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多元化建造中的纵深景观

作者:燎原   2016年07月18日 14:28  中国诗歌网    156    收藏

 

在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对本时代诗歌现状的质疑与诟病,成了一个让文化战略家和媒体舆论家们热衷不已、且一路高飘高走的话题。诸如:当下诗歌的边缘化,诗歌之于社会担当的缺失,诗歌的小众化、自娱化,诗歌与传统文化之根的断裂,诗歌在西化道路上、继而是现代性道路上的自我迷失,诗人们精神形象的缺失,诗坛热闹表象背后的空前沉寂……由此导致的一个忧心忡忡的疑虑是:诗歌还有没有希望,它最终是否会被推向死亡的深渊?

在我看来,除了最后的这个疑虑有点杞人忧天的滑稽外,其他说法应该各有标准与尺度,但又大都是让人耳熟的,老式诗歌社会学观念下的老话重说,缺乏面对变更中的时代特征和诗歌特征的新思路。因此,并未能准确描述当下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真实景观,未能说清诗人们的写作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内在逻辑,显然也并未试图探讨其中的合理性、必然性与新的诗学课题。

那么,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常规化时代。之所以这样定义,是相对于此前的非常规化时代而言,比如至“文革”真正结束的前三十年,由统一思想改造所贯穿的运动风暴;其后的第一个十年,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思想解放大潮;截至世纪末的第二个十年,无序竞争中的全民经商下海洪流。及至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始得步入的,则是历经剧烈的左右摇撼而渐趋明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亦即与全球发展潮流相一致的常规化时代。常规化时代当然有它自己的问题,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社会机制由大起大落的意识形态运动,转向恒常务实的经济发展;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由强制性的大一统而转向多元。可以预计,这样的时代形态将会长久地持续。

而这样的时代特性,既导致了诗歌产生的现实环境、社会公众之于诗歌的关系等一系列的外部变化,也导致了诗人从自我身份的定位、诗歌题材题旨的关注点、对诗歌功能的重新理解,以及诗歌整体形态的一系列变化。

正是基于以上由外至内的这一系列变化,当下诗歌已在潜滋暗长中形成了自身新的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已往诗歌写作所依赖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化、潮流化的模式已经风光不再,多元化写作中的诗人们依据各自的时代感受和艺术趣味,历史性地进入到了伏藏着深层艺术景观和精神景观的文本建设之中。当下诗歌在似是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实现了文本内质海底大陆架般的整体隆升。

 

这样的描述大约并不符合一些人的感受,一个显在的依据是,当下诗歌的边缘化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也就是说,是诗歌自身的不争气使它变得不受人待见,而被驱赶到了社会的边缘。

边缘当然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对此我首先想明确一个概念,诗歌从来没有日常化地、盐溶于水般地进入过公众文化生活的中心。在社会形态非常规化的时代,它一直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具,被规定在中心位置的。这其中显示着正向效应的例子,当以郭小川等诗人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期的一些诗歌为代表,这一时期,作为追踪“各条建设战线火热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和诗人,他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祝酒歌》等等,曾在当时乃至此后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这又是在时代气象与诗人心灵感受难得的一致之时。并且,时代也只允许这样的诗歌存在。就在这中间的1959年,还是同一个郭小川,却因《望星空》等诗作中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和“虚无主义思想”而受到批判。也是同一个时期,在时代政治风暴的摇撼中,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因诗罹祸,从诗坛上、也从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消失。

这其中还有一个喜剧性的个例,发生在已经“消失”到北大荒,在战天斗地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聂绀弩身上。据他回忆,此时是1959年,一天夜里,大家正准备睡觉时,“指导员突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这个要求一传达,“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即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并且都抽出笔来……”而从1920年代就开始书写现代新诗的聂绀弩,此时大约实在没有写新诗的灵感,加之曾“学过一点旧诗的格律”,就突然想起了做旧体诗。当晚到大半夜,他上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不料第二天领导竟宣布,聂绀弩一夜写了三十二首。因为该领导是以四行为一首算的,而这首长诗共有三十二个四行。但谁都不会想到,中国诗坛由此竟出现了一位奇迹性的大诗人。在此之后,聂绀弩以人生大困厄中非凡的文化精神能力,将野生的民间俚词和对于社会时髦语词的谐谑化,注入旧体诗的语境,鼎现出一种横空出世的“铜豌豆”人格和粗涩的艺术活力。这一特殊环境中的神奇“逆袭”,使他成为歪打正着的一颗硕果。

