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曾说，加西亚·洛尔迦和路易斯·塞尔努达是他心目中当代最好的西班牙诗人。其中，加西亚·洛尔迦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从上世纪50年代戴望舒的译介，到八九十年代西语翻译家赵振江更为全面的翻译，洛尔迦的诗歌对北岛、顾城等几代中国诗人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与洛尔迦同时代的塞尔努达，虽然有哈罗德·布鲁姆“诗歌艺术圣人”的赞誉，布罗茨基也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推荐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但其散文诗集《奥克诺斯》直到2015年初才在汉语世界正式出版亮相。

今年1月，这位西班牙诗人的诗歌作品《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翻译出版，其中绝大多数诗作文章都是第一次与中文读者见面。塞尔努达诗歌中的现代性、对真实个体情感与体验的关注和表达，跨越时间、文化和语言的藩篱，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如果人能说出……

爱和真理

1902年9月21日，塞尔努达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城，那是卡门的故乡，燃烧着弗拉门戈爱与流亡的序曲，诗歌如无声的泉眼浸透小城里的每一个灵魂。因为两个姐姐都比他年长不少，儿时的塞尔努达几乎是独自长大，凝神望着庭院里撑开的六角遮阳篷或者聆听安达露西亚最稀松寻常的叮咚流水声即可度过一天，时间仿佛无限漫长又悬于一点，止步不前。

在他后来的作品里，童年始终是遗落在世界之外的明净港湾，年幼的孩子站在玻璃窗后面看下雨——“街灯里点燃的光比照出/白色的雨和黑色的风。/……他住在那温柔力量的避风港，/还没有欲望，也没有回忆，/那个孩子，无法预知/时间正在外面静候，/和人生一起，埋伏以待。”孩童的世界里，现实尚未降临，欲望亦未诞生，一切如盘古开天地前混沌的单纯。

这埋伏在外不停窥伺的力量终于在1928年降临。那一年，在父母相继因病亡故后，塞尔努达告别故乡，前往马德里，成为以加西亚·洛尔迦为代表的“二七年代”诗人群体中的一员。早在几年前，就读于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的塞尔努达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诗歌。在他的记忆里，诗歌的初次召唤发生在某天下午，毫无预兆地，身边的一景一物对他而言忽然变得好像初次看见一样，平生第一次，他与周围景致产生了某种沟通。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同寻常，激发出心中迫切的表达欲，让他迫切地想说出这种体验。就这样，他写下了一组诗。

从那时起，诗歌给予了塞尔努达与众不同的目光，万物都在这道目光中重新找到名字，开始存在。塞尔努达全心拥抱这种“不同”，为了丰富自己的创作，说出非说出不可的东西，他缓慢地攻克和继承欧洲诗歌的财富，为了阅读诗歌原著学了法语、德语和英语，希望能从其他风格中为自己的表达提供养料。

无论“诗人”这一身份给他带来漫长流亡的动荡、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还是远离西班牙语世界近20年的孤独，他都坚持这个“不同”的姿态，接受自己的寻找并恪守一个“属于自己的真理”。如他所言，“我的真理，也许不比别人的更好或更糟，只是与他们的都不同。”

在塞尔努达眼中，最切实的真理不是纷扰世间人们追寻的权力、野心、财富，而是爱和欲望。他单纯而锲而不舍地歌颂爱情本身，把对爱的激情视为一个人最高的生命体验。爱情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出现，最后却都可以归为一个真理，即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独一无二的爱。就算这种爱会被世事无常、疾病、背叛和死亡影响，依旧是他唯一的欲望，是他心中唯一确实的真理。而立之年的塞尔努达写下“如果人能说出他爱的，/如果人能把他的爱举上天，/像光芒里的一片云；/如果像围墙倾倒，/只为致敬其中矗立的真理，/他也能让自己的身体倾倒，只留下他的爱的真理，/关于他自己的真理，/不叫荣耀，财富或野心/而是爱和欲望”。到了花甲年岁，塞尔努达在一首告别短诗《离开之前》里继续写着“你，这全无美德的世界/我不求你更多/只要一小块蓝，/在空气里，在我心里。//对财富和权力的/野心都给别人；/我只想和/我的光我的爱在一起。” 越过30年的光阴，流亡的辗转，在他心中，只要有爱之真理，有诗歌之光，生命即会把欲望变为现实，终其一生寻觅的“现实”与“欲望”共鸣的交点在爱和光里闪耀，像一小块蓝。

