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这似乎是一个永远熟悉又陌生的重要诗学问题。如果按着接近事物本质的纵深度、感受力的锐度以及表现力的强度，诗歌一定是叙事文学无法比拟的。我们说，诗歌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高级的”，不仅在于它呈现世界所具有的多层次、多维度、多界面的象征、隐喻、寓言及其物象容量，而且，诗歌对现实和现象世界的美学、哲学抽象能力，可以直接对应矩阵般的人类心理、精神结构，甚至可能从自身特定的思维状态重新整饬世界、人性和历史的谱系。因为诗歌写作所具有的精神性品质，将作为心灵的语言与作为一般现实感受性的语言，严格地区别开来，它可以从容地穿越理性和感性的界限，抵达认知的、美学的高度，所以，诗歌写作处理经验和现象关系的方法，深度影响着人们灵魂和艺术的双重期待。这是诗歌本身提出的要求，也是诗人写作的主体意识中，对诗学品质和诗学理想应有的追求。但是，当代的诗歌现状之所以令人堪忧，正是大多数诗人对写作终极目的根本性缺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正渐渐远离或业已丢失他们写作的“关键词”，诸如历史、时代、人生、信仰和未来。

“我感到，从《耳语》到这首《情诗和备忘录》，任白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诗学的自我救赎，一次话语的自我更迭和自觉嬗变，这也是一场诗学经验的自我整饬。实质上，后者，仍然顽强地延续着《耳语》的精神向度，继续承载着永不放弃的担当和使命。”这是我几年前评价、分析任白长诗时写下的一段话。实际上，任白对诗歌的精神向度始终抱持一种沉重的担当和对伦理感的恪守。我们现在的诗歌写作，越来越难以抵达历史和时间的纵深感，过于强调个人性经验的时候，往往因为过度的敏感和追逐“热度”，造成“飘浮”的满足和虚幻感，很难进入诗性地反思生存经验和智慧的层面，而丧失穿透感官中时空界限的可能性。这样，诗就难以在现实的感悟中发掘出另一种贯穿人类的智慧，那么，“你的、他的整个生命和自然，构成媒介性的语言，历史、命运、变幻的心灵在这个宏伟而精致的‘框架’中，静静地呈现出自己的形象”⁽¹⁾，就无法成为可能。因此，诗歌写作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诗学空间维度之上的伦理承诺。如此说来，真正进入诗歌之门的“密钥”，就是包括审美修辞学在内的诗人自主选择、自由、自律的情怀、情感的哲性沉淀，这是关于世界、自然、人类、人性的灵魂通约，是任何形式、技巧的根基和品位。唯此，才能避免诗歌写作的匮乏，支撑起文本的精神世界，一个具有明确精神指向的境界。可以说，伦理的力量，一如时间的力量，它决定了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人，决定诗学的命运及其走向。而一位诗人的情怀宽阔与否，也是诗人能否与真正的诗学邂逅的前提。

二

任白的这组诗《诗歌及其他短诗》，是继他的长诗《情诗和备忘录》之后的最新文本。我感觉，任白这组诗的写作，体现出更大的诗学“自觉性”，使得文本具有更强烈的伦理意味和探索的活力，也构成关于人性、自然和社会在当代复杂存在环境中，再度选择“生之荣辱”和个人性超越的可能。诗歌的整体性诉求，来自于他对诗歌写作伦理的重申，其动机在于对“碎片化”时代特征的“反动”和深度消解。我愿意将这组诗视为一个整体，梳理和甄别出能体现有别于任白以往诗章的异质性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组诗中的大部分篇章，虽然“以诗论诗”般抒写出涉及诗歌写作的隐秘性、开放性和寓于诗歌本质中的不确定性，感悟到诗歌写作中无法规避的某种“绝境”，但这组诗充满对精神、自我和俗世的超越。任白始终葆有决定一位诗人崇高品质的郑重与自省，这一点，也决定了他能够在面对当代复杂、多极的社会语境及其价值冲突时，保持自己的人文立场、道德逻辑和诗学气质，从而避免激情和理性的眩晕。