假若硬要找出诗歌为万众争诵的好日子,当然还有两个实例,最为著名的,其一是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的新民歌运动和稍后的全民诗歌运动(亦即聂绀弩们的经历),其二是“文革”期间由天津小靳庄波及全国的农民诗歌奇葩。但这两场“诗歌盛宴”,首先是意识形态指令的结果,诸如以运动的形式,“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其次,它并不是诗人们的诗歌走向了民众,而是广大民众之于诗歌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一种乡场化的大众文艺狂欢。进一步地说,它是通过广大民众的诗歌运动,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颠覆。

随着“文革”破灭后国家政治形态的乾坤大逆转,1979年前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开启的当代诗歌复兴浪潮,无疑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大致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对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比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将军,不能这样做》),二是哲学文化形态上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艺术启蒙(比如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其三,是对从政治风暴裹挟中解脱的正常人性,具有时代挑战意义的抒写(比如《致橡树》等等)。这是一次高能量的诗歌喷发。它在拨乱反正的明确时代主题中,既为时代和公众所期待,也直接回应了这一需求与期待。从历史的视野看过去,它几乎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唯一的,时代的精神气象、民众的精神气象、诗人的精神气象,高度一致的奇迹。

然而,奇迹固然神奇,但却难以复制。

 

在这一诗歌复兴浪潮中担当主力的,是两个陌生的诗人群体。其一为1950年代中期从诗坛集体消失,二十多年后的重新“归来者”,其二是“文革”期间开始地下诗歌写作,此时相继浮出水面的朦胧诗人。后者之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人,是因为在此时看来,他们诗作的语词、意象、乃至题旨无不晦涩朦胧,读来让人“气闷”。的确,从1949年以来那些大路畅行的诗歌无不通体发光、明朗易懂,由此形成的阅读习惯自然难对胃口。不对胃口、读来让人气闷的诗你不读它行不行?不行。从文化战略家们的立场看,连我都读不懂的诗,广大民众自然更不懂那么,你的作品究竟是在为什么人服务?而诗歌之所以被搞成了这般模样,从内容上说,是由于诗人着力于表现“小我”“自我”的幽暗心灵迷宫所致;从形式上看,是偏离了民歌和古典诗歌的民族化传统,钻进西化的狭窄胡同所致。因此,早在此时,关于诗歌之脱离广大民众,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数典忘祖,在西化道路上步入迷途……之类的说法,就已嚇然拍响了批评的惊堂木,而三十多年后这些说法重现江湖,让我恍若进入了时间隧道。

一个颇有意味的史实是,朦胧诗的称谓,出自《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本是批评“归来者”中的诗人杜运燮,一首题名为《秋》的诗作的,但其后不久,却大面积地用之于对一批青年先锋诗人诗作的批评。再之后,就成了这群诗人和诗作的正式称谓。而出自两代不同生成史中诗人们的诗作,却被同一个“朦胧”一竿子打中,则表明了在流行的大路诗歌之外,这两个群体的某些共同特征。

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这就是混成在他们诗歌中的,西方文化艺术资源。当然,称之为外国文化艺术资源,应该更为准确。

其实只要简略考察一下中国新诗史就会明了,这一资源不但是中国新诗发韧的启动性力量,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进程。

