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个人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他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不管是不是意识到,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和书本建立起一种独特、奇妙的关系。决定这种关系性质的,部分来源于阅读对象——书本。读一本理论书和读一本诗集、小说,相信心情、态度都会不同。新书和旧书,选本和全集,已经被公认为“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系列的,精装本和平装书,横排和竖排……这种种都会影响阅读者的心情和态度。前些天,我从北大图书馆借来1986年漓江版的《日瓦戈医生》,竟是我20多年前读的同一本书。书页已经有点残破,书裂成两半,封面褪色,“医生”两字几乎不可辨认。我拿在手中,有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不仅重现当年初读的情境,而且想象着众多不知名姓的读者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阅读的心情、态度,更重要来自读者。我们都读《红楼梦》,读《杜甫诗选》,会以为在读同一本书。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读的是不同的《红楼梦》,不同的《杜甫诗选》。所以,就会发生“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的现象。影响我们对书籍选择和阅读感受的,有很多复杂、甚至琐碎的原因。年龄,出身经历,所属阶层,文化素养,趣味,阅读动机,以及时代风尚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方面。心情和态度的不同,其实也和读书的具体情境有关。在地铁里,在书桌前,在阅览室,在假日湖边,在清晨或傍晚,从书中读出来的东西,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相信这是很多人都经验过的。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准备考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实用知识等等。此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我称之为“邀请”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来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犹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有家出版社,出版了“学科邀请丛书”:《政治学的邀请》、《经济学的邀请》等等,这是书籍对读者的邀请。我说的却是读者对书的“邀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的《自序》里,谈到学术论文也可采取快乐的、散文式的写作。他说,英文有一个词组“entertain an idea”,可直译为“娱思”。我理解“娱思”的态度,就是邀请的态度。宇文所安说的是论文以邀请的态度接待读者,我说的是读者以热情款待访客般的态度对待书本,同情地倾听其中的谈论,将它看作一种可能性,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抑或拒绝、辩驳或修正。但是,开始时,我们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
我想,具有这种心情的读者,他就是一个欢迎书本来访的“接待站”;因为有了这种心情,读书对他来说将是快乐的,由是他也将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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