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文化的多重面向

　　作为诗歌文化特别是其中制度文化的重要方面，2016年的中国诗歌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诗歌奖”的发达与繁荣。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诗歌奖”中，较有影响的，除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诗人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郭沫若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鲁藜诗歌奖”、“海子诗歌奖”、“东荡子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诗探索奖”、“美丽岛·中国桂冠诗歌奖”和《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诗歌刊物主办的诗歌奖在继续举办外，2016年，各地还创办了不少新的诗歌奖，如“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骆宾王诗歌奖”、“飞地诗歌奖”、“胡适诗歌奖”、“昌耀诗歌奖”、“杨牧诗歌奖”、“玉平诗歌奖”和台湾的“太平洋国际诗歌奖”等，充分显示出诗歌奖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而这些诗歌奖的主办者们，往往都是由社会团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大众媒体、文学/诗歌报刊、企业家和一些具有诗歌活动经验与组织能力的诗人、诗歌批评家联合组成，进一步印证和显示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在诗歌体制方面所具有的“混合性”特点。

　　与诗歌奖一样，2016年的诗歌节除了以往的“北京诗歌节”、湖北的“武汉诗歌节”、安徽的“李白诗歌节”、河南的“杜甫国际诗歌节”、山西的“王维诗歌节”、广东和江苏的“全国小学生诗歌节”、“江苏少年诗歌节”如期举办外，很多地方还创办了新的诗歌节，重要的如浙江金华的“首届艾青诗歌节”、“2016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和福建厦门的“2016凤凰·鼓浪屿诗歌节”等，特别是成都的“世界少数族裔诗会”、上海的“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及贵州的“中国·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文化活动周”因为突出的“国际性”与“学术性”而引人注目。“世界少数族裔诗会”与同时举办的“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紧密配合；“中国·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文化活动周”的“高峰论坛”以“灵性山水——诗歌的自然主义书写”为主题，既很切合绥阳当地的山水风光，又很精准地抓住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以及世界诗歌的最新问题；而“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也特别强化了学术讨论，不仅创设了“世界诗歌论坛”，以“中国与世界：诗歌百年的反思与前瞻”为主题，将对中国新诗百年的反思纳入和提升到艾略特以来世界诗歌的整体进程中来讨论，还以“世界诗歌论坛·青年论坛”、“上海国际诗歌工作坊”等形式进行了不同主题的8场对话——不仅有“声音”，还应有“思”，有“学术”，有诗对自身的充分自觉，这应该是我们的诗歌节增强其品质与内涵的重要起点。

　　2016年中国诗歌的印刷文化，我以为最应该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草堂》的创刊。2016年5月，梁平主编的《草堂》诗刊创办于成都。从栏目设置和目前的几期刊物来看，这份内容厚实、印制精美的诗刊既有“非常现实”这样关怀现实、继承杜甫精神的栏目，亦有“实验经纬”，着力推介先锋诗歌；既有“封面诗人”和“实力榜”来聚焦经典性的实力派诗人，亦有“最青春”和“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来推介年轻诗人，诸多“评论”、“创作谈”和“文本细读”，又增强了对诗人和诗歌文本的阐释与理解，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与推动，值得期待；

　　二是在民间诗刊方面。2016年，一些重要的民间诗刊如张执浩主编的《汉诗》、江雪主编的《后天》、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周瑟瑟主编的《卡丘》、徐慢主编的《活塞》和非亚主编的《自行车》等仍在坚持，其中值得重视并将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是北岛主编的《今天》更名为《此刻》，改由江西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于诗而言，今后的《此刻》复将如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周伦佑、孟原主编的《非非》杂志则在2016年重磅推出“介入”专号，积极倡导“介入诗学”，发表了不少介入性的诗歌作品与理论批评文字；