诚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以1917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八首白话诗为标志,到1920年郭沫若《女神》的出现而确立。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借助西方新兴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旧文化和思想意识实行革新。新文化运动,包括新诗运动的主力,也几乎无一不是具有留日、留美、旅欧经历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这是1920年的一首诗作,诗中的这番描述,透露出这一代青年面向世界,寻求思想文化启示的热切眺望。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吗?周恩来。是周恩来《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首八十多行诗作中的一节。事实上,投入早期新诗运动的,除了操盘手陈独秀,以及胡适,鲁迅、郭沫若、沈尹默、刘大白、穆木天、俞平伯、康白情,叶绍钧、宗白华、田汉、谢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郑振铎、梁宗岱、徐志摩、梁实秋等一代文化精英外,更有李大钊、周恩来等此后的政治领袖类人物。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大脑。

可以说,没有西方的文化艺术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新诗。

而在“抗战”贯穿其中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一资源已经融化为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更为丰富和成熟。并产生了一大批重要诗歌成果和代表性诗人。比如,着力于“时代、社会、人生”主题的胡风、阿垅、牛汉等“七月”诗人群,侧重于深度艺术景观探求的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西南联大出身的诗人及其支脉,当然,更有新诗的代表性诗人艾青。

而在1942年之后的延安,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体现民族风格(即从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中国新诗史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延安诗人系统,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正是上述诗人群体中,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诗人,诸如艾青、何其芳、贺敬之(七月诗人中的艾漠)等等,并开始按照《讲话》精神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也由此成为1949年后主流诗人的代表。而延安诗歌民族化风格的典范性成果,则首推信天游形式的《王九诉苦》《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此后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等两行一节、易于朗诵的诗歌,正是这一信天游形式的变种。与此并行的另外一种常见形式,则是更适合朗诵的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西化”而来的“台阶体”。

是的,由彼时直到1979年的此时,社会大众对于诗歌的理解以及欣赏趣味,便完全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就像桃花源中之人只读桃花源的诗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当“归来者”的诗歌带着远为丰富的思想艺术景观迅速上升为主流时,既意味着中国新诗中断了将近三十年传统的恢复,也意味着时代的必然选择。不错,对西方文化艺术资源的不断引入与整合,正是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与“归来者”的境遇相比,朦胧诗此时显得略为困难一些,因为诗人们所引入的,是更为新近因而也是更为陌生的资源,其诗歌中的世界更为复杂幽微,也更难轻易把握。但仅仅数年之后,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非但如此,连它自身也成为当代诗歌新的资源和传统,持续地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朦胧诗是在全球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对于中国新诗一次转折性的升级换代。以此为标志,“中国新诗”也历史性地变身为“中国现代诗歌”。

诗歌中的所谓西化问题,并不是一个西方化的指向,而是一个世界化的指向,一个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指向;与之相关的,并不只是诗歌,而是包括了小说、美术、影视、音乐等等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学艺术品种。其实质,就是不断借鉴世界新的思想文化成果,以实现自我的不断激活和能量转化,使自己置身于和世界同步的现代化进程中。

其实近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和中国的文学艺术所面对的资源,不只是我们原先意识形态范畴中老牌资本主义的西方,更有崛起中的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印度等等“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它们不但在中国诗歌中产生影响,也同样在中国的小说、美术中产生着影响。比如作家莫言,没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就很难有他那种叙事形态的小说,当然也就很难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西化”作为一种批评术语,它所指责的最终指向,是中国的诗歌或文学艺术被西方“化”了,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征。那么,到底是西方“化”了莫言,还是莫言“化”了西方?

 

近若干年来,我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批评是,诗歌缺乏社会担当,进而呼吁诗人要勇于担当。有担当的诗歌,就是有良知的诗歌;没有担当的诗歌呢?你就自己羞愧去吧!

