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中张恨水郁达夫诗兴飞扬

作者:伍立杨   2015年11月18日 11:35  中国期刊网    1617    收藏

张恨水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湮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转或直截表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悲欢,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涕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虽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的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多浩气流转,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非大手笔大力量不能妥帖。忆昔二十几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战以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成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无半点非分之想,因此老舍先生说他“比谁都有资格自称为文人”。是的,恨水先生卷帙浩繁的作品达三千万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得稳,从容不迫中透着泼辣犀利,是现代文学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丰碑、不可低估的文化财富。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含意无穷,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灵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写作生涯回忆,说他年轻时产生过才子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双重人格。他笔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婉转,尺幅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


郁达夫的诗以近体中的绝句为主,律诗为辅。古诗他不大写——只有1920年《读唐诗偶成》等几首。

绘景为达夫所情有独钟。他诗笔下的景物,是对自然天籁瞬间佳景的敏感记录,他的游记散文是主动的、渐进的,像国画中的条屏组画。他的写景诗则是横切的、即兴的,像明丽的水彩,读之如仗履行走于秋山寒林、春田野渡之间。由于文言诗歌的历史长,他的诗中颇多可与人文话语接壤通气的符号。其景物看似纯粹单性,实则是传达潜在意义的一种符号,这种形象切取经组合而成为意象,同时拓深了意境,言外语义还有千重,那就是联想和思索的空间。达夫写景诗用语活泼自然,调子清新明快,却字字句句引起不少联想,这实在跟文言诗歌的历史有关,即是一种历史的陈述,而非简单的表面观念。

   贪坐溪亭晚未归,

   四山空翠欲沾衣。

   秋风吹绝溪声急,

   树树夕阳黄叶飞。

             ——1920年,《题画四首》之三

   回首齐云日半暝,

   黄昏灯火出休宁。

   明朝又入红尘去,

   人海中间一点萍。

             ——《登白岳齐云仙境》四首之三

达夫的日记里,尝有深夜赴某处寻妓的记载,零余者的悲凉,也往往在这些地方显形,这种行为,又往往因绝望的情绪导成。这样的颓唐惨沮在他的诗中不断流露:“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只见人骑肥马去,更无心唱大江东。”(《寄舍偶成》)“生年十八九,亦作时样装。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寄舍偶成》)“失意到头还自悔,逢人怕问北山云。”(《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道,以别养吾》)他的小说,每每笔触凄婉,以此揭橥自己病创的灵魂,而正是这种零余的悲凉,增强了他作品的独在意义。就作为一个作家的遭际来说,郁达夫与朱湘相似,个性强而不愿受羁绊,他最初给《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当时编者宗白华兴趣在新诗,而达夫是旧诗高手,不写新诗,故遭冷遇,种种不愉快,使之成为文坛在野党。只是一九二四年后,成为独立作家,深受全国文艺报刊的欢迎。

他的恋爱生活,其坎坷蹭蹬,与其同乡同学徐志摩颇有类同之处,故挽徐志摩联中有云“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客,只为佳人难再得”。总之,哀乐中年,飞鸿倦旅,屡屡冲决精神苦闷空虚的罗网,终告铩羽。他的《自况》(联句)尝谓“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可见他性格之一斑。《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也寄慨同一:“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病酒伤时,休诵当年感事诗。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他读唐宋以来名家诗,分咏七人——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都是深于历史感,从社会氛围来发议,而别有感慨怀抱的,其笔力横恣,也正于其中见出。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尝谓“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迫害者罢了。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其实,做艳体与热爱人类、严肃生活丝毫也不矛盾。中国诗歌长河中,艳体在六朝风靡一时,在晚唐又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入宋以后,此番内容遁入长短句,而涉及醇酒妇人者代不乏人。这些诗大体上情调缠绵,趣味隽永,弥漫留恋人生的情味,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也颇有可取之处,当中,有诗人的向往、寄托、苦闷、理想贯穿。在郁达夫来说,这类诗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谈不上什么“伪装”、“应付”。达夫的苦闷,正是当时青年的代表,正是时代病态的象征。一九三五年,郑振铎荐他任暨南大学教席,遭教育部长王世杰以“颓废文人”理由驳复。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着有色眼镜来衡量中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苦闷加以夸张曲解,这即是官僚的可恶了。