　　三是关于诗集的出版。2016年，诗集出版持续回暖，作为诗歌出版的一个重镇，“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在出版吉狄马加《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胡弦《沙漏》、张执浩《欢迎来到岩子河》、朱涛《半轮黄日》和北野《读唇术》等数十种诗集的同时，还出版了吕叶主编、篇幅浩大的《70后诗选编》。《70后诗选编》上、下两册，厚达1300多页，一共收入70后一代70来位代表性诗人的重要作品，是我们全面了解70后诗人的重要选本。霍俊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好诗·第二季”十种、作家出版社的宋琳《雪夜访戴》、李笠《雪的供词》、麦城《历史的下颚》和严力《体内的月亮》等诗集，亦在诗歌界颇具影响。2016年诗歌出版的回暖，还体现在翻译诗集的出版上，商务印书馆的《里尔克诗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荷尔德林诗集》和“巴别塔诗典”译丛、作家出版社“世纪北斗译丛”中的《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北极光诗系”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萨朗·奥兹诗选《重建伊甸园》等，都是诗歌翻译方面的重要收获。

个人主体性的凸显

　　2016年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出生于1990年代的90后诗人开始引起诗歌界的重视，像《诗刊》下半月刊的“发现”、“双子星座”和“校园”、《诗江南》的“学苑”，特别是新创刊的《草堂》诗刊中的“最青春”等栏目，都在不遗余力地力推90后诗人。《诗歌月刊》、《星星》、《钟山》和《西部》等诸多刊物，也曾经以不同的形式重点推出90后诗人的有关专题。90后的时代，似乎已来临。

　　但在我的有限阅读中，2016年中国诗歌的创作实绩，主要还是体现在1960—1980年代出生的几代诗人的创作中，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更为突出个人主体性的优秀作品，我以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比如陈先发。2016年，陈先发在《诗刊》4月号上半月刊发表了一组相当优秀的作品《寒江帖九章》。这组诗中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在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沦为“弃婴”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寒江帖》——“笔头烂去/谈什么万古愁//也不必谈什么峭壁的逻辑/都不如迎头一棒//我们渺小/但仍会战栗/这战栗穿过雪中城镇、松林、田埂一路绵延而来/这战栗让我们得以与江水并立//在大水上绘下往昔的雪山和狮子。在大水上/绘下今日的我们：/一群弃婴和/浪花一样无声卷起的舌头/在大水上胡乱写几个斗大字//随它散去/浩浩荡荡”——某种弃婴一般惊恐、无望的愤懑与孤绝充塞和写意于天地之间，写意于水，与组诗中的其他作品一起，非常强烈地传达出我们无所皈依和精神失据的悲剧处境，从而也使陈先发诗中的个体主体，包含着相当巨大的文明论焦虑和内在紧张，极具荒寒。

　　而朱朱与陈先发相似又不同。在《彩虹路上的旅馆》、《给来世的散文》和《伤感的提问》（《花城》2016年第1期、《诗建设》2016年夏季号）等诗作中，朱朱的个体主体性更多地显示出“零余”的状态——“我像是被朝圣或远征所剩下的，/我到达面临抉择的峭壁”（《彩虹路上的旅馆》）。朱朱漠然或睥睨于“朝圣”或“远征”一类的宏大事业，悠游于都市，恰好相对于陈先发的荒野与乡村，精神上也相对松弛、略显颓废，更是没有陈先发那样的密集追问与迎头棒喝，但是在根底上，一种茫然无着的被弃感，仍难掩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朱朱的主体，要更加焦虑，更加严峻——因为对陈先发而言，可以“不必谈什么峭壁的逻辑”而放浪于浩大的时空，而对朱朱，“峭壁”却很严峻地意味着“抉择”，主体被置于“抉择的峭壁”。

　　就是这样！我在2016年的中国诗歌中，颇感欣慰地读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状态的意蕴丰富的个体主体，这一个体诗学最为核心和最基本的因素在很多诗人、在他们不同题材、不同内容和具有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确的体现——

　　与陈先发的《寒江帖》一样，李少君的《海之传说》、《在坪山郊外遇萤火虫》（《扬子江诗刊》2016年第1期）、雷霆的《山居随想》、《在黄龙溪古镇听蝉》与《红山果》（《诗刊》2016年6月号上半月刊）、叶舟的《山岗上》、《那么巧》（《钟山》2016年第4期）、娜夜的《在新疆》、《这里》（《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和马新朝的《望星空》（《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等很多关于自然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或与自然神契与对话、或以自然作为滋养、作为其“生命个体的底色”（上列雷霆诗“编者按”）的明确主体。

