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诗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河北邯郸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狂雪》，2009年在《诗选刊》评出的“首届十佳军旅诗人”中名例榜首。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文诗集《狂雪》。曾任第3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初评评委，第5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评委。历任排长、师新闻干事、军区文艺干事、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编审，大校军衔。

　　郭良忠：您诗歌个性的形成与您军人的身份有怎样的联系？您觉得您首先是一名军人，还是首先是一名诗人？

　　王久辛：诗歌的个性是它的文化积淀、修养、涵养、教养蕴涵蕴蓄出来的人的个性，它不是一个立即就能形成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人想有个性就可以有个性。人从开始的婴儿呱呱坠地，放肆地哭，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逐步从不爱说话到爱说话，从不爱表现到爱表现，这是一个过程。但还不是一个诗人的个性与风格。诗人的个性，是一个诗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诗人的过渡，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这决定一个诗人在他写诗的时候，是不是在生活的经历与成长中，下意识地形成了他比较有特点的文字风格？他的个性是逐步形成的，有的人已经形成了，只是他还没有表现；有的人表现了，但不一定是个性。

　　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军人身份跟我的诗歌是没有关系的。我早在中学时候就开始写诗，到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中学时代的写作风格是相差很大的。我以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1988年为标志，可以说算是一个准诗人，我当时的个性已经有了雏形。我最早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组诗叫《活到黎明》，这组诗歌表达了我对自己生存困境的一种抗争和在抗争体验中的一种自由的表达，语言密度很大，对现实生活感受也很尖锐，表达中的修辞也很独特。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诗歌并不是军旅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诗人，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什么职业特征的诗人。至于有什么担当？作为军人，我后来对家国天下逐步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与精神世界。之后才使我的诗歌，从一个个体的诗人，逐步的把心胸扩大到整个家国天下，到今天我已经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啦。所以，一个诗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跟他的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他的精神世界有关系，如果他是一个精神世界博大的诗人，那么，他的诗格局就大，气势就大，才华大家可以看，展现出来的才华，所创造的时空也会是气势磅礴。

　　郭良忠：您觉得您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使命？

　　王久辛：我正是因为对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家庭及我的亲人们以及我的朋友们的关注，对这个国家命运的关注、思考、发现之后的忧虑，构成了我的忧思难忘。我的诗情是这样产生的，至于有什么文学使命？我不知道，但是文学它不是社论，也不是文件，文学是一种情感的形象表达。文学，尤其是诗歌，它呈现出来的是精神的气象，而不是语言的气象。尽管是语言帮助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灵魂世界、情感世界，但是当表达完成之后，你读完了一部著作，你肯定把从头到尾的文字忘掉了，但是这个著作这个诗给予你的情感——你永远忘不掉，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担当。

　　郭良忠：《狂雪》是我2008年中学时期读到印象深刻的诗歌之一，似乎诗歌承载的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审美的成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您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担当怎样的艺术使命或者文学使命？

　　王久辛：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狂雪》发表25年来不断地被人评论、转载、书写，它让我知道了优秀的诗歌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的。这个标准不是写在教科书上，也不是写在专家学者的著作里，它写在茫茫大地的人心之上，你把它编到很多诗选里，人家不看还是不看；你没有编到这个志那个史上，但是人家记住了，永远在诵读，这个是最重要的。

　　郭良忠：《狂雪》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铸成诗碑，很多读者把您的名字和《狂雪》紧紧地联系起来，从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再到2015年的《作品》上刊发您的硬笔书法《狂雪》,这首诗歌经久不衰，二十五年来，这首诗歌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久辛：他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坚定了我对自己审美方式和审美世界的认识，我经常对自己说——你是对的，久辛！

　　郭良忠：您曾经倡导“作家要学者化”，能否谈一谈作家学者化的必要性？

　　王久辛：作家要学者化这个提法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提出来的，我在《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一文中再次呼吁，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一次重申了王蒙先生的这个英明伟大的、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的一个口号和倡导。作家为什么要学者化？作家在学者化之前，可以是学者也可以不是学者，很多作家并没有成为学者时就先成为作家了，作家基本上是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对世界的想象，并通过想象来创造来干预世界，作家是用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散文，自己的诗歌，包括文学介入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那么王蒙先生倡导的“作家学者化”它就要求作家要像学者那样更系统的学习一些文学理论、科学理论和认识世界的一些哲学思想，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作家如果实现学者化的话，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充满激情充满理性，这不是更好吗？