达夫除了做诗填词,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像文天祥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尚曾纵情声妓,但其趣味和贾似道的红妆画舫想来有本质悬殊吧。所以同样是醇酒妇人,殃民祸国的在其中做他们全无心肝的美梦,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却在其中梦想黄脓虞夏的黄金时代。说达夫是无行文人,实则他正是一把辛酸泪,无处可挥呢!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他幼年失怙,这“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基础”(钱杏邨语)。而其弱冠以后,生事丛脞,所遇多悲,行藏颇似下却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以表面的行乐图来预示人生无量的悲哀啊!

《毁家诗纪》十九首并词一首,是达夫组诗里最为沉痛哀绝的一组,其哀能伤人,不能不令人从头寒到脚跟。秋风萧萧,胸臆催败,真如古乐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达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众所瞩目;他的婚变,更是一大新闻,为师友摅泪、仇家所笑。达夫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说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诚,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正为嗜血的阴谋分子所求之不得。当其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公干时,早已觊觎一旁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百般使诈,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栈道而至公然无所顾忌起来。早先鲁迅尝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谓“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又说“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窥视和高压。达夫终于不听而行,及事发,已噬脐莫及。两年后作《回忆鲁迅》痛云:“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毁家诗纪》第一首是七绝:“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其始去也,心则坦然无虑,景则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纯然本真,恰好衬出后来的种种不堪。这组诗几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来应证诗中的故实。

第三首原注说:“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自第三首以后,一变平和安详为绝叫哀痛: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不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其四)

就在这个人生活风雨飘摇的情境之中,达夫仍以抗战大义为重,赴前线视察劳军,所以如“水井沟头血战酣”、“戎马间关为国谋”、“满怀遗憾看吴钩”等都是记录战场实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渊,“州似琵琶人别抱”(其七),“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残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贺新郎》词一首,最见其澜翻之愁怀: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此阕长短句,原注云:“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细揣其遣词用意,绝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创,情绪是哀嚎之后又继以惨笑的。这组诗亦可说处理的是复杂的灵魂问题,自然显示其渊深来。达夫深得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公洽)器重,邀为福建省公报室主任,留其在闽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214日记:“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信,谢伊又送贵妃酒来。”和军界老人蒋百里是朋友(见193638日日记),甚至和日人松井石根大将亦有往还(见193635日、6日日记)。其胸中不平事,不难以剑消之,也即“歼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国事蜩螗之际,他时以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像达夫先生这样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那些鼠窃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万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颓气象,而赴汤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却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香港文学名家梁锡华先生有感于现代文学家命运之扑朔迷离,论周作人,论朱自清,俱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尤其论郁达夫,直发人之未发。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尝谓“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他忠奸飘忽,如今一缕亡魂倒也吃得开,海内海外到处都是不愁香火的”,过人的观察,思想的闪光,随笔迤逦,不请自出。

郁达夫曾对徐志摩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战士。)〔1〕他自己说“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11月,他果然被“左联”四次全代会决议开除,这自然是极左青年的所作所为,鲁迅知道此事后极不以为然,并认为“极左最容易变右”〔2〕。

他为现代书局选介麦绥莱勒的木刻《我的忏悔》,写文道“书中主角,终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自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贯彻到底的毅力”,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情犹疑。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达夫在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厌世和千缠万绕的人生留恋,二者矛盾纠结,辗转复辗转。求其诗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万难解脱,莫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种“诗可以怨”的情思气象,潜伏在文辞承转之间,真正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

