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工人诗歌的浮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这本《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虽然只是成千上万新工人诗歌的冰山一角，但它是新工人文艺实践的集体亮相，表达了新工人对于文化平等的强烈诉求。歌中所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仅是历史记忆，在当下可能恰恰相反。新工人缺少文化资源，既无学术话语权，也不掌握媒体，几乎没有表达的渠道。

劳动者无语，粮食贱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然而，最卑微者最高尚，这本诗集中的诗歌恰恰是他们高尚的文化追求的真实表达，呈现了一个个丰富、诗意、多彩的心灵世界。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劳动者的歌唱。这本诗集也是如此。不是衣食无忧的无病呻吟，而是人生多艰的歌咏慨叹，弘扬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传统。

为什么工人反而爱诗？还得从经济上解释。诗歌投入小，产出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加之门槛低，零审查，传播快，是新媒体时代最便宜的精神消费，因此对于经济贫困的新工人来说，是文化消费的首选。戏、电影、音乐会、高尔夫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高消费。这也是草根诗歌昌盛的经济缘由。

这近50位工人的职业有近百种，遍及各个行业，像电工、木工、挖煤工、修理工、清洗工、建筑工、洗衣工等可能还较为常见，但染纱工、挡车工、翻糖工、蒸馏工、天车工、电解工、浸锡工、上模工、电脑绣花工、巷道爆破工、橡胶打料工、五金厂轧孔工、瓦斯抽采钻机工、服装打板师、塑胶厂吹瓶工、制衣厂查衫工，就不是那么寻常了。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对大众来说是个秘密，工作细节不得而知。而对于新工人，只有当他们跳楼自杀或开胸验肺(比如，这本诗集中已经跳楼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才能引起媒体的注意。

通读这部诗集，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诉苦。工作的辛劳、工作环境的恶劣、人际关系的冷漠、劳资关系的紧张、现实与梦想的冲突、青春的冲动与压抑、大胆追求与歧路徘徊，等等，这些东西似乎在其他的诗歌作品中也能见到，孤独、乡愁、压抑、失落、艰难，是这些诗歌经常性的主题。但是，为什么这本诗集如此独特？因为它提供了其他诗歌所不能提供的元素，那就是新工人阶层独有的劳动叙述与想象。揭开生活的秘密，呈现劳动的细节。出现最多的词是铁、机器、金属、车间、厂房、协议、流水线、力、汗、血、肉等，与劳动密切相关。几乎每一首诗都包含了劳动的细节。

这些叙述不是革命历史叙述中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叙事，而是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工人的个体叙述，正因为如此，这些叙述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格外值得重视。已经完全没有“我们工人有力量”那样的历史自信和高亢语调，更多的是低吟与倾诉，愤怒与不平。除去舒婷、顾城、梁小斌、于坚等1980年代于计划经济时期工厂工作的诗人，1990年代、新世纪以后进入市场打工的诗人，几乎每一位都有诉苦的诗作，因为痛苦、煎熬本身就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像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已经完全身处市场经济，大都工作无定，四处打工，备尝生活的艰辛。他们的人生经验与书斋、机关里的写作者完全不同。劳动在他们那里很难获得超越性的审美体验，每天所从事的是典型的异化劳动。劳动非但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反而是对人的束缚和奴役。谢湘南下边这些句子具有高度现场感：