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偌大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小说界、美术界、音乐界……都并不存在这么一个话题,唯独诗歌界发明了这样一个说法,并在声调上一再地飙高,难道诗人们应当是、或者果真是一个高于作家、画家们的特殊群体?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在全国各专业文学艺术机构里,基本上是专业作家、专业画家的天下,专业诗人则凤毛麟角。我所了解的诗人,分布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职业位置,包括出门打工人群中的星星点点,都是以各自的具体职业,而非诗人的职业来生存的。社会既没有授予他们以特别的身份,也没有赋予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与义务,显然,也就谈不上高人一等或低人一头。

的确,在我们置身的这个常规化时代,诗人的身份及其自我意识早已常规化。在此之前的很长时期内,郭小川式的以“党的文艺战士”为前提的诗人身份,这一身份潜在授权中“时代代言人”的使命感,再加上被我们简单化、符号化了的楚大夫屈原式的忧世嫉俗,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真理代言人形象——也就是诗人之作为“时代重器”或“国家重器”的形象,曾是我们之于诗人概念的最高想象。因此,对诗人寄予更高的期待,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一广泛的群体并非那一标本性的特殊个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走动的诗人的身体,又何以长出一个国之重器的大脑?

至于担当的问题,显然是针对这个时代的现实而言的。那么,到底要诗人担当什么呢?是批评这个时代的各种弊端诸种弊病呢,还是讴歌它抗震抗洪中万众一心的国家意志,或者经济建设的非凡成果?是要诗人深入揭示底层民众的疾苦呢,还是要他们表现遍及全国的城乡广场上,大叔大姨小媳妇们的扇子舞、秧歌队、健美操?如果是,那么,在多元化、分层化的时代写作形态中,这样的诗歌并非不存在(对此,我将在后面专门谈论);如果不是,你说的担当究竟是什么?

而从这些“好日子”伴奏中快乐的城乡广场,我们应该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大众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诗歌;再从当今各大电视频道“好声音”的播出现场,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明白,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更年轻的人民大众,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诗歌。对此,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显然早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读诗,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诗。”尤其是被我们念念不忘的人民大众,只要不在他们中间强行复制一个小靳庄诗歌运动,那么,这种时尚化的大众广场文艺,就是他们天然的选择。这也正是所谓“诗歌边缘化”在本时代的真相之一。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大面积失据,而是常规化时代对于事物基本规律和正常形态的返还。我所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经过时代之手的深度洗牌,原先那种广场幻影式的庞大诗歌人群,早已各归其流地抽身撤离,随着诗歌核心人群的水落石出,及其艺术更新中诗歌魅力的纵深拓展与昭示,更具文化感受力的一代,又不断地汇入其中。也就是说,历经价值取向切换的震荡,当下诗坛的人群结构,已经实现了一次首先是“去伪存真”,继而是“去粗取精”的吐故纳新。具体地说,在诗歌的虚幻社会光环消失之后而选择诗歌者,必然缘之于其真实的内心需求和相应的文化自觉。他们需要通过阅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需要通过书写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下诗歌现场,很少再有单纯的读者、传统意义上的读者;绝大部分的读者,都是具有相应能力的书写者,并以本时代新兴的网络媒介为主要载体,进入诗歌写作。因此,事情的本质,并不是当下的诗歌失去了读者,而是广大具有表达渴求和表达能力的读者,变身成了写作者,并与既有的诗人一起,构成了一个诗歌共同体。当读者变身为诗歌创作的参与者,它首先确凿无疑地表明,以诗歌共同体形态而存在的当下诗歌人群,已实现了整体质量的升级换代。

诗歌共同体的形态特征,就是在它的外部,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几乎已经消失;在它的内部,随着网络诗歌大军的汇入,原先面孔清晰的诗人群体则变得暧昧含混。也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舆论家们所诟病的两个话题:其一,诗歌失去了读者,诗人的作品只能在诗界内部自产自销;其二,诗人的形象模糊混乱,网络诗歌写作无难度、垃圾化。第一个诟病从表象上说的大致不错,但却曲解了本质。当诗歌的读者大都变身成了写作者,当然再极少有那种专门供你去指点、去教化的额外读者;至于诗人作品在诗界内部的自产自销,正是诗歌在有效人群中的有效传播。而关于网络诗人及诗歌,说它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固然是一个事实,说它涌动着新的活力、新的生机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当下诗歌的实绩,也许还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本时代诗歌刊物的大幅度增加。2001年,随着《诗刊·下半月刊》的正式出刊,《诗刊》这一中国头牌诗歌期刊开始了由一进二的扩容。不久,《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知名诗刊相继跟进。诸如《诗探索》这一理论期刊,也增加了一个“诗歌作品卷”。当然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更相继出现了《中西诗歌》《诗歌与人》《中国诗歌》《汉诗》《诗江南》《诗建设》《诗歌EMS周刊》《读诗》《诗歌现场》等等,一大批容量超大、质量齐整、装帧精良、影响广泛的诗歌期刊。即使不再列举那些无法悉数统计的地方性诗刊和同仁诗刊,以上的诗歌期刊数量,也已数倍于此前。而支撑起如此多的诗刊的,当然是本时代的作品,并且是质地精良的作品。这种诗歌实体的沉实增长,正如同一片海底大陆架的渐次隆升。