　　郭良忠：您在早期创作的压力是什么？又是如何处理这种压力的？

　　王久辛：我的早期创作可以追溯可以到初中，我没有什么压力，就是热爱，不断地寻找各种题材写作，几乎一直是每天都在写作。我现在的同学看到我，尤其当我谈起诗歌的时候，他们说“久辛啊，怎么看你今天谈到诗歌时仍然和在中学一样？”，是的，直到到今天我都是这样，用贺敬之先生的诗句来形容的话，就是“我白天的每一个思念，深夜的每一个梦境”都是诗歌，就是这样的。

　　郭良忠：您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尤其在您的长诗中体现极为突出，这对您的作品《狂雪》、《大地夯歌》、《芦花红，芦花白》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久辛：什么是艺术，不是说你写了诗就是艺术了，不是说你画了画就是艺术了，不是你写了书法就是艺术了。那都不是艺术。你做什么并不是艺术，只有你做的艺术了，那才是艺术。而修辞就是帮助你艺术表达的方法。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里，有七十二种修辞手段。三十六个积极的修辞，三十六个消极的修辞，能够实现不同的表达目的，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当下的诗歌含金量低，我认为还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含金量高。也就是说，当下的诗歌没有修辞，没有技术含量，写的很简单，就是所谓的诗为心声，来个脑筋急转弯、抖个小包袱，甩个小机灵式的文字游戏，于是就是“诗”了。没有难度的写作，就是没有修辞、没有技术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的表达，那怎么能够征服人心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也始终非常的警惕，我写的诗歌不是排比句的累积，是各种修辞累积之后的炫技式的表达。我看诗歌，其实很长时间是不看内容的，我一看诗里全是一串一串的排比句，我就撂了，不看了。诗，它一定是修辞的高妙表达，甚至是精微的微妙表达，是一定要让人感受到精神的丰富但又是细腻的复杂的表达。

　　郭良忠：有人称您的《芦花红芦花白》是继《狂雪》之后的又一部史诗力作，您个人对这部作品是怎样评价的？

　　王久辛：《芦花红，芦花白》有别于《狂雪》的是它写的是一个少女。《狂雪》写的是一场大屠杀和大屠杀之上的一次人性的追问与寻找，对人类和平的一种诗性的审美的挖掘与想象，对人类公平正义的一个诗性的坚持与捍卫。《芦花红，芦花白》是通过一个少女被日军性残暴，来反观人类的反人道、反人性的对人的反动，它较之《狂雪》更具体、更深入。因为《狂雪》是一个大场面，和在大场面之上的一种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考。而《芦花红，芦花白》它始终是一个少女，它深入到少女周身的每一个部位，然后用放大镜把它放大，让你去看血淋淋的一种惨烈的美的和那种美被毁灭的全过程的一种情形。这个诗格局上没有《狂雪》大，但是它精深。

　　郭良忠：《狂雪》这部诗集，无论是在主题观念上，还是在文学性上，都具有相当的诗学造诣，这种创作突破的动力或者根源来自哪里？

　　王久辛：诗集《狂雪》去年光明出版社又再版了，比获奖诗集厚了一倍，当年出的《狂雪》诗集因为匆忙，很多同时的作品没有编进去，所以之后我又编了一本《狂雪2集》，收录了上一本没有收录的诗，这两本诗集代表了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几乎是全部的作品都在里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狂雪》，是二合一的《狂雪》，从这本诗集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中国诗人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现实的深入体验后的表达，渗透着我对人格精神的寻找和对自以为寻找到的人格精神的一种表达。可以说是我对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新中国以后、文革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感同身受的诗性的表达。这个表达构成了我的精神高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长诗是一气呵成的。我相对成熟时期的作品都在这部诗集中，它的创作根源在于我对人性人道与人格的追寻，对公平公正的一种追寻，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叩问。我所有的深度源于我对历史的爱好，因为我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酷爱与阅读，使我的诗歌超越了我的年龄，不是一个浅层的，对什么事就事论事，而是多了一个历史的参照，多了一个历史的角度、坐标与背景，能够对当下现实进行不是平面的认知，而是在一个历史的参照下进行审美的观照。所以，我对历史的表达，是在1978年以后，迎着八面来风，对世界精神文化的吸收，然后对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也是强烈的看法与表达，这些构成了我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精神宽度。