这组诗中的《诗歌》《钥匙》和《理由》，最能体现出任白诗歌写作的伦理自觉。它们由自我的剖析、自我解构开始，试图从自我“诗歌写作史”，延展到对历史、人性真相的反刍。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追问，径直地牵出死亡哲学和复活、救赎的命题。也许，这是任白不经意间的思维联动，“诗歌”“钥匙”“理由”，可以构成一个连缀而节制的、具有方向性的“三段论”。虽然，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暗示”和刻意的承接，但是其内在的诗歌写作精神与深层的灵魂追问萦绕其间，凸显出着力发掘诗人内心隐秘的冲动。我想，任白会认可我这种读法，对诗歌的反思态度，灵魂拷问，酒神和诗神，在看不见策略的抒写中形成一种“声势”。我发现，任白的激情和玄思，这一次被总体性的哲学理念所俘获，他用具象的、体验的、逆反的沉思，去触动、发动意义层面的犹疑和事物真相的探究。

被列为组诗之首的《诗歌》，似乎具有宣言的性质，其中充满了一种空心式写作的强烈质疑：

我写了很多

在我之前，有更多的人写了更多

那些手稿像黄昏里拥挤的翅膀

像秋天残旧的档案

我怀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这里，不仅有诗歌、诗学意义的疼痛和恐惧，而且诗人最纠结的“空虚”，就隐匿在“自己的胸口”。因为“写了很多”的手稿，成为“秋天残旧的档案”，这无疑意味着有关诗学的命题、命意和存在形态，可能仅仅是某种无关痛痒的空转。尽管在怀疑抵达之前，所有来自于自身的感觉，都曾给抒情以无法抵御的推动，但那些闪烁着诗学意图句子或者“档案”，只有记载、录像的功能。急迫性的写作，更无法满足词与物在建立直接的精神联系，有着深刻的无力感，令人炫惑。因此，诗人虽身处写作现场，但是缺少痛彻心扉的指涉，只能造就缺失灵魂的写作，诗的自我铺陈也不可能在思想领域建立起自身的秩序。最终，不可避免的“语塞”和“流泪”，收获的除了悲怆，还有些许荒诞的意味：与“拨开夜幕的”老友“去喝一杯”，这明显是一个隐喻，它不是一种释然，而是寻求别样表达，终究还不知道能否消解方向性的迷惘和困惑。在诗人缺少附着力和聚焦点的时候，“手稿像黄昏里拥挤的翅膀”这样的隐喻，讥讽了诗歌写作的无意义、无归属，写作成为精神深处具有道德歧义的日常性活动，诗歌与生活本身处于一种简单对应和平行滑行的状态。