 

以上谈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诗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它也似乎就是诗歌战略家和舆论家们的思维框架中,诗歌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并没有谈到诗歌自身,没有谈到作为艺术范畴和美学范畴的诗歌,其自身的问题及本质功能。

作为一个资深的诗歌阅读者和前诗人,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也曾是一个诗歌社会学的信奉者,习惯于从社会工具功能来看待诗歌。而从“文革”后期开始的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就是和所有时代大任的臆想担当者们一样,整天书写着誓死捍卫什么或坚决打倒什么的诗歌,像被操纵着随时要去群殴。显然,所有在诗歌名义下出现的文字,并非都是诗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诗歌,在质地上也有天壤之别。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诗歌,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作用,发生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又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

就此我首先想表达的是,“国之重器”类的诗人固然重要,但却忽略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民族漫长的诗歌文明史上,数量更为庞大的,则是那些不时游离于庙堂之外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们,比如李白、王维、李贺、孟浩然、苏东坡、陶渊明……这是一群历经失意的人生后又恍若再生的,天地奥妙中的秘密穿梭者、大地美色的捕风捉影者、沉迷于终极表述的职业言说者。

那仿佛是一场观察与言说的隔空比赛: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夜宿建德江之所见。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眺望汉江如此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这样讲述他草堂外的景色。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登黄鹤楼如是慨叹。

这时候李白来了。自从见到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称之为诗歌谪仙人的李白,就像感受到了一次职业能力的无声挑战,继而书写了一首《鹦鹉洲》以较短长。但诗成之后,他怎么看都自愧弗如,遂慨然一声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是一种多么折磨人的沮丧啊!沮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在这两句的前边,居然上演了一出内心的“全武行”:“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比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行”的个人前程愤懑,这似乎是还要让他沮丧的愤懑。因之,诗仙尽管嘴上已经服了,但内心仍不甘罢休,直到此后又写了一首自觉还算满意的《登金陵凤凰台》,方才怅然作罢。

看啊!这是一群多么天真而骄傲的人,一群多么忠实于自己言说使命的人!他们创造了一种比庙堂远为伟大的东西,使江山发亮,人心润泽;也使千百年后的我们惊叹,语言竟能产生如此的奇迹!而这样的诗歌,正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作用的那种诗歌。它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进化史上,亘贯为一条智慧与文明的光带,使其族类获具了更为高级的思维系统和语言系统,以之发现和辨识天地之中的玄妙与美,进而穷尽其相地说出。

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这样的诗歌本质及功能:

它是思维的深度发现,是对于世界玄妙之物和玄秘之道的纵深辨识与言说;

它是审美的深度发现,是对于美的纵深察识与言说;

它是语言的深度发现,是对于语言表达边界的无限拓展,以及最富魅力的表达。

而一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诗歌影响和纵身加入中,深化着对于事物的感受力和审美感知力,也持续提升着自己的语言表达和艺术表现能力,提升着本民族的智慧。

是的,这才是诗歌的本质功能。未被我们认识的或者有意忽略了的、诗歌的本质功能。社会学功能固然是它的属性之一,但远非它的所有。至于工具的概念,则不配和它相提并论。

 

