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应北京大学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发表了他三次系列演讲的第一讲：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主持本次演讲。

王汎森（左）与邓小南。摄影：滕德京

王汎森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明清到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书。每出一书，皆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的简体字版，又一次掀起阅读王先生著作的浪潮，也使得他这一次北大讲学之旅格外受到海内外学子的关注。

从洛夫乔伊到勒高夫

在演讲中，王汎森先生结合他的阅读经验，深入介绍了二十世纪有深远影响的不同西方思想史流派。他认为从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开始，西方思想史写作体现出了二十世纪的全新面貌。在其代表作《存在巨链》一书中，他以思想的单元作为讨论主题，以Being的观念通贯历史，体现出思想史研究的别样方法。

观念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吕西安·费弗尔、乔治·杜比与雅克·勒高夫（从左至右）。

随后有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的发展。心态史是伴随着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研究方法，他们深受涂尔干影响，强调集体的概念，重视一般老百姓生老病死的历史，而并不偏重于大思想家。他们认为在时代，恺撒和他的士兵共享着同样的集体的心态。而用中国近代史的比喻或可以说，孙中山和他的司机也共享着同样的心态。

年鉴学派从心态史角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其第一代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费弗尔在史学上贡献非常之大，与心态史有关的著作可以举他《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为例。很多学者认为法国作家拉伯雷是无神论者，但是费弗尔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看，认为十六世纪的心态里不存在无信仰的问题，有无信仰是后来人才有的思想概念的工具。这一本著作，就是从一个时代集体心态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的代表。

此后，如作为年鉴学派年轻一辈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三个等级》，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炼狱的诞生》，都是有代表性的心态史著作。杜比在《三个等级》中提出，西方从很早以来就有区分牧师、武士和农民这三个等级的观点，但是在中古时代则形成了从高阶层到普通人都相信世界本就应该处于这样的秩序之下的心态。还有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则指出过去并没有炼狱的观念，后来受到但丁《神曲》的影响，炼狱观念深入人心，才使得人们相信世间有炼狱的存在，进而影响历史的发展。

随后，王汎森先生简要介绍了19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思想史写作。在新文化史影响的诸多方面中，他特别强调学者应注意其语言不透明的主张。新文化史认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语言先于人的存在，先于思想家的存在，因此思想家是受到语言的操纵。这一流派认为思想与文化是一个普遍性的符号学网络，思想家只能在这样的网络之中来表达思想。因此，应该看到思想家表达的限度。

在这一次演讲中，王汎森先生给予特别重视的，是以英国思想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流派，以及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学派。他不仅深入剖析这两派的主张，而且同时介绍学者对于他们的批评意见。

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及其批评

1969年，昆廷·斯金纳写作《思想史中的意义和理解》一文，挑战了很多当时的思想史流派，包括洛夫乔伊和列奥·施特劳斯，引发极大反响。这是一篇宣言性的重要文章，它最早集中提出斯金纳的方法论，而他后来的名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就是这种方法论的落实。斯金纳的理论后来多有修正，为求简明扼要，王汎森先生暂且从这一篇文章入手，论述他所受到的三方面影响。

昆廷·斯金纳。

首先是来自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影响。王汎森先生提醒听众关注柯林武德的自传，认为柯林武德最重要的方法论都在他的自传当中。在该书中，柯林武德反复强调，要了解一个人思想的意图，把握任何一个概念，都要放回到历史脉络中去了解。受此影响，斯金纳着重研究脉络（Context）中的政治思想，并据此主持出版了“脉络中的思想”丛书（Ideas in Context），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影响到思想史实践的方法论。

斯金纳也受到英国分析哲学家奥斯汀的影响。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奥斯汀区分了两种语言，一种是描述性的（“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一种是行动性的（“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语言可以同时具有描述性与行动性，比如冬天时公园湖面的管理员向小孩子大喊，说湖上冰层太薄。这就不只是在描述现象，而且是要提醒他不要掉下去。语言的后一种功能就提醒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说话者当时的意图。

斯金纳还受到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学上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时代的约定俗成，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代往往有很大分别。