　　而在很多现实题材的诗歌作品中，像朵渔的《死在撒马尔罕》（《扬子江诗刊》2016年第4期）对宿命般地死于非命的底层百姓的同情、黄斌《黄鹂路上的流浪妇人》（《诗歌月刊》2016年第12期）对都市中一位流浪妇人艰辛生活的真切观察、青小衣《我又一次回到村庄》（《作家》2016年第9期）对现实农村的关怀与书写、上官南华的《石笺记》（《花城》2016年第2期）对生态灾难的控诉，甚至毛子的《任务》（《诗歌月刊》2016年第4期）对萨达姆命运结局的悲悯情怀······都凸显出一种具有深厚广阔的人道情怀的“强烈”的主体。特别是毛子的《任务》和朵渔的《死在撒马尔罕》，或明或显地均据本事，而又能很成功和独特地生成为诗，非常值得重视。

　　当然，诗歌中的个体主体性，经常会表现在那些勘探存在、表达个体生命精神体验的作品中，还是朵渔，在他发表于《山花》2016年第10期的一组作品《讲和》、《卑微》、《静默》、《安慰》、《信心》和《雾中读卡夫卡》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个体自我的悖谬与困境；而哈金素朴真诚的自我解剖（《路上的家园》，《人民文学》2016年第6期）、唐力《但丁》、《旧雪》和《虫鸣》（《诗建设》2016年秋季号）等对个体尊严的肯认和对个体处境的体味、庞清明《时间的未竟之旅》（《钟山》2016年第1期）中的自我反讽，这都意味着作为存在根基的个体自我的挖掘与表现，永远都是我们的诗歌写作无以穷尽的任务和可能。

　　2016年的女性诗歌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但在我所读到的作品中，我尤其推崇海男、蓝蓝的组诗《我身体中的原始森林》（《诗刊》2016年1月号上半月刊）、《希腊诗章》（《作家》2016年第1期）和梅尔的《苍凉的相遇——马丘比丘》（《诗歌月刊》2016年第8期）。在海男的组诗中，我们看到了“母语”、“家园”、“牧场”与“佛光”，它们显示出，诗人已经不再如其以往的激越和令我们震惊，而是开始“舍下疼痛、忧虑和哀伤”，开始安详和温暖的回归；蓝蓝和梅尔，却在诗中远赴异域。在梅尔的诗中，女性主体的伤痛与灵魂穿越时空，而与伟大悲怆的马丘比丘“苍凉相遇”，对话性的结构呼应纠缠，具有奔腾激越的豪迈之美；蓝蓝的《希腊诗章》，特别是其中的《卡吕普索》、《珀涅罗珀》和《皮拉》，借希腊神话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哀痛与思考，意蕴深刻······女性诗人、以及当前诗歌中个体主体性的丰富情状，无疑是我们对中国诗歌充满信心的最为重要和最根本的诗学前提和诗学基础。

面向当下的诗歌批评

　　我以为在2016年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诗歌批评开始较多地面向当下，面向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自2001年起，迄至于2015年，新世纪诗歌已经完整走完了15个年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上，15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其间所出现的重要诗人、重要诗作和一些重要的诗歌现象、诗歌潮流，以及其中所隐含的诗歌问题，都很迫切地需要认真的反思与总结，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南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精选最近几年宏观或“中观”地研究与论述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基本状况、重要现象与重要问题的代表性论文17篇，对于我们较为及时地了解、把握和总结反思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孙晓娅主编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所编选的，都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外诗歌交流活动的学术成果，很多内容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许多独特的角度，相当生动地反映了中外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诗歌批评家们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认识与评价，颇具启发性。

　　2016年，除了《新诗评论》、《诗探索》等专业性的诗歌理论批评刊物继续发表关注当下的诗歌批评外，像《扬子江评论》特辟的“汉语诗歌的当下境况”专题（2016年第5期）、《新文学评论》的“诗人档案”、“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栏目与第2期起开辟的“21世纪中国诗歌论坛”专题，以及其他刊物所发表的洪子诚《没了“危机”，新诗将会怎样？》（《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走向未知的高原》（《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论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类学价值》（《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等，都对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中的重要问题与重要诗人作了重点关注，显示出诗歌批评面向当下、面向现场的重要转型。

来源：《文艺报》2017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