关于本时代诗歌的基本特征,我已在前边进行了描述。就其对于已往写作运动化、潮流化模式的扬弃而言,它首先意味着诗人们的自信,意味着诗人们已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感知系统和艺术表达系统。这使他们因此而确信,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是不可替代的,而致力于这一感受深度表达的形式,同样不可替代。所以,既无需在写作的题旨与范式上从潮流中借光,更不屑在自我的影响力上从潮流中借势。在真正的诗人眼中,潮流化写作中那种作品借势而立、诗人借势而名的模式,只是诗歌史的泡沫资产,而只有扎实独立的文本才是可靠的。这既是发生在诸多优秀诗人写作中的事实,也正在成为诗界内部的共识。

潮流化写作终结的另外一个原因,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社会公众生存形态的分层化,导致的诗人关注焦点的分层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任何一种潮流或号召,能对所有的诗人都形成召唤。而诗人们的写作,也更为广泛地走向听凭内心的驱使,并回应内心的声音。

也因此,在潮流化写作终结之后,当文化观察家们由于没有“主旋律”式的形迹可寻而慨叹诗坛的沉寂时,本时代的诗歌写作正在分层化、多元化的形态上,向着纵深的文本建设扎实掘进。下面,我将通过几种不同的写作样态,对此做出论述。

 

一,在现实的深处说出被遮蔽的现实

 

回应普遍的社会现实关切,是诗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它来自诗人作为“代言人”这一出发点,除了屈原之外,一般还可以援引《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类诗歌为依据。但严格地说,屈原和杜甫,都不是站在代言人的角度回应社会,而是站在自己的忧患中言说忧患,站在自己的问题中言说问题。惟其如此,这种言说才有不可假借的,因而是直击人心的力量。他们的问题才会触动社会的神经,使公众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古代诗歌史上所有这一类型的重要诗歌,都是这样生成的。

而当下诗歌中的这类作品,也是这样生成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在当下诗人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诗人,是苍茫生存之途的奔波者,奔波在城市乡镇的打工者。如果不是写诗,他们便与黑压压的社会基础人群一起,沉积在现实的深处;而假若没有言说自己问题的意识觉醒,他们即便是写诗,通常也是对于大路诗歌的模仿——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编辑,我曾从中接触过大量的,身居工棚而胸怀天下的诗稿。因此,没人知道、也没人想到要去知道,这一社会基础人群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从2000年初中期开始,不断有诗歌从中发出信息,继而是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信息。这其中,既有书写不同底层生活经验的诸多个体,更出现了一个“打工诗人”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其代表性诗人郑小琼的诗歌,尤其具有典型性。

在郑小琼那些以黄麻岭打工生活为核心的诗歌中,呈现了创造着财富神话的南方汗血工厂中,打工者残酷的生存神话。在这里,打工者的劳动成了身体上不断下扎着“钉子”的生命过程。铁钉把她们“钉在机台、图纸、订单”上,“把加班,职业病/和莫名其妙的忧伤钉起”。并且,“隔着利润欠薪”。但即便如此,打工者的洪流仍然前仆后继:“多少年了,我看见这么多的她们来了,去了……”,“背着沉重的行李/与闪亮的希望来到黄麻岭,带着苍老与疲惫/回去……”

这无疑是本时代现实中一道深长的伤口。是本时代诸多社会矛盾的一个纠结点。她们被不能养活人的乡村,驱赶到一个又一个的“黄麻岭”,当不受制约的汗血工厂的权力,在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市场建立,这样的命运就成了她们唯一的命运。而这一现实深处的现实,则是非当事者的言说我们难以想象的现实。

 