斯金纳这一篇文章当然还深受他的老师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的直接影响。1950年代拉斯莱特曾经重新整理和编辑洛克的《政府论》，并对其做了深入考辨。他发现《政府论》的写作时间并非“光荣革命”之后，而是作于专制王权统治之时，是促使光荣革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是对既成事实的光荣革命辩护。这一发现对于思想史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斯金纳也有极大的冲击。

按照斯金纳的弟子塔利（James Tully）在《笔是一支雄健有力的剑》（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一文中的见解，在研究过程之中，斯金纳首先要找出当时约定俗成的一般观念，再看其研究对象是否有超出他者的部分。如他对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论述，只有首先考察当时同类的论著都在鼓励君主应该时刻表现道德，才能彰显出马基雅维利提出君主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现得不道德这一主张的内涵，论证他是要为当时统一意大利的现实要求提供依据。这提示学者考察思想、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现实政治的关系。

还可以举斯金纳对14世纪意大利学者巴托鲁斯（Bartolus）的研究为例，此前以及当时其他学者对于罗马法的注释，都强调在法律和事实相违背的时候，事实应该屈从于法律，以罗马法为标准。而巴托鲁斯的意见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应该调整法律来适应事实。这些学者关于罗马法的争论，其实隐含着是否维护北意大利独立的现实政治问题。可见思想只有放到历史脉络之中去，才能得到比较恰当的了解。

对于斯金纳的批评意见，此前仍然是在他的典范以内来讨论，现在则逐渐有新的声音产生，他们往往受到海德格尔、本雅明等人的影响。王汎森先生介绍了哈佛大学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教授的批评。一方面他认为斯金纳太注重实的部分，忽略了虚的部分，强调脉络过头，好像意义都要被限制在脉络之中产生。而事实上思想其实不仅可以为当时的听众而讲，也可以是为未来的君王来讲，不应该把脉络看得太过系统化、实体化。

另一方面，戈登认为，斯金纳的政治思想方法没有办法处理太大规模的思潮，而且没法处理跨国的问题。对此，王汎森先生举例，认为在唐朝府兵制的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就很像斯金纳的观点，强调这一制度是在集团内部的特定脉络中产生，而钱穆先生则认为这不只是为了特定的斗争而形成，而还有更广泛的制度性考虑在内。这也可以类比为对于斯金纳这一类方法的批评。

第三方面，戈登还认为按照斯金纳的讲法，好像只有在所考察的历史阶段的最初时刻所产生的意义才是真实的，以后的意义都是无效的，这也许太局限了。他认为应该去想象历史会有当时尚未落实的潜在可能存在，当时不能落实的事情不一定没有意义。此外，如果只是强调作者在写作时所认定的意图，那么也会忽略作者自己并没有察觉到的已有的意图。

综合这三方面的批评以后，王汎森先生提出他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当时的特定脉络下的意义和面向将来的潜在读者的更大的脉络结合起来。

科塞雷克、德国概念史学派及其批评

可与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相对照的，是以科塞雷克为核心的德国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学派。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学术一度居于西方学术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塞雷克等学者着手编纂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借用“鞍型山体”的意象，他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的概念，用来指称西方近代早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这个期限他确立为1750-1850年，认为在此阶段产生的思想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世界。

科塞雷克。

在科塞雷克看来，“鞍型期”的概念有四个特点：一是历史化，概念本身有其时间发展的历程；二是民主化，概念不只是贵族精英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三是政治化，产生各种主义；四是可意识形态化。

王汎森先生提出，通俗地讲，在科塞雷克定义的概念之中，每一个概念里都有时间的层次，就好像是有一个汽车的离合器，可以加速、刹车或者后退。比如“民主”的概念，就既含有罗马时代以来的层次，有17、18世纪的层次，也有20世纪的层次。所有这些层次都集合在一个概念里面，在使用概念的时候这些层次都来到同一个点上。此外，在一个概念之中，还既包括对现实的描述，也包括对未来的期望。于是概念里的未来性跟过去的距离就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如果概念的未来性不强，那么这个概念就仍属于稳定的秩序当中，如果概念里面未来的部分和过去的部分距离非常之长，那么这个概念就具有很强的初创性与来自未来的冲撞性。