按着诗学的逻辑和法则考虑，我们判断上述状况发生的原因，会否因为“钥匙”无法找到锁孔而继续引起恐惧和惶惑，这是最令人忧虑的。其实，诗人的使命就是追问，丧失追问的能力或勇气，诗人将不复有存在的意义。应该说，《钥匙》对前一首《诗歌》做了一次“失语”后的缓冲。诗人究竟缺失了什么呢？在意识到自身难以滋生锐意，词语无法萌生价值，诗歌“介入”存在的力量渐显虚弱时，“一把钥匙，在慌乱的手里，在沉默的午夜戳来戳去。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些藏匿渴望的地方，那些锁孔，不知所终。”问题还是在于，钥匙无法找到锁孔，一切都显得莫名的“慌乱”。寻找和辨认，急于打开黑暗的闸门，诗人说出的不仅是诗本身的不可言说，实际上是在追问和检讨自我。“刻意隐忍，一直没有发出尖叫”，接下来三个“直到”——“改朝换代”“阴险的漩涡”“斑斑锈迹”，追问和探寻的难度使得诗学的问题改变了方向，开始触碰历史陈腐的秩序。诗人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并试图查询、打开可以洞悉真相的机关。这首诗的隐秘主题，还是探究写作主体在自我书写和思考方面的困扰，这个困扰是终极性的，是我们时代面临的诗歌写作的深层危机。诗歌与世界之间、词语与事物之间，仿佛正在发生审美的功能性障碍。查封“无名的蠢动”，就是一次现实、历史和人性突围的诗学方案，但是，荒诞的事实仍然可能瓦解寻找的理路。“一定有人，在某个地方惨笑”，这是不明就里的“旁白”，它是许多种存在可能性之一，诗的真意，在此遭遇瓶颈是必然的境遇。于是，“酒瓶全都空了”，是诗人又一次不得不放弃的隐喻。最后，“眼窝”成为空荡荡的“锁孔”，标志着一切寻找归于虚无。这无疑是写作主体带有悲剧意味的现身，钥匙是一个意象，也是一种策略和方法，这首诗的现代主义美学倾向，也表明诗歌写作在面对纷繁的事物时，依然无计可施。“空了”，是一个镜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上世纪80年代梁小斌的那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至今，我们似乎还能闻到那一把钥匙散发出“斑斑锈迹”的气息，仿佛就在昨日。这样的气息，让写作，或者词语产生的多义性，在空旷的时空中，逆时间之流，从一个诗人个人性经验向外延伸，同时，暗示着这个世界还有无数无法进入的空间维度。“锁孔”，也许就是一条通道的秘密入口，里面有一幅正渴望被打开的图景，其中也可能蕴藏着当代诗歌抒情伦理的诗意传统。

我想借用另一首《理由》，来诠释《诗歌》和《钥匙》的题旨，以及它所隐喻的有关诗学的困境。也许，任白的这组诗，是在几个不同的写作层次上进行的。这种写作方式，是由诗人在一个诗学命意引领下，让某种意绪或精神凸起，使得一个诗歌文本与自己的其他文本之间，甚至与诗人的所有文本之间，产生出一种必然性的对话关系。那么，《理由》也就可以视为诗歌写作的理由，也可视为无法找到个人抒情通道入口的理由。在这里，任白并没有采取“零度立场”，所以，其诗歌中的“骨骼”性的题旨，总是会在不同的文本中若隐若现。实质上，《理由》所呈现出的尼采“上帝之死”和福柯“人死了”，是诗歌很难建立人性框架的发人深省的诗学困境。“但复活很难，找到复活的理由更难”“现在我们将死未死，很想找到一个复活的理由。然后在钟声敲响时赴死，优雅而从容。”近乎悲壮的、殉道的选择，直抵个人诗歌写作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深度。那么，现在“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问题，被引入到一个人生处境的深度。我感觉，这几首诗就像是展示宿命的断章，它超越想象力和穿透力本身的能量，构成自我的反省和诗学的“天问”。

福柯曾经断言，当代文学所提供的是一个主体在其中消失的、没有作者的文本空间，其实未必尽然。不同的时代和语境，诗人所扮演的角色，或“介入”现实的纵深度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任白是现实感超强、主体性充分自觉的诗人。他倾心关注的不仅是词语的秘密，还有历史和现实的隐秘，词与事物的关系，思想和哲学的汲取、珍藏和呈现的玄机。他更重视让词语穿越日常的、常识性的事物表象，破译或转译出“写诗”本身之于现实的意义，以此实现对存在的深度追问。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将诗情引入“诗有别裁”的想象力的幽谷。

《斑斑盐渍就是语言》所要表达的，依然是一个诗人如何获得写作资源、动力、抒情策略和途径的诗学问题，而且，任白将历史和情感、个人精神记忆都看作是诗人当代思索的有机构成。对下面的几首诗，我们仍然可以沿着前面三首诗的诗学轨迹，继续梳理任白为使诗歌写作变得深邃做出的努力。