硝烟和流亡……

不挂念更容易的命运

1936年4月，塞尔努达诗歌全集《现实与欲望》第一版在马德里问世，其中收录他此前12年的诗歌作品，此后的30年里，他还将不断增补这本全集，书名却始终保持这个贯穿他一生的命题。4月29日，加西亚·洛尔迦做东在一家名为“红”的饭店为挚友的诗集出版举办宴会，席间他提议为塞尔努达举杯，“让我们为《现实与欲望》干杯，这是当今西班牙最好的诗集之一”。那场宴会是“二七年代”诗人及他们知识艺术界的许多朋友最后一次共同聚首，合影照片上那些或神采飞扬或屏息凝神或目光流盼的身影，很快将被夺走手中杯盏，彻底卷进历史的洪流。

8月18日，内战爆发一个月后，加西亚·洛尔迦遇害，“二七年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命也熄灭在格拉纳达那堵无名的土墙前。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的沉浮。塞尔努达原本没想离开，他想在红眼相向的故土上做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者。早在1932年，他就已经参加过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组织的“人民美术馆”运动，将普拉多美术馆的名画复制品送到西班牙乡间展出。

内战开始后，他也和大多数西班牙知识分子一样站在了共和国一方，甚至应征入伍在瓜达拉马山间当了两个月炮兵。1937年，他在长诗《西班牙哀歌（一）》中写道：“从未在战争中呼吸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战争在我们上方张开密布的翅膀，/我听见它冻结的呼啸，/我看见骤然的死亡/坠落在焚毁的草地上”，然而直到那时他依旧相信西班牙本身就是“那尚未照亮我们原野的曙光。/……唯独在你那里有力量/让我们摸索着守望未来”。

然而，流亡却骤然降临。1938年2月，塞尔努达前往英国举办短期讲座，等他结束讲座想要借道法国回国时，却得到西班牙国内战局恶化迫害加剧的消息，不得已止步巴黎。那个冬天，塞尔努达站在西法边境的车站，背后是满目疮痍，是诗人之死，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与西班牙最后的、最终极的告别。此后他辗转英美墨西哥，直到去世，25年再没有踏上西班牙的土地。1958年，他在散文诗《战争与和平》一篇中记录下20年前最后的离开：“背后留下的是你淌着血的、废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车站，国界线另一边的车站，你在那里与故土分离……”

往后的岁月里，他继续前行，在难以接触读者也无法在西班牙出版作品的境地里写下超过200首诗作，如他自己所言：“在所有这些令我惊讶的事情中，最超乎想象的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始终被孤立，尽管发表自己的作品实在不易，我居然一直依靠着一个荒唐的信念坚持写作。诗歌和以诗人自居是我全部的力量，就算这个信念是错误的，也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正是这个错误让我收获了那么多美妙的时刻。”

1963年秋天塞尔努达落葬墨西哥城的那天，几乎无人到场。身后几十年里被他所梦想过的来自未来读者的亲切臂膀拥抱，成为西班牙战后几代诗坛奉为榜样的“源头诗人”。这些赞誉，塞尔努达不曾看到，但或许，也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求索之路艰难漫长，却始终朝向诗歌艺术本身——“继续，继续前行，不要回头，/忠实地直到路的终点，生命的尽头，/不要挂念更容易的命运，/你脚下是从未踏过的土地，/你眼前是从未见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