋，在依次尝试的官能里，微笑并渐渐变硬。

硬到再也掩饰不住，就轻轻叫一声，从蓬茸的焰晕中，掉了出来，像掉出一滴泥泞的油。灯光乍明，梦中人因窒息惊觉，捂住双眼，在穿堂风中一晃而灭。

我衰弱地躺在阴凉的地面上。我耗尽了我身上的所有土壤。

我缓缓抬手，摸索空中残留的泥。我想找到泥的灯，我想抓住黑暗的门把手。细腻的颗粒均匀如雨。我摸到门的蠕动。我摸到小小的泥女人。我的指甲变亮，变软。她开始轻声说话。我的手拔不出来。

2015.10

《新九叶集》序言选读

1

巴别塔的儿女（节选）

文|王家新

在中国新诗史上，我最认同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这个“诗人群”，无论是“师长一代”（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前辈诗人），还是新锐的“学生一代”（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不仅坚守了五四新诗的传统，还以其对“现代性”的锐意追求，把中国新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令人瞩目、也更富有生机的阶段。纵观百年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奇观”，他们对此后的新诗发展、尤其是自《九叶集》出版以来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把他们的翻译包括进来。“九叶集”中的穆旦、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人，以及未收入“九叶集”、但同样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不仅是诗人，还都是各有成就的优秀译者，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求索和建设，而且合力塑造了“诗人作为译者”这一“现代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译作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和读者，构成了百年新诗最有价值和光采的一部分，成为留给我们的重要资源和遗产。 

我一再感到，这一传统——“诗人作为译者”——的重建，不仅对于诗人们自己的创作十分有益，对于继续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也至关重要。 

而这一传统的重建，在我看来，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要就是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的王佐良先生所推进和承担的。可以说，他堪称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作为一个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人，王佐良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完全转向了诗歌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而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早年的爱”，并以其诗人的敏感和责任感，延续和拓展着“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现代性”的追求。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对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的发现性译介，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年轻诗人，在诗坛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他后来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则带着他的全部敏感和多年的译诗经验，透出了一种高超的技艺和语言功力，真正体现了如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不仅如此，王佐良先生还肩起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对中国新诗“诗人译诗”这一传统进行回顾、总结和阐发。他的诗歌观、翻译观，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的特殊关注，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重新塑造，都一再地激励和启迪着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和译者无不受惠于王佐良先生。

正因为如此，我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在那时会常常把目光投向“北外”，因为那里有这样一位为我们所高度认同的诗歌前辈和翻译大家。我们不仅关注王佐良先生自己的著译，还有北外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在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中国诗人都订阅有这份杂志）。我就是在这种“认同感”的作用下，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不仅关注北外的诗歌活动和学生文学社团，也先后认识了像王伟庆（少况）、李笠、树才、金重、高兴、黄康益、骆家、李金佳、姜山等年轻的北外诗人和译者们的。

的确，我对他们感到亲近，不仅因为他们热情，满怀着八十年代特有的诗歌理想，还在于他们大都是王佐良先生的学生，不仅在于他们投身于诗歌，还在于在他们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我们在一起可以谈论我们所热爱或感兴趣的那些诗人，如夏尔，如特朗斯特罗默，如安妮·塞克斯顿。诗人多多当年就很看重王伟庆、金重、树才的翻译，在笔记本上抄满了他们的译作。我自己最愿接近的，也正是这一类诗人兼译者的年轻同道。或者用策兰的一个说法，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从两个杯子喝酒”的人。我难忘和他们在一起日夜谈诗、日夜从两个杯子“畅饮”的那些时光！

北外，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校，它本来就是一座“诗歌巴别塔”，从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如李笠（瑞典语）、树才、李金佳（法语）、少况、金重（英语）、高兴（罗马尼亚语）、骆家（俄语），就是一个例证（其实，从北外出来的诗人译者还有现居澳门的姚风，他学的是葡萄牙语）。而我之所以用“巴别塔的儿女”作这篇序文的题目，也在于其更普遍层面上的意义：所谓“全球化”时代也好，歌徳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时代也好，都是穿越巴别塔的时代；在现在，在将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我们也只有在穿越“巴别塔语言变乱”中才能练就一种更敏锐的诗歌听力。

就收入本集的“九叶”来看，他们中的不少都以翻译和创作成名，如李笠、树才、高兴等，在诗坛和译坛都有着广泛影响，有的仍在“潜行”，但已展现出他们的潜力，有的厚积薄发，如骆家，近年的诗和翻译都让人乐见，有的远离故国，但仍孜孜于诗，和他的缪斯守在一起，如美国圣地亚哥“幸存者”村庄里的金重。