我老是梦见无数书籍

在天空中垂下翅膀

文字纷纷从书页中散落

漫天大雪

一场葬礼，掩埋所有先贤

对历史的承诺

记录者死了

骨灰纷纷扬扬

和大雪一起堵住房门

失忆的冬天

我只能放鲁莽的爱情出门

一身单衣，手心里攥着

一句羞怯的暗语

“历史的承诺”，随着“记录者”的离去而化为骨灰般的齑粉。这是最令人恐怖也无法掩饰的事实。我想起杨炼说过的一句话：“被写进文字之后，你们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在这里，我的理解是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及其叙述的不可控。我们惯常乐于说，诗学比史学更永久，也许因为史学叙述的“信息”来源，与各种日常的或超常的经验交织在一起。而日常经验通常是不可靠的、驳杂的，或许是未经过滤的记忆，很难有清晰、稳定的伦理界限。诗学的表达或记忆所依赖的，大多是情感和道德维度层次的、包含了“史”的品质。那么，当“一场葬礼，掩埋所有先贤对历史的承诺”，诗学的叙述成为断崖式的裂隙。“失忆”——诗人最恐惧的事情来临了。于是，诗人只能去寻找新的可以依傍的精神“纬度”：“试着张开手心，看一串带泪的诗句，会不会升上夜空。进驻那些空洞的房间，像星云捧着星星。说放心吧，当泪水干涸，斑斑盐渍就是语言。”诗学的冲动，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怀揣爱情的诗人，他不会成为一个新历史主义者，他是一位永远具有强烈存在感的勘察者，并试图打通词语与现实的隐秘通道。这样关乎内心、灵魂的诉求，构成一个个思想的片段，也许，这原本无需更多的逻辑力量。“斑斑盐渍就是语言”，表明一种切身的诗学体验，他经由“植物的叶子渐渐变宽”所获得的时间感，回应“漫天大雪”时，那场葬礼对先贤和历史的掩埋。语言再次成为诗学品质的关键，因为能指是确定的，所指永远不确定。语言立心，“斑斑盐渍”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已经将语言的魔力描述到极致。当然，在超越常识和日常生活状态的意义上，认同历史、追寻历史的深度是一种选择，而通过诗歌写作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则需要诗人的伦理承诺。现实感是诗人获得语言新质的前提，它关涉到写作材料和媒质，也考量诗人的虚构能力和智力水准。于坚说“语言就是人的此在，人此在于语言”“汉语是一种德性语言”，如果说，这是对语言的信任和依赖，不如说更是对内心和灵魂的依傍。任白的“盐渍”，无疑是指代诗歌和情感的浓度，是文化或伦理的结晶。在诗学伦理层面上的显现，它不仅强调写作主体在文本空间的努力，也是试图重振理想受挫之后的勇气和激情。

《我把一些字埋在土里》这首诗，充满自我怀疑的气质，它竭力在挣脱沉重、悲观的书写状态，显现出急欲突破文化自卑围困的渴求。无疑，这是一种个人性写作经验，富于传奇性。

我把一些字埋在土里

埋在城市阴沉的路肩之下

很快它们就不再哭闹了

一些怪异的低语

偶尔青苔一样爬出来

看见数不清的车轮

末日般碾过

为什么我要“把一些字埋在土里”？深埋的是未来的历史、此刻的现实，还是难以辨析臧否的喧嚣与骚动？仿佛一个意象或情境：抒情由“语言”移动至具体的汉字，从“祖先造字”到“无字的故国”，包括“怪异的低语”“绝望的碑文”，还有顽强爬出地表的“青苔”，被时间的年轮碾轧。我们无法将多重的可能性限制在一次次掩埋里，即使“雨水很多”，我们也没有收获应有的丰饶。这是一个沉郁的隐形结构，作为穿越时空的时间语码和隐喻，极度凄苍的情愫，倾吐着对母语的眷恋，最后坠入对失语的终极指控。“稗草们”究竟是谁？那些埋在土里的文字，是《诗篇》里吟咏的“我从血里抽出一些字”吗？是谁被“钉在时间的沙漏里”？面对这些砭骨的词句，我只能发出这样莫名的疑问。

