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南宋以来，朱熹重新重视文学，并以道理兼诗文，使文学与理学融为一体，成就了他作为理学巨擘与诗文大家的两栖身份。

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及三苏父子，以经史文学闻名当世。然诸家之后，二程专倡性理之学，认为专意作文害道，玩物丧志。受其影响，程门后学轻视文章之学，文学趋于衰退而与理学割裂为二。南宋以来，朱熹重新重视文学，并以道理兼诗文，使文学与理学融为一体，成就了他作为理学巨擘与诗文大家的两栖身份。

朱熹重视诗文，早年尤为喜好，受其师李延平之教而专意研究理学后，才改变用心诗文的初衷。

朱熹文论，标举道本文末、文道合一，秉持此原则及平淡稳实寓情理之文风，写下大量的诗歌。据其后学王柏曾考证，朱熹诗歌创作大体分为五个时期：一是青年自牧时期，收于朱熹本人手定的《牧斋净稿》。《牧斋净稿》之诗起自绍兴二十一年秋，终于绍兴二十六年秋，正是从他铨试归候任同安县主簿（时22岁）到履职同安县主簿期满所作（27岁）。其间朱熹建“牧斋”，日读六经百氏之书，谦谦自牧，出入佛老，师事道谦和尚学禅。《牧斋净稿》之诗就是此段时期经历和思想的记载，朱熹自订其诗，意在总结告别过去。二是师事李延平时期，这些诗自绍兴二十七年秋（时28岁）同安任归而致书李延平问学，至隆兴元年（34岁）李延平卒，记载了朱熹在李延平的引导下，折返儒学，直追周、程之学的精进过程。三是南岳唱酬时期，这些诗记载乾道三年（37岁）朱熹至湖南与张栻论学及东归过程，收在《南岳唱酬集》及《东归乱稿》中。四是寒泉证道时期，这时期的诗记载了自乾道六年（40岁）至淳熙五年（49岁）朱熹斋居寒泉精舍著书论学的过程。其中，《斋居感兴二十首》最能反映其哲学创造时期的情况。五是晚年时期之诗，收录了淳熙六年（50岁）自任职南康至去世的诗作。朱熹晚年写诗不多，大都作于南康任上。去世前一月，为其写真画像题绝句，是最后之绝诗。由此可见，朱熹虽40岁之后不专意于文学，然其诗歌创作并未就此中断。

朱熹之诗作以《春日》、《观书有感》最为传颂，然其总数约有1000多首，大多以理贯文，文理交融，没有一般理学诗的“道学气”、“头巾气”，其稳实中正、条理分明，自然平淡中透着精神，堪称理学诗的上品。兹以《斋居感兴二十首》（以下简称《感兴诗》）试论之。

《感兴诗》是朱熹最著名的哲理诗。该组诗是他对陈子昂《感遇诗》偏于道佛而不精于理学的回应和拟作，暗示其主旨是要表达理学思想。

《感兴诗》写于朱熹寒泉精舍生活时期的前半段（1170—1173年）。此时朱熹已由道佛返归儒，弃“主静”返归“主敬”，判湖湘张栻之学、江西陆氏之学、金华吕氏之学而建立己说，这是朱熹哲学创作的高潮时期，也是朱熹理学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他不仅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以建构自己的宇宙本体论；草成了《资治通鉴纲目》，刊行了《八朝名臣言行录》以建构自己的理学史观；而且还编成了《二程遗书》和《伊洛渊源录》，并与吴楫、李宗思辩论儒佛之异以挺立自己的道统论；同时还刊行了《论孟精义》，草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作《观心说》、《尽心说》、《仁说》，编订“中和说”而成自己的心性工夫。如此等等，都是朱熹理学基本完成的标志。《感兴诗》写成于乾道壬辰年间（1172年，时朱熹43岁），其内容正与这段时间的理学创作直接相关。

《感兴诗》完成后，后人对之极为推崇。翻检《朱熹语类》便发现，早在他在世时就有学生在讨论中引用《感兴诗》来印证朱熹思想。朱熹门人黄干、陈淳、蔡沈及其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等人都非常看重《感兴诗》，希望通过它来把握朱学的真谛。大概在南宋末年，《感兴诗》就脱离朱熹文集而以单行本流传。在《景定建康志》“文籍志”所设的“理学书之目”中，《感兴诗》与《朱文公语录》、《濂溪集》等并列为“理学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朱熹后学为《感兴诗》注解者很多。诸家注书中现尚存者有：朱熹弟子蔡沈之子蔡模的《文公朱先生感兴诗》；南宋何基的《解释朱熹斋居感兴诗二十首》，而其弟子金履祥的《濂洛风雅》卷三所载的《感兴诗》则引述何基之说，只有第二首附加何基之师黄干的说法；南宋熊刚大解释《感兴诗》则见于其编的《性理群书句解》卷三、卷四；元代刘履的注解见于《风雅翼》卷十四。

今观所存注本，虽为我们理解《感兴诗》提供了便利，然缺憾之处也明显。其一，未能结合朱熹理学的建构过程，清晰而系统地阐明诗中所蕴含的理学思想；其二，未能化解何基和蔡模在注解前二首诗上的分歧和对立；其三，各家注本未能深切注意到《感兴诗》的许多诗句是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直接回应和拟作，故对许多诗句的来历不明，注解多有错误；其四，古代注解多简奥，不仅许多诗句无注解，而且有的注解本身今天也难以卒读。因此，为了让今人更好地把握朱熹理学的大旨，体会《感兴诗》的精义，通过诗哲互证，对《感兴诗》进行笺注实有必要。

《感兴诗》二十首为五言古体诗，其诗风远宗《风》、《雅》，出入汉魏古诗与陶渊明、韦应物之间，冲远古澹、稳实自然中寓着高迈，句句蕴含着哲理。该诗既非刻意而作，又非一气呵成，然其脉理贯通，浑若天成。其中，前四首讲太极阴阳理气，实为“诗化”的宇宙本体论；随后三首因《资治通鉴》而论古今治乱、王霸正统之别，实为“诗化”的理学史观；十至十四首历数圣贤大儒的“传心”谱系，实为“诗化”的道统观；复次三首则是对道佛异端及时文末学之批评，以贞定儒学之道统；八、九两首与最后三首讲心性涵养，实为“诗化”的心性工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