　　郭良忠：《芦花红，芦花白……》可谓当代＂木兰诗＂,也有人称这是继《狂雪》之后的又一部巅峰之作，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王久辛：也就是说，我自己努力想创作的正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不是读者也有这种感受，这个不是我说了算，那要读者说了算。我注意了，诗歌界也有评论说《芦花红，芦花白》是当代“木兰诗”，还有人说《芦花红，芦花白》是我继《狂雪》之后的巅峰之作。但是，我想这是个别人的说法。是不是当代“木兰诗”、是不是巅峰之作？这个我说了不算，要时间说了算，历史说了算，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我很清醒。一部作品写完了，就不是我的了，就像放出去的鸽子，它飞到哪儿跟我没关系了。只能说它是我的心血酿造，至于它能飞多高，那要看这个作品的魅力有多大，艺术性有多大，它让人产生的兴趣有多大，由这些来决定它的命运。一首好诗，一定要先在民间流传，就像《狂雪》流传25年了，我觉得时间还不够长，才流传25年？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二十五年，两个二十五年，甚至需要一个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以后，我们再来看这首诗是不是还能感动人？如果仍然能够打动人感染人激励人，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不朽之作。今天我不敢这样说。我也不愿急切地这么说，这不是我谦虚，是我清醒。

　　郭良忠：《狂雪》奠慰30万亡灵的冤魂，《芦花红，芦花白……》的主人公是位烈士，写作技巧上是否有很大的跨度？

　　王久辛：因为一个是写一场大屠杀，一个是写一个人，这是完全不同的。写一个人的时候，腾挪起来就不是那么自如，所以在写《芦花红，芦花白》时，我觉得在史实之上调动想象力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想象力有多强，他的创造力就有多强。没有了想象力，你就是面对一个好的题材，也写不出好的句子来。所以我的《芦花红，芦花白》里想象力，也是达到极致的。

　　郭良忠：对新生代诗人您有怎样的厚望？

　　王久辛：青年诗人一定要有主心骨，一定要有光明的执着的追求，对公正公平的与身俱来的那种捍卫。然后才是才华的积累。把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通读一遍，只有这种通读的过程，才能够把中国新诗真正的高峰在哪里搞清楚。只有把高峰搞清楚了，才知道怎么超越，才不是盲目的。现在有些人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高峰，所以努力有点盲目。我觉得古今中外的优秀诗歌，对青年诗人是很有用的经典，切记不要跟着杂志走，切记跟风随大流。什么是诗人，诗人永远是个别的，不可能一群一群，决不是抱团取暖的。诗人一定要有个人奋斗精神，诗人是个别的，自我的。不是一群人去打群架、盖大楼。他是一个人一生的战斗，一个人一生心灵史的记录，只有这样写作，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完成了他真正能够达到的高度。

　　石皓：您对当下诗歌有什么看法？

　　王久辛：当下诗歌非常繁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诗人是中国文学最广大的群体，到处都能看到用心体会生活，用心写作的诗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一点儿也不沾染社会的俗气，很感动人的，面对这么广大的诗人群体与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我在高兴之余也有一点忧虑。原因是中国有十四亿人口，九亿农民，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十四亿人的生活需要让人看到希望，需要让人看到光明，需要让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我认为：我所说的这三个需要，当下诗人写的太少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出现过大量的讴歌劳动的诗歌，至今令人感动，像闻捷的《苹果树下》，李季的《石油大哥》等等写劳动生活爱情的诗篇，那都是非常好的诗歌。对生活的诗意的描写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诗，偶尔有些人写的这样的作品也会有所谓的专家说这是伪抒情，所以我很忧虑。我们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愤世嫉俗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大家在一起生活，总是需要笑声的，是需要亲情和温暖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太少了。农人劳动那个最美的东西不被发现，工人做工那种辛劳忘我的美不被发现。我觉得最基本的生活和最基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诗人有这个责任，也应该有这个担当。古往今来的诗人写了大量的美好诗篇，而且流芳百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田园牧歌。因为我们这片土地广袤辽阔，我们需要把美好传递出来。这是我对当下中国诗歌精神缺失感到忧虑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回到基本的生活，回到起码的常识，回到最初心灵，回到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的美的景致中去，去书写那种普通人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美。