《妄念》里，诗人再次祭出“历史之囚”，这里，一定存在不可估量的、被封存的真相，记录瞬间的思想或念头，都只能以涂抹的方式，坦陈表达深陷其间的困境。这一次，词语和事物之间还是无法找到对称性。这样，“妄念”占据内心：“我知道没有任何词句，能表达悖谬之爱”。因为“我知道妄念有罪”，所以，任何对虚妄、“华美”的洞彻都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举措，所有的心灵都裹挟于同一种历史的规训。而“不忍细看”，就是从另一种迷失中醒悟过来。历史、命运、变幻的心灵，在一个“面容丑陋”的华美的冬衣下，惊惧地目睹那些“到处遗弃的冠冕”。而另一首短章《红字》，则让词语充满张力地陈列出人类被暴击的历史场景：“一个形销骨立的夏天，在它盐酸一样汹涌的牙齿后面，北中国的沉默只能用饥饿的良心倾听”，在这里，普遍的“饥饿的良心”再度沦陷。我猜想，那条“软弱的斑马线”似乎喻指某种孱弱的真相，因为，在一个灵魂走神的季节，人们都不会注视那枚标识着灵魂隐痛的“红字”。因此，历史、个人和命运，对每一个像北岛数年前描述的“将自己倒挂在树上眺望世界”的“兄长”，那个永恒的意象，或许是一种无望而又深情的刻录吧。

我曾探讨任白诗学的精神和逻辑起点，与文本之间的内在深层关系。我感到，文本结构的设置及其抒情的逻辑起点，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这一代诗人从自身的时间感，从自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努力来重新把握当下即“现在”。同时，可以重置诗歌语境的开阔性和寓言意义，进而创造出新的语义价值。这些新的语义层，都是诗人在对现实的体验和勘察之后，将欲望美学、死亡美学进行诗学转换，并且，以词语和隐喻为中介，与宇宙对话，与存在对话，从而考量生命价值，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这种极其富于精神“定力”和当代情怀的诗歌写作伦理，以及修辞策略，令我们感觉到诗人清醒的美学立场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任白忧虑写作在当代的处境，深感作家、诗人的抒写极可能成为自身创伤的独语，因此，他近期更是不断地诘问和反思“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何为？”这是价值和诗学的双重选择。是否可以说，任白已经回到诗歌写作的原点，开始重新思索更宽广视域下的文本意义。

三

其实，即使从一首诗入手，也能管窥诗人内心的主体意识和审美选择。任白更多地愿意在文本里，勘察人性中的惯性动机、心理隐秘和存在真相及其隐痛。可能词句本身，并不想一定要以此喻彼，但是，打开诗人应有的想象途径，通过寻找事物之间的象征、引申，相互支撑，就会呈现出没有冗赘和繁复的奇思妙想，摈弃枝蔓横生的伪饰和矫情。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事物，还是被现代科技改变的不可见的事物，具象的和抽象的之间的转换，使得表象与内在品质产生巨大的差异。因此，诗人在面对世界的这种变化时，抒情艺术的阐释和抽象就显得不可或缺。这样，诗歌的品质，就会更接近一个“拟像”的世界，它给予我们的图像，就会像音乐那样在我们的感觉里第二次成像，并潜入心灵深处。

前不久，我刚刚读到杨炼的一首诗：《挽诗：“我的音乐都是墓碑”——肖斯塔科维奇》，内心的震撼和感伤尚未平复，那些音符与诗行铸就的空间诗学，令人潸然泪下。这里，音乐和诗歌，是隐含人类文明底蕴的艺术珍珠，其中的音乐是跳荡的音符之诗，诗是有形体和结构的音乐。现在，我又遇见这首《行走的墓碑》，我感到，它在另一个维度上，嵌入了生命的悲剧本质，从“肉身”和“行走”的视角，从内在的生命状态，剥离出思想或哲学的内在疤痕。墓碑，成为柔软的肉体的“反词”，隐逸成坚硬和冰冷的思想者雕像。