我倒没有直接称呼他们为“新九叶诗人”，只是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在我看来，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无论从文脉上看，还是从他们的写作本身所体现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视野和精神，他们也都有充分的条件重续“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个传统——当然，传统的重续、拓展和刷新不单是靠哪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那就让我们都为之努力吧。

2

我这根火柴成了灰，点燃的诗灯却长明

——致敬神奇的八十年代（节选）

文|张桦

是的，我说的就是八十年代。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远没有当今人的钱包满满，但是人人幸福满满希望满满信心满满。我记得，我请过几十位作家到北外来给文学社，他们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天下无人不识君”，各种各样桂冠官帽戴了一脑袋，但已在文坛上才华逼人、声名鹊起。请陈建功时，他说，要么车接车送，要么就什么别管，结果是他自己骑车来了，我唯一的款待，是在筒子楼烟熏火燎的走廊里，为他炒了三个菜的“感谢宴”。到请莫言时，连这顿饭都免了，我只负责到公共汽车站接送。请北岛时，原来安排的三百人大教室突然变得拥挤不堪，临时改到1200人的大礼堂依然座无虚席。请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两个作家班来校座谈时，就更富戏剧性了，二十多位得过全国文学奖的名作家结队走进北外，这事儿，甚至惊动了北外当时的院长王福祥，他马上安排学校招待所来接待，给了我和文学社一个很大的面子。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夹着一叠一叠的学生习作，去过很多报刊编辑部。我这个“推销员”与编辑们并无深交，最多只是一支烟一杯水的交情，而且往往是他们递给我。可我从未受过冷眼怠慢，这些青涩却纯真的作品得到他们的青睐，后来还有刊物定期上门来征稿。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记得，文学社自办的是双月刊，每次临近出刊，都是十几位同学到学生会搬来大捆的新闻纸，架起油印机（“90后”们肯定没见过那种老古董！），贴上熬夜刻好的蜡纸，抄起油滚子，一页一滚的让习作呱呱坠地，每次最少要印三百份——文学社有三百个社员，现如今到哪儿去寻找如此庞大的文学社团（多年后我惊异地发现一位女生仅仅因为一位文学社男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而嫁給了他，禁不住问其感受，她淡淡回我：上当受骗了呗。）？

“新九叶”的诗歌造诣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要说，读这些诗，让我回到了那个神奇的年代，让我惊悟那种纯洁的感受和沉静的思索，与当今世间的浮躁、喧嚣，形成何等巨大的落差；让我重新唤醒并梳理许多已经麻木的思绪，关于母亲、爱人、孩子、理想……

3

自由的困境

——《新九叶集·北外当代诗人九家》序（节选）

文|高尚

新旧“九叶”，细究起来还确能抽绎出两项显著共性：都是诗人；大都有诗歌翻译。汉语对世界诗歌的翻译，深嵌于汉语新诗百年的历史肌体之中。你可以尽情延展现代汉语对世界各国诗歌翻译的想象边界，但你不能想象没有翻译诗歌的汉语新诗百年史。有时候这二者在发生学上甚至是重合的。写下现代汉语最初重要诗行的手，也是翻译诗歌的手。新诗发端期的那些重要诗人，胡适、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徐志摩等等，莫不如此。

但他们的诗歌，同时又可无一例外地存有对翻译诗歌的临摹。显著的例子，像戴望舒那些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如《雨巷》对魏尔伦、波德莱尔的临摹、《我的记忆》对耶麦（今译雅姆）的临摹。新诗的这一临摹本身又进而被二度、三度临摹。我并不是暗示汉语新诗在独创性上存在缺陷——这也是事实，而是着眼于它生来与翻译诗歌无法割裂的关系。从新诗出现到今天，它似乎宿命地与翻译诗歌形成了一种孪生或胞生关系，在历史中呈亦此亦彼的融会形态。从汉语新诗诞生/发育角度看，翻译诗歌/文学赋予了一种它不曾具备的气质、不曾打开的视域、不曾经验的经验。