　　石皓：这么多年，文学创作给您带来最大的回报是什么？

　　王久辛：这和我的写作和我的职业没有关系。我过去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后来是一个普通的军官。作为新闻干事我写了大量的新闻，后来我作为《西北军事文学》的执行副主编，再后来又作了《中国武警》的主编，主编一本杂志，又后来主编大型中英文双语《文化》杂志，可以说我的所有职责以内的工作都与诗歌无关，直到今天，我都和你们一样，不是因为写诗军队给我级别军衔、给我发工资，事实上，写诗一直都是我的个人爱好。但是诗歌写作也扩大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和文学艺术素养，这算不算回报？我的诗歌写作和我的诗究竟给我什么回报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最大的回报是授予我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当时的所有评委都没有抽过我一支烟，甚至我参加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的时候，我都不认识当时的一个评委。我觉得他们读了《狂雪》诗集之后，能把他们珍贵的一票投给我，尤其是当时的初评评委和终评评委中，有一个叫金蝉的老先生，他是《十月》的诗歌编辑，有心的朋友可以去图书馆查阅一下就知道啦，他最早发表了海子与骆一禾的诗歌。他在看了我的诗集以后，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这封信中直言不讳的说：“如果《狂雪》不能获奖，我认为谁都不能获奖”。说的非常绝对，他还说：“本届鲁迅文学奖中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青年诗人王久辛。”金蝉先生我只在获奖之后去看望过他一次，没有给他带任何礼物，至今再也没见过。但是，他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他对一个青年诗人的奖掖和扶持，使我终生难忘。这样的专家才是专家。我内心里一直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健康长寿。同时，他也是我的榜样，我要像他对我那样，对待所有我发现的无名诗人天才诗人。事实上，我也一直是这样坚持的。

　　石皓：部队作家与体制内的矛盾在哪儿？

　　王久辛：部队本身就是体制，它是共和国国家军队的体制内部的一部分。矛盾就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满意和不满意的矛盾，跟所谓的体制外的矛盾没什么区别，就是对生活满意和不满意。所以我反对用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个概念来谈诗歌，因为如果细说起来，古今中外的诗歌大家，恐怕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每一个人对生活都有满意和不满意，对工作也有满意和不满意，这种满意和不满意构成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现实。当然也构成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满意的，我们说好；不满意的，我们会表达我们的意见，这很正常。军旅作家是指那些专业创作的一部分人吗？他们也在关注着军队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他们也要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批评，对发现的矛盾提出解决办法，他们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表达了他们对整个军队发展的一种理想。我非常欣赏优秀作家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没有《突出重围》就没有军队改革的提升。军队作家在发现部队问题矛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过去是这样，将来是这样，军队作家将一如既往地为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祖国的和平安宁，为维护人类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他们的贡献。这个不是官话，是我心里话。

　　石皓：现在大多数作家太市场化，对纯文学你有过担心吗？

　　王久辛：我对市场化的写作深恶痛绝，小说，报告文学都有市场化倾向。这些年小说迎合市场，报告文学成了财富大亨的专业写手，对商业现象的阿谀奉承，对文学的伤害很大，但伤害是有限的。真正优秀的作家是不屑于迎合市场的。我们说有一些作家迎合市场，说拿把剪刀剪一剪弄本书，挣个十万八万，三万五万，想改善下生活，我都可以理解，也都能够包容。但并不代表我赞同，我觉得一个好作家生命是有限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这个年龄阶段最好的光阴。我常常这样想，一个人应该把自己最好的光阴，献给自己最热爱的事情，这样他一定会有所成就的。我也是这样努力的。我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中国的诗人。在市场化这么大的大潮之下没有动摇。稿费那么低，他们甚至根本不关心稿费，就关心自己的表达。如果说中国有希望的话，我从中国诗人身上看到这种希望。中国诗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化，或者说有功利化比如迎合一下形势，配合一下节日的那种东西，因为根本不会留下来，所以，这些属于报刊花边上的东西，他也不能成不了主流，所以也可以忽略不计。中国诗人的那种混不吝，只专注于自己内心感悟到的东西的表达，这是中国诗人有希望，有可能出大诗人的地方。散在大地上的诗人群体，也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中国诗人，有点像古代的清流，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的鲜艳盛开的荷花，他们有他们自己很坚定的信念，无论是写的好的诗人，还是写的不太好的诗人，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没有被市场化。

