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莱，匈牙利犹太作家，1944年曾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后获得解救，他的首部小说《命运无常》就以这段经历为背景。2002年，凯尔泰斯获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伊姆莱去世，享年86岁。　

凯尔泰斯死了，2016年3月31日凌晨4时死在布达佩斯家中。他死得很平静，在黎明之前为一生对生与死的思考画上了句号。在我看来，这是老人的最后一部作品。

因死过一次而活下来

这位86岁的诺奖得主是经受多年帕金森氏病的折磨后死去的，“病故”是媒体和外人的注释，并非作家本人的。在凯尔泰斯看来，“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感是在善意地提醒人们对死亡的思考还不透彻和充分；他认为，死亡是创作之道、生命之道，是抵达自我的意义。“以后有朝一日，假若我的生活变得沉重得令人无法承受，我终归还是渴望死亡。这是对人类命运的最后讥讽，是人类最圆满的出演”。我相信，老人在死去时没有恐惧，因为他早就看透了死亡，甚至14岁时就已经死过一次。

2002年，凯尔泰斯准备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意外收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馆馆长沃尔哈德·尼格寄来的一个信封。凯尔泰斯曾进过两家“死亡工厂”，先是奥斯维辛，后是布痕瓦尔德。邮包里除了一封贺笺之外，还附有一个小信封，馆长事先向凯尔泰斯说明了装在信封里的东西，并善意提醒，假如他没有足够的心力，就不必拆开。

凯尔泰斯拆开了信封，里面是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当日情况记录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写着：64920号犯人，凯尔泰斯·伊姆莱，1927年出生的犹太人，工厂劳工，死亡。

凯尔泰斯·伊姆莱其实出生于1929年11月9日。他解释说是营监写错了年份，事出有因。凯尔泰斯被从奥斯维辛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故意多报了两岁，还谎称自己是工人，他是想让纳粹觉得自己更有使用价值。至于材料里记录的“死亡”，他在处女作《命运无常》中做过描述，是因为他被从普通营房转入了“病号房”——焚尸炉的“候烧室”，被送到那里的都是丧失劳动能力——丧失了使用价值——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凯尔泰斯活下来是个意外。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因为死过了一次而活了下来。”他因此接近死亡，了解死亡，正视死亡，并思考死亡。凯尔泰斯生命的故事就是死亡的故事，他后来所有作品都诞生于一个匈牙利犹太少年的死亡。除此之外，他还拒绝生子，在《为一个未诞生孩子的安息祈祷》中冷静阐述为什么不想让孩子降生到这个将被剥夺自由和命运的世界里。他在最后一部小说《清算》里，直接让一位从集中营里幸存的作家写完书自杀。这个结局并非虚构，想想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保罗·策兰和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吧，他们都是犹太大屠杀的亲历者、幸存者和控诉者，都是在创作巅峰不堪活着的折磨而毅然选择自杀。其实，凯尔泰斯又何尝没动过死的心思呢？

在《船夫日记》里，凯尔泰斯写到：“近来，我热衷于搜寻一样样东西、一块块往事的碎片，这只是为了表面意义的记录、回忆。我将死掉。人死后能留下什么呢？印记着他们生活痕迹的，是几样家什和一两张账单。”他还写到：“我将我的写作视为对心灵的补偿，我将我与写作的关系视为对心灵的补偿，我将写作的重复性动机视为痛苦，我将痛苦视为灵感，我把从一切疾患中痊愈视为死亡。”最后这句正是对大屠杀幸存者自杀的最明了剖析。

或许有人会说，与上述三位作家相比，凯尔泰斯是位长寿者。这说明他没有读懂凯尔泰斯，没有捕捉到他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凯尔泰斯否认自己长寿，他在日记中说，他是通过一次次写作推迟了死期。在推迟的过程中，“要练习死亡，要熟练于死亡——怎么做呢？首先，总要从死亡的角度(从悬崖的另一边)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具有优势：因为东欧人的生活教导人死亡”。

名字和身份的屈辱

在凯尔泰斯笔下20世纪的东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遭到分割的匈牙利，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是屈辱的地方。他曾摘抄马洛伊·山多尔的一句日记：“在今天，无论在哪儿都要屈辱地活着。”

屈辱，是凯尔泰斯一生中体验最多的感觉，无论是生活在祖国(“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它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还是使用母语(“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了那些凶手”)。他在小说《笔录》里，通过一次经过匈-奥海关的遭遇，把日常性的屈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的躯体已被刺得体无完肤……我已经失去了忍耐能力，我已经不能再被伤害了。我失败了，虽然我看上去是在乘火车旅行，但是列车载运的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还为自己的名字感到屈辱，“凯尔泰斯”在匈语中意为 “园丁”，这并不是犹太家姓，只是某代人为了融入匈牙利而改的匈牙利化的家姓。到了凯尔泰斯父母那一代，甚至放弃了犹太教，也不会说希伯来语。结果凯尔泰斯仍未能逃过屈辱的命运，被投入集中营，从集中营活下来又继续作为犹太人受到歧视和排斥。2002年获得诺奖后，许多匈牙利人认为他是犹太作家而非匈牙利作家。几年后，他在德国受访时批评了匈牙利在大屠杀问题上采取的回避态度，被匈牙利右翼报纸在头版头条骂为“卖国贼”。当布达佩斯市政府准备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时，有政党公开反对，理由是“他是一个不爱匈牙利的犹太人”。