我横亘在看不见的舞蹈中

我临着一个没有把手的寒夜

我被镶嵌在火中

持续高烧，持续生产

——生产，在生产中，被生产淋湿

池沫树组诗《在橡胶厂》一诗是劳动的细节的具体呈现：

打料机，两个巨大的钢轮转动挤压

硫磺在里面燃烧，不时爆出各种药品

如烟花一样。我的工友

下班时头发变得比钢丝还硬

——《打料机》

如果没有这些诗歌，我绝对不敢想象“头发比钢丝还硬”，不敢想象“油墨溶剂、硫磺太白粉色胶、硫酸除锈剂粉体、汗水与血液”混杂的东江。谢湘南《前沿轶事》也是对劳动细节的呈现，老板突袭检查、工人憋尿为全球市场生产玩具的戏剧性场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画面。将劳动细节写成诗，这是本诗集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不要以为工人诗歌只会空洞呼喊。已经诞生了足以令人刮目的优秀诗人。谢湘南是个诗歌天才，有着强烈的、天赋般的文体自觉意识，他的诗歌提升了新工人诗歌的艺术水准，具有启发性。诗歌最终要靠诗意留传。单纯的题材、立场就像一段枯木，而有了诗意的题材和立场就是活生生的树。谢湘南《前沿轶事》是一首语气上幽默、骨子里沉痛的作品，写得随意自然而富于戏剧性张力。他将当代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过程中的非人性的一面呈现出来，非常具有现场感。套用张清华所言，它是为历史留痕的一笔。这样的诗，非常像杜甫诗歌中的“所遇多伤被，呻吟更流血”，只不过在这里流血变成了憋尿。谢湘南有对新诗形式的充分自觉，能灵活运用多种体式，有复杂华丽的齐梁体式的句式，也有非常简洁经济的汉乐府民歌式的白话。谢湘南《葬在深圳的姑娘》从群体中跳出来，从第三者的旁观角度进行观照，既有长句子，也有格言式的警句，句式灵活多变。谢湘南以大量的作品，为新工人诗歌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工人诗歌如果仅仅停留在诉苦，恐怕依然会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叙述。令人欣喜的是，新工人诗歌超越了简单的诉苦和个体叙述，进入到群体意识的叙述当中，并构建了新的工人意识。阿鲁属于“80后”，18岁开始写诗，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诗人，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他胜于郭金牛。阿鲁几乎是这本诗集中最优秀的诗人，有慷慨激昂，也有哀婉低回。他掌握着诗歌的节奏和旋律，对情绪的把握精准，语言简洁有力，富于形象。大部分诗人都是从青春年少时开始写诗，诗是憧憬，是对人性的第一次亲近的发现。阿鲁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脆弱，形象化手法娴熟，所谓隐秀，情在词外，状溢于目前。苹果和一把刀子的联系，让诗与人、诗与生命，与环境高度融合，《斗地主》是历史情绪的记录，表明了一群无所事事的工人在闲暇时的心理，鲜明的历史意识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平庸之下，激烈在无声中行进，是一首重要诗歌。《献给C的哀歌》有成熟的技巧，感情真挚，叙述流畅，诗意盎然，展示了阿鲁难以掩盖的才华。

郑小琼以打工诗人知名，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的中坚力量，她矫正了当下诗歌形而上的偏向，可谓新工人诗歌的一面旗帜。她的诗对工业区、生产线所组成的现代化工业生产空间留影，是全球化时代新工人生活的典型反映，坚硬冰冷的铁的意象贯穿全部诗歌。此外，魔头贝贝的《麻雀》、杏黄天的《最后》、乌鸟鸟的“狂想曲”系列、田晓隐的《我用钉子螺丝悬疑中国短板》、陶天财的方言诗歌，都是具有独特审美角度的诗歌。

新工人诗歌是新生事物，艺术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停留于诉说的诗作还很普遍。绳子的创作量不小，对阶级兄弟有深厚的情感和真切的理解，但是，他的诗歌叙述尚显空洞和抽象，流畅老到的语言反有被学院写作浸染的嫌疑，过分追求书面化、雅致化、已经泛滥的诗意，恰恰回避具体的劳动细节呈现，这些特点都是对自我经验不自信的表现。这种倾向在许多新工人诗人那里都存在。针对新工人诗歌的艺术缺陷，评论界时有质疑，这些说法当然包含了许多政治和艺术偏见，表达了一种固执的艺术洁癖，但也确实指出了新工人诗歌存在的艺术问题，值得新工人诗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