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有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即不学《诗经》，在社会交往中就说不出恰当的话语。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可以说是诗经外交。《左传》中有大量记载。逃难中的晋国公子重耳和秦穆公以诗对答，双方皆达到外交目的就是著名例子。秦穆公想扶持重耳，使秦晋外交变被动为主动，但重耳上不上套心中没数，于是吟诵《小雅•采薇》进行试探：“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即采豆采豆，用筐、莒盛它。诸侯来朝拜，赐给他什么呢？就给他黑衣和礼服吧。此诗是周王赐诸侯礼服的乐章。这是秦穆公暗示要扶持重耳回晋国当国王。重耳随臣赵衰深知其义，让重耳下阶拜谢，对秦穆公以示恭顺态度。秦穆公自然很高兴，于是“降一阶而辞焉”。 赵衰让重耳以《小雅•黍苗》作答：“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意即蓬勃的黍苗，连绵的阴雨滋润着它。向南远行的人，昭伯关心慰劳他。此后，赵衰又代替重耳把诗中期盼获得秦穆公支持成就大业的意思表达的淋漓尽致。就这样双方均达外交目的。

在今天，以诗助力外交的传统被继承下来。《诗经·卫风·木瓜》中的诗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来阐明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就可以做到世代友好、互利共赢。唐朝李绅的两句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阐明中国愿同各岛国一道努力，求友谊之真，务合作之实，结共赢之果，共圆发展繁荣和谐之梦。

孔子的话，虽然意在揭示诗之用，但无意栽柳柳成因荫，却向我们揭示了一条艺术规律，即诗存在着外在形象和内在意蕴。自魏晋以来，在玄学思潮的推动下，开创了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旨趣。发展到现在，就成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孔子的话倒过来：不学言，无以诗。又何尝不是一条艺术规律。诗，作为语言艺术，离开了对语言的深刻把握，要想写好诗只能是痴人说梦。有很多人生活体验是丰富的，但作品艺术却是干瘪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诗的语言，与其他文学体裁共同的特点是形象性，但更为浓缩、概括、凝练。格律诗还要讲究格律押韵。要写好诗，我们必须在体现诗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意蕴的统一语言上下功夫。如果只重视外在形象，忽视内在意蕴，就往往形成花团锦簇的衣裳架子，缺少灵魂的行尸走肉。如果只重视内在意蕴，忽视形象表达，直来直去，让本来在幕后的内在意蕴跑到前台，取代外在形象唱主角，那就不是诗，而是成为说教。初学者往往把心理感受抽象化，缺乏塑造形象的功力，如只是说“非常美丽”，而不能写出美的具体生动的情态。“老干体”中体现的健康正确的思想感情是令人钦佩的，但把这种思想感情化作艺术形象的语言功力却显得不足。

要提高诗的语言艺术功力，除了多读优秀的诗作，吸收古人和今人的艺术营养，还要学习生活，使诗情更符合生活的人情物理。陆游的“功夫在诗外”的说法是至理名言。 “推敲”典故大家已非常熟悉，但如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敲”都好于“推”就显得有些武断。在 “鸟宿池边树”的语境中是一片幽静气氛，“敲”清脆而响，更加深幽静气氛，而“推”轰然作响，是对幽静气氛的破坏。如果是在发生非常事件的征兆的“鸟遁池边树”的语境中，为了避难的僧人慌乱之中推门求救，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敲”也是轰然作响，其慌乱程度与“推”无疑。因此，用“推”更合乎生活实际。

要提高诗的语言艺术功力，就要锤炼将抽象的内在意蕴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能力。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为了阐明知识只有不断积累更新才有活力的道理，化作了意境深刻的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形象生动，其用意不在于诗人停留在方塘美景的欣赏上，而是使人在欣赏之余，慢慢体会出其中的生活道理。家国情怀，是我国诗词发展史上的优良传统。杜甫的《春望》的是体现家国情怀的名篇，一句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把这种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诗人更是处于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更是要赋予家国情怀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弘扬正能量。

要提高诗的语言艺术功力，就要下苦功。 唐朝诗人卢延让《苦吟》诗云：“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极言作诗炼句苦思之状。相传贾岛在他的《送无可上人》一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句下加注一首小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与卢诗相得益彰，极言炼句苦思之久，吟成动情之态。现在有些“多产”诗人，粗制滥造，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有经验的诗人，一是请人把脉，二是诗作写好后放在一边待一段时间，再作反复修改后才出手。我们应当提倡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