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在喷吐着犹太人血浆的古泉，凯尔泰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出质疑，他说：“我并未感到那种找到了家的感觉。总之，各种预计好的体验都没有发生。我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坐在犹太教堂的祈祷人群里，他感到拘谨和惶恐，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另一种犹太人。“我到底是哪种犹太人呢？哪种都不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寻找家乡，也不再寻找自己的身份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自己不一样……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又是谁呢？”他在犹太身份的问题上否定(杀死)了自己。

在《另一个人》里，凯尔泰斯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仅仅相信自己叫‘凯尔泰斯·伊姆莱’呢……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时，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时，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他痛恨这个带着屈辱的名字，并在名字的问题上否定(杀死)了自己。

凯尔泰斯不忌讳谈论死亡，他说：“人类准备死亡，就像准备创作最后一件作品。”德国剧作家黑贝尔的一句话可为其做注：“人类将上帝的思想冻结成冰，由上帝吹进我们体内的神火与我们被冻霜包裹的躯体相较量；无论是火融化了冰，还是冰熄灭了火——人类都会在较量中死亡。”

“奥斯维辛无处不在”

凯尔泰斯对电影《辛德勒名单》做过出人意料的严厉批评，认为“在描绘大屠杀时，任何不能或不愿理解大屠杀与生命改变方式之间根本联系的作品都是媚俗的”。他对结尾尤为不满，认为在黑白影片的结尾突然出现彩色的人群是将历史的苦难媚俗化，将大屠杀的意义简单化，这种情绪化的渲染让观众以为集中营烧掉，大屠杀就结束了，幸存的人就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凯尔泰斯还尖锐批评斯皮尔伯格缺乏对由奥斯维辛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展现，认为他“拙劣地”让人和人文理想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

后来，凯尔泰斯的小说《命运无常》被拍成电影，由匈牙利著名摄影师科尔陶伊·拉约什执导，凯尔泰斯亲写剧本。据科尔陶伊说，凯尔泰斯只去过一次片场，因为搭建的集中营唤起了老人太多的恐怖记忆，但始终是他的后盾和助手。影片打动了我，但并没有达到小说的深度和效果，因为直观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让人很难不动声色地进入少年无辜的角色。

凯尔泰斯的批评是正确的、有理由的，他的思考也确实比斯皮尔伯格深刻。《辛德勒名单》讲述纳粹大屠杀，而小说《命运无常》讲述的是人类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主人公幸存并不意味着大屠杀结束，“奥斯维辛无处不在”、“大屠杀是一种文化”，从来就有，也还会发生，奥斯维辛只是大屠杀的高级形式，凯尔泰斯始终都在阐述这种论断，他认为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凯尔泰斯说过：“人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废墟。”这句话令人绝望，也令人深思：虽然集中营烧了，但大屠杀并没有停止，人类又建起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所以，凯尔泰斯作品所写的不仅是过去发生的大屠杀，更是警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具有见证意义的文学，因此或许对未来有益，甚至可能服务于未来。他始终在思考奥斯维辛造成的精神重创的影响，联想到今天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思考奥斯维辛，或许方式有些反常，或许可以使我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凯尔泰斯将作品献给了大屠杀的所有死难者和所有仍在缅怀死难者的人，不分时态。

凯尔泰斯把大屠杀提升到了人类文化的层面，对人类自身提出了警告。他本人则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生死。他之所以不想自杀，是因为他“可以写对惊讶与失望的见证——我们如何在类似的状况中存活下来，并如何理解它”。对他来说，死要比活简单轻松，“我试图去与一些真相缠斗，讲一个不被允许讲出来的故事。我是从这一切当中幸存下来的人”。

这让我想起凯尔泰斯去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多瑙河畔佩斯岸边的艺术宫大舞台上，一个隆重的“凯尔泰斯之夜”。他作品的第一位评论者施皮洛、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社长莫尔查尼和助手霍夫奈尔，这三位最熟悉凯尔泰斯的人从各自角度谈凯尔泰斯和他的作品；老人默默地坐在高处，从开始到结束都一言未发。现在想来，那是他对尘世的正式告别。我在黑暗的观众席里远望着衰弱得只剩下灵魂的老者，想到去年8月底在“理想国”编辑部的那次三人谈：我、王家新、宁肯分别从译者、诗人、作家的角度谈凯尔泰斯。我能感觉到老人的在场，他在我们的灵魂场里，并透过我们的身体望着读者。

老人用目光鼓励活着的人：“只管往前走，永远别回头，死亡就在前边——看哪，你是自由的。”他让我们看到，抵达自由，文学是一条可以无视羁绊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