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诗歌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线索。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是诗歌，我在小学初中时代读的课外书就是诗集，高中时代又赶上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那时我读泰戈尔、雪莱，泰戈尔的一些诗对我理解自由的理念很有帮助。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这是对自由非常好的诠释。 

后来我读《雪莱抒情诗选》，读到杨熙玲对他的介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凡人中间生长，有一颗泛爱大众的心。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也是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灵魂的生长从诗歌开始。我上大学时，受恩惠于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的新诗集的名字《我即将来到的日子》，就来自那部小说的结尾。 

80年代我有一种匡复天下的理想，但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经过得非常灰暗，听的歌曲也很忧伤，大学生活是大路迢迢，海角遥遥，校园是天涯，自己走在里头，孤零而遥远。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头有些话非常鼓舞我。文学的语言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平行的世界，它可以搀扶你走到天边。小说里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想播撒阳光，首先得内心有阳光”，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想多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是一个内心充满了阴暗情绪的人，我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 

我1973年出生，15岁时有了第一部诗集——我在作文本上写诗，然后订成一册。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带着这本诗集去老家的《九江日报》投稿。我在九江的书店里买到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作品选》，读到了世界上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这个机缘是80年代赋予我的。

对我来说，80年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90年代以后，心灵层面的东西越来越少。到了今天，大家的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又开始探寻意义，诗歌就成为了表达个人内心的途径。在这个角度上说，大家不光要面包，还要玫瑰。诗歌就是以玫瑰的身份，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生活里，而并不是说80年代写诗的人现在回来了。 

现在我注意到谈论诗歌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经历过80年代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比较稳定了，就开始来谈论诗歌了。一个人在40岁之前安顿自己的身体，40岁以后要安顿自己的灵魂。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发现经济有所成长，而语言却有些粗鄙，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诗歌恰恰就是意义的产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必须珍惜的。 

对我来说，有恩于我的东西是诗歌，是小说，是文学，它们让我的灵魂得到非常好的成长。我愿意向文学回报，把从雪莱、罗曼·罗兰这些作家、诗人身上获得的美好，留存在自己的文字里，也希望能把这些美好传递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