　　石皓：作家与画家不同的身份，在文化层面有什么样的相同点？

　　王久辛：作家和画家都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这一点是他们共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作家用文字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想象，画家用画笔来表达对这个世界想象。他们的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创造的作品都具有审美价值，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都有自己的精神包含和思想蕴含，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也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经常发现作曲家，画家，艺术家，诗人，他们谈论艺术谈到高妙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有共鸣的。你看《罗丹艺术论》，你看钱松岩艺术论《砚边点滴》，那是不一样，但他们又有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就是艺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的时候，他们的见解是一样的，心是相通的，自然就要握手拥抱，他们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知心朋友了。

　　思思：你如何看待专业院校学习与写作的关系？当下大学生诗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何区别？

　　王久辛：我一直认为所谓的学院写作一直是社会写作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他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莘莘学子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在这个学习专业知识的大社会里，其中有的学生在用文字表达自己。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和不在专业院校里学习的普通人，即那些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感受现实生活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这个一样和那个一样之间有些不一样，但他们一样的地方就是都用文字表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诗人，他要表达一个人面对现实的自己内心世界产生冲动，这和各种职业，各种身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不是我要抹杀院校，因为你在院校里学习和他在社会的角落里学习，都是一种学习，也都是一种体验。我觉得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性，而傲视于草根写作的写作姿态。其实，我认为学院写作不比草根的在野写作优越，他们封闭在一个院子里，限制在一个很小的专业里去感受生活，他对生活缺少广泛的认知，且宽度不够，缺少格局。第二，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因为是在校园里，所以很难和最尖锐的社会矛盾碰撞，和最尖锐的现实问题碰撞，所以很容易肤浅。这也是这么多年大学生诗歌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不能同日而语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写作确实关注着整个社会。尤其是1978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大学生，当时有的人都五十多岁了才进校门，他们有相当丰富的生活阅历，所以他们的写作是很优秀的。和今天的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那可真的不能同日而语。他们确实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从学识上，还是生活经历上，也包括表达能能上，都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是很弱的。这也是这些年大学生诗歌越来越不景气的一个深层的历史原因。

　　思思：您认为现在文化舆论导向与自由有什么冲突？自由应该放在一个什么社会位置？

　　王久辛：文化舆论导向是国家政党对各级宣传部门发布的一些提示，对我来说，对一个诗人来，我谨遵心命。比如《狂雪》写于1990年3月，至今已经有二十六年过去了。很多人看完以后说，怎么你这首诗里没有当时的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真的是这样，你现在看《大地夯歌》写长征的，你去翻，你找不到当时报刊上的言论，为什么？因为我紧紧扣住人心走，我走人性。我通过一个历史事件，去洞察这个历史事件中的所有人的内心的人性，它人性的根脉在哪里，我要把这个找到。沿着人性的脉纹往历史深处去找，不会和任何人雷同，只会获得博大渊深。说到这儿，不用说自由，因为我一直很自由，我从来没有认为有什么限制对我有什么影响，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从来没有人说我是什么标语口号。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防止左警惕右的很管用的方法——那就是走人性，就是顽固不化的坚持人道主义。就是雨果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这条路让我获得了诗歌表达的真正自由，这个地球上有六十亿人，六十亿人所共有的那个人性，是我今生今世写不完的，也是永远不会和任何人雷同的。我知道我今生有个使命要去完成，就继续往前走吧。

　　思思：王老师能否谈谈到青年诗人彭敏获得央视“中国成语大会”冠军的事情？您觉得成语对诗歌又有怎样的重要性？

　　王久辛：首先，我要请你们先看一下诗人昌耀先生的这首小诗《元宵》。

　　元宵

　　寂冷如海上花灯堆放通宵达旦独自璀璨

　　时光如淅沥细雨催发芭蕉留下淅沥不尽的瞬刻

　　回味翠柏生苔燧人作古碧螺冰天映照白雪

　　生的妙谛力透纸背石破惊天直承众妙之门

　　1989.2.21.