因此，历史不只是发生在时间里面（in time），还是通过时间发生（through time）。概念里面时间的要素决定了这个概念的性质、其对于未来的影响力，以及对于现实的期望。王汎森先生指出，科塞雷克的观点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他在论述概念的时候把时间看得很重，一个概念好像带着一个翅膀，这个翅膀就是时间的层次。他更受到卡尔·施密特的影响，认为概念本身都处在竞争和斗争的状态。所以说概念是一个包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层次的库存，是自古以来不同时代对于它的定义的库存，而这些不同的定义同时发挥着作用。概括地说，就是始终有时间的离合器放置在概念的内部。这体现出德国思想的复杂性，能够看到一个很复杂的纵深。

科塞雷克也有他的批评者。对于他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波考克（J. G. A. Pocock）。他是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近来有越来越高的地位。

首先，他不能认同科塞雷克关于“鞍型期”时段的确立，他认为在英国，这个鞍型期应该是1500-1800年，而科塞雷克确立鞍型期是以法国为标准。

其次，波考克还针对科塞雷克概念史学说中另一方面的见解来提出反对意见。科塞雷克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概念会形成一个语义学的场域，它像是一个发电机，围绕它可以形成语义学的网络。波考克认同这一观点，但是认为科塞雷克的想象还是过于固定和孤立。他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停地塑造着结构和意义，而不是截然划分为确定的层次。

对于科塞雷克更大的批评来自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他反对学者们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即走上单一的世俗化进程的观点，认为所谓启蒙时代思想的主旋律，很多其实是在套用中古时代已有的观念。此外，在世俗化运动的同时，神话也一直在发挥它的力量，并不存在“科学到哪里，神话就退却”的现象。

布鲁门伯格另一方面的研究是隐喻学，早在1960年他就写作了《一种隐喻学范式》一文，提出关注“非概念”的思想，直接针对概念史的研究。他认为概念史学派过于受到笛卡尔的影响，好像只有抽象过的概念才是人的思想世界唯一的表达方式。而在他看来，另有一种隐喻的世界，如“真理是光”、“世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人生是一片黑暗而寂静的森林”，这些隐喻事实上比概念讲出了更多历史。世界上有一些拒绝被抽象的东西，并不通过概念，而是通过他们自身得以显现。他认为二十世纪思想受到语言学的影响太大，而忽略了隐喻一类的表现，这是一种重大的缺失。

在王汎森先生看来，这种批评有其深刻道理，却不能认为它可以取代概念史的方法，而是应该引以扩大思想史的世界，凸显历史的不同面向。

回到中国学术脉络

在集中介绍西方思想史流派以后，王汎森教授回到中国学术的脉络之中，引清代学者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作为例证。他认为，《汉学商兑》代表着宋学派对考证学的重要批评。

方东树认为，想要了解古书中的思想，不是只有依靠训诂考证一种方式，还可以用义理来了解古人的内心世界。相比于汉学派在语言训诂方面的讨论，方东树相信从虚的角度来把握思想，也可以有独到的见解。

这与西方的局面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其可以类比的地方。如同斯金纳和科塞雷克都明确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联，而布鲁门伯格则认为还有一些用语言很难把握的虚的东西应该补充到对于思想史的理解中来。

王汎森先生借此说明，只有二者相加，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代的思想，这也正对应他“扩大思想史的世界”的主题。

演讲结束以后，王汎森先生还与现场听众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进一步展开他的论述。如他提出，晚清以来“国民”概念的使用，就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期望的成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形成了极大的紧张和动力，完全可以借助科塞雷克的观点来加以说明。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自戊戌变法前后，直到1930年代，也是一个鞍型期。从此未来和过去的距离变得非常长，于是非要用最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不可。而如果要理解钱谦益在明朝将要灭亡以前所写的论《春秋》的文章，以及王夫之以经学为政论的著作，就都要看到他们的写作并不只是对于思想的描述，而同时是要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境来发言。这又会使我们想到斯金纳的见解。

最后，王汎森先生总结说，方法论只是工具之一而已，我们对于经典每一次的诠释，都在重新定义着什么是经典，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也都直接或间接定义我们时代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扩大思想史的世界。在这一次演讲之中，王汎森先生并不直接展示他处理具体问题的技艺层面，而是首先以呈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修养开场，为具体的思想史写作提供有益的前提与参照。如主持人邓小南教授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所说，思想史研究一直以关注理论的发展见长，也因此而影响着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