二,在独立文本中建立的独立诗人形象

回顾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的诗坛,我们会轻易地列举出许多诗歌名篇,说出许多诗人的名字,而今天则略显困难。但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实质。因为那个时代诸多轰动一时的诗歌,大都来自作品的社会学光芒。它们文本上的简单,则被这一光芒所掩盖。我至今还记得当年一篇文章的描述,在北京一大型诗歌朗诵会上,一首诗作中的一句“冤案必须昭雪”,便赢得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显然,这只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稍后出现的此起彼伏、生气勃勃的先锋诗歌运动,同样只属于那个时代。其后的1990年代,则是一个诗歌失去了发展动力的年代。所以,在进入21世纪的常规化时代之后,诗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于诗歌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动力寻找,与之相应的,则是诗人精神艺术系统的重建。无疑,这需要一个过程。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在一大批从新世纪门槛涌过来的诗人中,一部分诗人的形象就已逐渐清晰,而历经蜕变与积累,近若干年来,他们已以自己独立的诗歌文本形象,成为本时代诗歌的标识。比如朵渔、雷平阳、李南、娜夜、路也,等等。

这是在写作形态上完全不同的诗人,但却有着这样一些大致的共同点:对于现实冷峻的洞察,相应的抗衡立场和公义感;各自思想文化系统支持中,对于幽微事物的敏锐辨识;拒绝高深姿态的通俗心灵活力,精神与艺术上的自由气质。

比如朵渔在一些诗作中对于生存羞耻感的回应,写作的伦理意识,纵深思想文化资源支持中,从经史、江湖、民间脉络上追述的民国乡村史,以及思维空间转换中更丰富的场景与影像。雷平阳《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杀狗的过程》《春风咒》等一系列诗作的多样性,深入事物内部描述的犀利、扎实与精确;在云南高山大河秘境中关于寺庙、祖先、神灵的叩问与呼应。李南的诗歌,体现着小与硬的力量。她刻骨铭心地体认着资本与权力肆虐下被伤害者的屈辱,并以“女公民”的姿态,在对于自我渺小感和无助感的认领中,挺身于为公义伸张的孤硬。娜夜在日常性的都市生活中所体味到的,则是生存的失重与失真,进而以其标志性的欲说还休、极富空间张力的精短诗体,摇撼出深秋中风卷苇荡般的苍茫与空旷。诚如路也自己所言,她的写作来自对于个人内心危机的处理。她以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叛逆气质,率领浩荡的语词流星雨军团,在与内心危机的对冲中,进入由紧张激烈而至辽阔酣畅的艺术能量转换。

 

三、 飞翔的凤凰

 

近年来,我对诗歌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潜在变化,在接受趣味变得更为宽泛的同时,对优秀诗歌的想象,也更为严苛。这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想法,就是希望在庸常诗歌社会学写作覆盖的原野,能看到古代诗歌中那种明亮、纯粹、飞翔的美学气质。但这一在唐诗宋词中发亮的传统,似乎早已中断。

是欧阳江河的《凤凰》,使我见到了期望中的作品。虽然作者1980年代以来的《手枪》《玻璃工厂》《傍晚走过广场》等名篇,都曾带给诗坛以惊奇,但书写于2010年的这首长诗,却几乎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作品。

从整体造型上去感觉,《凤凰》是浩瀚夜空中一架华丽的音乐喷泉。而它给人的神奇感,更像阿拉伯半岛上,那座欲与外星人对话的迪拜摩天大楼。

不错,它所书写的,的确就是一座摩天大楼。是本时代风魔性的房地产开发中,在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金融资源、土地资源、材料资源、个人人际资源和想象力资源中堆积蠕动,直至无限拔入云空的一座旷世大厦。它既是无数社会个体欲望和梦想的“家庭房产”总汇,也是本时代资本与欲望创造的神话。就此而言,它是一座资本属性和新闻属性的建筑,但欧阳江河却用这样的材料,幻变出一只摇曳飞翔的诗歌凤凰。

“资本的天体,器皿般易碎,/有人却为易碎性造了一个工程,/给他砌青砖,浇筑混凝土,/夯实内部的层叠,嵌入钢筋,/支起一个雪崩般的镂空。”

“为什么凤凰如此优美地重生,/以回文体,拖曳一部流水韵?”“而原罪则是隐身的/或变身的:变整体为部分,/变贫穷为暴富。词,被迫成为物。/词根被银根攥紧,又禅宗般松开。/落槌的一瞬,交易获得了灵魂之轻,/把一个来世的电话打给今生。”