　　大家看一看昌耀先生的这首诗歌，埋了至少有十个成语，我注意到有学者说诗歌忌用成语，而且不是一个学者在说。都是大学教授级！我认为这些所谓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放屁。看了昌耀先生这首诗大家就知道了，那些所谓的教授真的是不会写诗的人在给写诗的人上课，胆子太大了。成语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汉语、最宝贵的珍珠，是中华的瑰宝。今天的诗人你能随口背一百个成语给我听听吗？基本上没有中国古代汉语的修养，没有中国古代成语、古代寓言和中国古代典故的修养就开始写作了，胆子很大，什么话都敢说，以为胆大就可以吗？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那些教授，说新诗写作忌用成语，我就说他放屁，连放屁这个词儿说他们我都觉得轻了，误人子弟，坑人不浅，而且是顶着教授的名号。昌耀这首诗，昌耀的诗集基本上是对中国现实与中国古代文献参悟的结晶，也是昌耀对自1978年以后，中国打开国门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吸收同步的，它是中西文化真正融合的结晶体。昌耀是中国目前的诗人、包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我是说从汉语的成熟上来比较，我认为：无人可及。昌耀先生是我毕生的唯一的楷模，我们对中华的古代汉语乃至成语失之敬畏、失之热爱，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要回到中国古代汉语中去重新汲取新的营养，包括回到民歌，回到乡村俚语谚语俗语中去，寻找最生动有趣鲜活的语言。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汉语成语大赛”，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尤其是我看到彭敏小兄弟在这次大赛中夺冠，我觉得是我们诗人的骄傲，也是值得我们诗人自豪的地方。我们写诗的人就应该这样，应该在汉语类所有的大赛与评比中，诗人都应该独领风骚，这才正常。彭敏这样的人太少了，应该一、二、三等奖都由中国诗人去领，我们中国的诗人才配成为真正的能让十四亿人敬仰的诗人。我对彭敏表示衷心的祝贺，有一天我与吉狄马加还有叶延滨坐着聊天，叶延滨冲口就说：我在《诗刊》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把彭敏调到《诗刊》。他说的眉飞色舞，特别高兴。我把彭敏获奖等同于我自己获奖一样。我觉得他为我们中国诗人争得了荣誉，我愿意为他鼓掌欢呼！