他们说，你走过的并不是田野

而是埋葬时间的地方

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是墓碑

行走的，疲劳的

会躺下来休息的墓碑

那些碑文多么雷同啊

一面是惨叫

一面是微笑

嗯，疲劳的人

走过的人

伤心的人

大多数时候

你想再走一次

看看自己丢下的东西

也看看另一条路上

被丢下的自己

杨炼和任白的这两首诗，仿佛是不期而遇的“互文”，显示出两者相同的沉思能力和结构力量。那句“那些碑文多么雷同啊”，就是对这两首诗的默契所做出的宿命的阐释，都指向同一个哲学的命意。埋葬时间，就是埋葬自己，自己丢下了东西，就是“丢下的自己”。其实，“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是墓碑，行走的，疲劳的，会躺下来休息的墓碑”，也是关于生与死的墓志铭，是精神的神龛，也是个人孤单的雕像，或“一座向下修建的塔”⁽²⁾。

越过词语的冻土层，任白的这组诗，具有多米诺骨牌般的联想效应，这也许是作者精心考虑过的一种结构。在若隐若现的文本轨迹中，每一首诗的字词、语句，暧昧性与清晰性相互纠缠、共生，而这组诗整体的诗意，则是透明的，试探生命或存在的本质，在修辞策略和抒情伦理之间，铺展诗歌的寒冷的星空。很难说，那首《皮肤》，所描述的细节，就是生命的感受力和“切肤之痛”赤裸的演绎。“皮肤”是直面现实的第一感官体，它是看上去最柔软、实质上最坚实的过渡带或“隔离区”，但任白不甘心、不满足这一意象这样的基本功能，他“灵魂附体”般地将“皮肤”这个与灵魂可以相互激发的意象本体，与人性及所有情感、伦理指标联系在一起，构成人的存在与外部世界的悖论：“大幕落下，一部悲剧曲终人散。可是那身戏装已经长成了皮肤，紧紧地裹住你”。“皮肤”是一部悲剧的“戏装”，但也是悲剧本身，它随时可以改变人性内部的质地。

不管怎样讲，我还是愿意这样描述和概括任白诗歌的美学特征：任白是一位极其富有耐心的诗人，他能从现实的“乱象丛生”的微观与宏观、具象与抽象中，质疑和叩问存在性，寻找尊严，发现生态和人性之间的联系或错位。任白的生命哲学，体现在他诗歌的字里行间。在他看似含蓄、优雅、婉转、惆怅的诗学形态中，隐藏着他对现实生活、自身及其历史悖论的心灵博弈。同时，他更加努力地尝试着疏导和调试，也就是说，任白在历史、现实、诗性和灵魂的错位中，不停地翻转和聚合图像或碎片，而诗人的个人性、个人神话，充满了对美学规约的冒犯，人生诸多的日常性和从日常性逃逸的极端事件，都在任白诗歌词语的密林里狼奔豕突，显示出诗人执拗的对复杂现实孤军深入的勇气，也体现了其一贯的对现实世界的复魅执念。仅此一点，任白诗歌写作所显示出的精神格局和内在质地，确实为当代所鲜见。

一位诗人的写作，固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某些词语与个人感觉的关系，那只是一个极其表象的、脆弱的心理、精神层面的诉求，因为，诗歌不是自我催眠术，也不是心灵安慰剂。诗是含蓄的、充满哲思和性灵的对事物的深度体悟的结果，诗人将日常的和超验的意象交织在一起，感受，怀疑，反思，选择，从而抵达事物的另一面，其全部修辞逻辑都指向灵魂的归途，直至重构新的诗学空间，凸显其所具有的强大的修辞和伦理力量。

注释：

(1) 杨炼：《一座向下修建的塔》，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59页。

(2) 杨炼：《一座向下修建的塔》，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59页。

（刊于《作家》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