   男种秧田女摘茶,

   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

   更怕秋来赋再加。

             ——1935年,《沪杭车窗即景》

   作者自注:“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州,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这和纯写景的田园诗,在心境和着眼点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他诗中非常有力、非常沉痛的社会批评,真有令人拍案长喟的。像《杂感八首》中的句子:“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将军原是山中盗……民生凋敝苦逢迎。”“忍说神州似漏舟,达官各为己身谋。……中原衮衮诸公贵,亦识人间羞耻否?”世道浇漓,人心太坏,满心眼里是官和钱,达夫的愤懑,实在是有激使然。在苦境里无从挣扎物伤其类的人,于一读之下,不免要为他的忉怛巨痛而同声一哭了。今天的文化人,也许更会感同身受的罢?

   侏儒处处乘肥马,

   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惊海内,

   竟无馔粥润诗肠。

   ……

   升斗微名成底事,

   词人身世太凄凉。

             ——1926年,《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

   达夫《谈诗》一文,神情口吻间,掩不住他对旧诗的酷嗜。其于旧诗审美三昧,技法及文体生命,又往往一语道着,对今人的创作鉴赏,洵有药石之效。“旧诗的一种意境……如沉着,如冲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一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他举了龚自珍诗为例,又举杜甫《咏怀古迹·明妃村》为例,以首句粗雄阔大来对次句的细微小景,次第缀之,“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他把这项解悟告之美学家邓叔存,对方“钦佩到了极顶”。实则明人李梦阳《御选唐宋诗醇》引,已申发此意,“迭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并以杜诗《登兖州城楼》来说明“前景寓目,后景感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达夫的律诗亦多合这种美学观念。如《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望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梦千回。书来细诵诗三首,醉后犹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似水,悄无人处上高台。”其颔联和颈联之关系,就是在大小远近的对比中,取得郁郁累累的效果。

   达夫中年以后所作,律诗典重苍凉,绝句浑凝疏宕,表情达意,确有博约之功。仿佛老木而披风霜,匕首而经药淬,遣词达意,洵入游刃有余之境界。一般说,诗语可以入词,词语不可入诗,词(长短句,诗余)语可以入曲,曲语不可入词。达夫诗作,偶也不妨稍杂词语而转增风神韵味,这自然是老手的练达,却也不乏性灵者器识的高迈,此又非枯槁闲寂之辈所可解会。苏雪林论郁达夫小说略带点偏见,但谓“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3〕倒也有相当的眼光。在他的旧体诗,反而能避乏气乏力之弊。

   苏雪林对郁达夫持论近苛,谓其文有多种不堪,其叙事则为啰嗦。即以此论成立,他的作品仍强过今人百倍,盖其时时不忘以学问、练达、洒脱来节制,故其放任之处也能时时警觉而随处加以挽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张力,较之今世文学家更有上等谏果长久回甘之效。他的旧体诗,更臻渲染入骨、跌宕生动之极,兼以心思词藻,沉雄俊逸,放笔使气之余而能顿挫收蓄,故有长言咏叹之妙。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尝指出龚自珍等清季名诗人屡遭后人仿袭,“定庵之诗,清末以来,为人挦扯殆尽”,又说“然窃定盦诗者,定谳自(蒋)子潇始,《新民丛报》及南社诸作者,特从犯耳”。郁达夫、张恨水先生于旧体诗创作均极自负,都爱诵定盦、仲则之诗,但他们却能避开晚清名诗人于前人爱之深而“顺手牵羊”的毛病,采百花之蜜,酿成自家风味。民国以降,旧诗晚色褪尽,说一句无奈的话,自老一代千秋万岁之后,恐怕是广陵散绝了!


   (张恨水:《剪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郁达夫诗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注释:

   〔1〕赵家璧:《书比人寿长》,香港三联1988年版,第77页。

   〔2〕《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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