　　李娜：您觉得，中小学生如何欣赏诗歌？

　　王久辛：中小学生的问题应该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小学生，第二是中学生。我觉得对小学生，主要要引导培养他们对古今中外诗歌的兴趣爱好，对中国古代诗歌要做的功课，应该是在朗读和背诵上，；而对中学生的诗歌学习，主要应该放在在鉴赏欣赏，以使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古今中外诗歌的妙处上。现在的问题是，对小学生的要求过高，讲的太多，很多古体诗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孩子们讲，古体诗用字简约，而含义复杂，这样繁复地讲，把孩子们吓住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对古体诗歌的普及上是有问题的，我以为对小学生，不要讲太多，大意讲清，就要让他们背诵，理解和不理解，能不能默写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先让他们学会背诵，这是小学生要完成的功课，小学毕业时，能背一百首唐宋名篇，我认为就是优秀。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区别在哪里？他已经长大了，他们应该进入由浅入深的鉴赏、欣赏上，要多多地加强欣赏的辅导，这样使他们对少年时代小学时代背诵的诗歌，有一种恍然如梦，蓦然回首的感觉。突然想到这个我会背，那个我也会背，然后一解释，再一鉴赏，这才真的是学明白了中国诗歌，才会觉得中国诗歌真的太好了，他才会觉得好，他才会有兴趣。我们今天的教育最可怕的是，非要小学生会默写，会解释每一首诗的每一个字，非要给他们像成人一样理解，这就把他们全给吓住了，也把学习的兴趣消灭了。过去的私塾不是这样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学习的内容。古代的私塾教育，四书五经很复杂，老先生没功夫给小孩子讲，就是先引导孩子们按照平仄声律去背诵，小孩子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他理解他不理解都让他先背诵。我觉得今天的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导孩子学会背诵一百首唐诗宋词，没必要每个字都会默写，都会解释。中学生，不但要会默写，而且要能把每一句话解释清楚，把他的字词句的那个奥妙都解释出来，这是中学生。到了大学，就要深入地学习一个一个诗人的作品，比如就可以把李白的诗全部都找来，白居易的杜甫的，全都找来，进行研读，并在研读的基础上，要求他们写杜甫诗歌鉴赏，李白诗歌风格，就可以写这样的文章啦。所以，我认为诗歌教育应该分三个阶段，小学阶段，背诵阶段；中学阶段，鉴赏阶段；大学阶段，对诗人身世的了解，加对诗歌的鉴赏，然后能够想象，李白所处的时代、杜甫所处的时代、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屈原所处的时代，然后能够分别写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屈原理解认识的文章来。这就是我认为一个好的教育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基本方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说明白了没有，但绝对是我个人的一个很早很多年以前，对诗歌教育的一个看法。

　　李娜：现在中小学生对诗歌写作也比较感兴趣，各类报刊，甚至也有孩子出了诗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对中小学生的诗歌写作，有什么建议吗？

　　王久辛：现在中小学生的诗歌写作热，我注意到，在杨克的微信里，广东有中小学生诗歌节啊，福建也有，其他省份也做了很多有关中小学生诗歌比赛啊，诗歌大赛啊之类的，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而且他们多数是以五四时期徐志摩诗歌啊，戴望舒诗歌啊，闻一多的诗歌啊，是以新诗为主的那样一种写作，可以看出来，孩子们对现实生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特别健康，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也愿意支持，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相信，中小学生的写作就像我在中小学时的写作是一样的，只要有这样一片土壤，那以后一定会有优秀的诗人诞生。我觉得中学语文课本里，现代新诗，优秀的新诗太少了，讴歌生活的，表达美好生活的，我觉得不够，我建议：有可能的话，应该编一套中小学生新诗读本，我也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呢，就作为中小学的课外补充读物，包括中小学的文学社团，作为他们的课外辅助读物，就会很好。我参加过北京海淀区的一些中小学的文学社的活动，有些小诗人，写了很多东西，出版了很多诗歌，有的都出诗集了。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要引导好，不要让戾气侵害孩子。社会上一些戾气很重的那种诗歌，对中小学生是有毒害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用比较正直的正气来写作，表达自己童年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美好，包括生活的艰辛，都可以表达。但是那种戾气很重的作品，直接伤害孩子的心灵，要小心警惕。

　　石皓：这几年看你也写书法，你对书法艺术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久辛：写字这个事儿，主要看天赋，之后看他认识多少字，写文章用过多少字儿，用的好不好，妙不妙，是不是把字儿里的所有意思都表达出来了，特别是每个字儿的内部，都有很多犄角旮旯，你是不是把这些犄角旮旯里的东西都照拂了一遍，又彻底的表达了出来？真正写字儿的人，你别看他的字儿不咋滴，那不咋地的字儿呢？还个个挺有味道的。我们看一些作家的手稿，大文豪级的自不必说，就是一个三流的小说家，若拈起杆刷子写几笔，有时就比一般的书法家的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认得那个字，知道那字的意思，不象有些书家东抄一首，西临一句，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其实不识字的，写了能好？……我说的认字，不是说不会读，不会写，而是说你虽然会读也会默写，但未必理解这个字里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与意义。我觉得所谓的文人字画与专业画家、书法家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认得出，未必识得见，这个区别可不是一点点儿，而是门里门外的区别……为什么要临贴？主要是对写字儿法度的一个参悟，前提是要认得那个字儿，用得那个字，之后才是写得那个字。若再上一个层次，就是不仅写得，而且是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