“神的鸟儿/飞走一只,就少一只。/但凤凰既非第一只这么飞的鸟,/也非最后一只”“请把地球上的灯一起关掉,/从黑夜取出白夜,取出/一个火树银花的星系。”

这样的诗歌,仿佛凤凰刹那间的眩目腾飞,倏然刷新了现代汉族诗歌既有的思维系统和语言表达系统;也刷新了诗人自己的写作纪录。

“对表的正确方式是反时间”,欧阳江河在这首诗中说。这既是他发现并说出的一个微妙事实(因为对表时为了消除齿轮的间距差,必须把指针“反向”拨过标准刻度之后再微调回来),也是他自己写作的隐喻:从惯性思维和惯性视角的相反方向,找出事物于内在摩擦中生成的神奇景观,才算找到了一首诗歌的本质,也才是诗人工作的“正确”方式。基于这一方式的发现,才会发出光来。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欧阳江河在深刻地感受着时代场景复杂变化的基础上,却把这种变化的内质抽离为一个个语词,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悖反、归谬、吊诡的逻辑演绎和修辞游戏中,呈现出光怪陆离,却又是更高真实的影像。也由此昭示了语言的无限可能性。

也正是这样的写作,贯通了中国绚烂诗歌文明的本质及功能:诗歌是思维的深度发现,是美的深度发现,是语言的深度发现;是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艺术飞翔。

当然,它既是本时代出类拔萃的诗歌建造,也是本时代诗歌创造力毋庸置疑的证明。

2013-9-1·威海

载《诗刊·上半月》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小苛
扫描二维码以在移动设备观看

诗讯热力榜

  1. 积极建构彰显当代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中华诗词传承与发展专题研讨会”综述‍
  2. 何为好诗——当代著名诗人论诗访谈录
  3. 批评家张清华访谈:理论与创作的双向奔赴
  4. “每日好诗直播间”走进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课堂
  5. 每日好诗第421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6. 每日好诗第421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7. 屈子行吟·诗歌之源——2024中国·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奖征稿启事
  8. 2024年“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征稿启事
  9. 第417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10. 第418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1. 屈子行吟·诗歌之源——2024中国·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奖征稿启事
  2. 中国南阳·“月季诗会”采风作品小辑
  3. 每日好诗第420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4. 张宏森: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开辟文学的广阔天地
  5. 东莞青年诗人展之六:莫寒的诗
  6. 每日好诗第420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7. 2024“春天送你一首诗”征集选 | 第五辑
  8. 东莞青年诗人展之五:莫小闲的诗
  9. 《诗刊》改版保定恳谈会暨《京津冀诗人》一周年纪念活动古城举行
  10. 2024第二届“天涯诗会”征稿启事
  1. 2024年“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征稿启事
  2. 中国作家协会致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新春贺信
  3. 每日好诗第415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4. 2024年橘花诗会诗歌征集启事
  5. 最后的高音:论吉狄马加 | 《作家》24年2月号
  6. 每日好诗第415期(旧体诗)入围作品公示
  7. 新华社特稿丨习近平:文化传承创新的引领人
  8. 每日好诗第416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9. 第413期“每日好诗”公开征集网友评论的公告
  10. 每日好诗第414期(现代诗)入围作品公示
  1. 中国诗歌网开通“《诗刊》投稿专区”
  2. 《诗刊》征集广告词
  3. 清新旷达 笔底无尘——读温皓然古典诗词
  4. 同舟共济,以诗抗疫——全国抗疫诗歌征集启事
  5. 关于诗和诗人的有关话题
  6. 寻找诗意 美丽人生——上海向诗歌爱好者发出邀请
  7. 赏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8. 以现代诗歌实践探寻现代诗歌的本原
  9. 公告: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评选相关事宜
  10. 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征稿启事 (现代诗、旧体诗、书法、朗诵、标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