汉语新诗已经100岁了。然而，在今天如果气定神闲地观望其百岁之躯，会发现有两道伤口赫然显现——历史的断裂和“拿来”的过剩。

在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过度的那一瞬，当所有既定的书写与表达体系突然开始了它的转型与转向，汉语诗歌在此形成了它与历史的骤然断裂。我坚信汉诗由此经历了它史无前例的虚脱和休克。当它再度言说，已是汉诗在经验意义上一片空白的白话（现代）文。这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种种历史积累的爆发，更不是后果，而是断裂。它就是断裂本身，是对白话文的当下需求带来的一个断裂，这种需求开始并不考虑诗歌（文学）的命运，而着眼于整个文化的即时性命运。只有当新文化运动从一个思想/精神事件成为一个已然开始的历史事实时，新诗/新文学的头几行才跃跃欲试地被写下。仿佛写下就是永恒，时至今日，这一书写本身已造就了自己的历史。但这一历史和整个汉语诗歌史在概念、定义、形式等诸多端面上呈现出异质且不能同构的状况，这使得汉语新诗在诗歌形式意义上——而这正是所有人类诗歌是其所是的本质——几乎失去了所有可以被指称的构件要素，换句话说，汉语新诗事实上并不真正拥有“诗歌”这一名字。这正是历史断裂给汉语诗歌带来的深处的裂痕和创伤，即使已历时百年，我们仍然不能将它弥合。

从成都回来，兰州的温度居然比成都高4℃。擦，真是温度界的奇葩。

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外诗歌的翻译，在汉语新诗的形成过程中会不约而同地带来关于“拿来”的观想。这一观想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思维危机，很值得予以关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之间，我们对“拿来”所采取的基本是信任、顺从态度。但诡异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汉诗“拿来”这一主宾/施受关系中，随着宾格“拿来”的东西愈多，主格“我们”却愈来愈少。或者说，这一不平衡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拿来”的过剩，体现在汉语诗歌对拿来、接受与完成、输出这一施受关系总是不能配平，始终居于弱势。它被外来给予性的成分，要比母语环境下自我生成/创造的成分更多，在施受关系中处于失衡/殖民（或自殖民）状态。多年以来，汉诗语言“翻译体”的滥觞，汉语诗人对西方/国外诗歌方式的过度倚重和仿写，对汉语/母语诗歌实验/书写难度的回避，都无不印证着这一判断。德国汉学家、诗人、当代中国汉语诗歌重要的德语翻译者顾彬，十多年前当他作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时——虽然在相对意义上他以略好于小说的说法安慰了当代汉诗——也从他者注视中映现出这一主格的弱减情势。

很显然，当我们试图从汉语/母语立场来看待新诗这一形式包括它的独创性，乃至对它进行某种影响研究时，相较于汉语古典诗歌，会发现一种新诗汉语表达主体性的弱化，说到底，汉语新诗事实上正日益承受着这一伤害，同时伤及的还有作为汉语诗人的自尊——假如他持有母语立场的话。

这是深渊性的汉诗之夜，使当代汉诗深陷于“无我”的黑暗之中。这使汉语诗歌在文化创造、文化选择、身份选择以及母语立场等各种向度上后退了。“拿来”的要旨本是举起他者的诗歌之光，使汉语新诗得度即时性黑暗；如果它是光，那“拿来”一定是以点燃/点亮汉语诗歌为根本，而不是为了让汉语在他者的光芒中眩晕，使自身处于永久的黑暗之中，更不能为了消除自身之黑，连主体自身一并消除掉。

嘿，MU6221次航班正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农用拖拉机，浑身颠簸着从上海至兰州的夜空中穿越云层。我抓紧在一只餐盒纸盖上写下上面这段文字。

当然，这是一个持有置身于世界的姿势时，基于汉语/母语文化和诗歌立场的观察和期待。

这不能不让人回忆起鲁迅当是之时对“拿来”的两条规避原则，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另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假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场者，他所提供的这两条原则具有某种当下针对性，那么，纵观汉语新诗这百年的两端——它在中间时段处在再度虚脱状态——我们会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它“采用外国良规”在体量上远胜于“择取中国遗产”，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对等/对话关系，而是一种畸形的单边扩张。这也许是自信丧失的表征，也许是“择取”本国遗产难度更大。我们被打开的世界刺激出过度的对世界的欲求/渴望，但在走向世界的路上，作为完整/自足主体的“我们”事实上是影子般的存在。这是否是因译得太多因而“拿来”太多所导致的“译”之罪呢？

非也。“拿来”所表征的，是一种难以达成、不能自足、主体贫弱的境遇。在这一境遇中，它具有拯救、超度的意味。但这需要主体拥有对自身的虔诚，对母语的信念、觉悟，从自身境遇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