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 关于“垮掉的一代”:一个一直并没有垮掉的艺术流派

作者: 苗洪 2017年01月30日23:15 浏览:1012 觉得不错,我要 赞赏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杰克·凯鲁亚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等。他以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凯鲁亚克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自动写作手法——“狂野散文”,他的“生活实录”小说往往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随意性和挑衅性,颠覆了传统的写作风格。其疏狂漫游、沉思顿悟的人生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一种理想。本文即在回顾美国“垮掉的一代”历史与影响力轨迹的基础上既表达出对于这一艺术流派诞生近70年漫长时光的追忆又表达出当今深刻的影响力——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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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垮掉的一代又称疲惫的一代(Beat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之所以把这样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当作“一代”,是因为那个人群对二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从垮掉的一代对于美国诗歌及其至今仍未衰竭的影响力来看,其精神实质作为叛逆,向往自由及其蔑视权威的象征,与其说是垮掉的一代,不如说是崛起与觉悟的一代。作为艺术,颓废的外表及其精神的外在体现,是艺术家的标签。他们自称垮掉,迷茫,绝望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了自我完善的追求与觉悟。
 
   其话语模式的颓废,在我们看来应该其实只是一种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而并不代表艺术本身的颓废与绝望。纵观从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鲁迅,闻一多,艾青,郭末若乃至后来与五四运动运动精神相呼应的扬眉剑出壳诗歌精神,其实都是叛逆,牺牲,斗争的标志。直到现在,包括于坚,刘年,雷平阳,帕男,沈建浩在内的、中国一大批代表诗人的作品中,愤青的标志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状态。他们对传统的艺术作出挑战的同时,又处处维护着中华经典诗歌及其民族文化的纯洁性与规范性。在关于中华文明的讨论中,其中以于坚的散文及其随笔中所阐述的关于云南土著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织与相互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比较出色或具有特别重要的代表意义。而在诗人帕男的笔下,以《云南方言》、《他方》等作品的问世,既声讨了中华传统文明在今天遭遇的不公证现象,又折射出渴望回归原始文明的愿望与期待。
 
    实际上在我国的诗歌历史上,关于中国垮掉的一代的讨论一直都是比较广泛的现象,并且时间的跨度也相当漫长。在他们的结论中,中国那些上山下乡的四零,五零后,按照他们这标准,基本上也是"垮掉的".而二零后,三零后,生在战乱年间,颠沛流离,也是谈不上有多么精英的属性。中国国垮掉的一代要么批判丑,要么歌颂美. 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不疼不痒无甚作为的意识形态,但暂时无法表达于鲜明的艺术形式.垮掉派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叛,反叛传统道德标准,反叛传统信仰,反叛主流价值观……垮掉派的出现不是偶然,曾经8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90后被说成堕落的一代,可看看我们身边,多少80、90后正在发愤崛起。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强大还需要三张关键牌我们曾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叛逆的一代"——每代人都在上一代人的担忧中成长,同时又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眺望未来。
 
 
 
   《一》 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大致概况
 
   1,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的作家都是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男女青年,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穿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以浪迹天涯为乐,蔑视社会的法纪秩序,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讨厌机器文明,他们永远寻求新的刺激,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吸毒、沉沦,以此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因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有金斯堡及其作品《嚎叫》。
  
  “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垮掉的一代”则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用“垮掉的一代”作为称谓也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 

  学术界之所以将这样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当作“一代”,是因为这个人群对二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
 
  实际上,“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或者其后发展出来的嬉皮士文化(hippie),或者更早的波西米亚(bohemian)、hipster等都是垮掉的一代影响的结果。

2,重要作品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文学作品包括杰克·克鲁亚克(1922年-1969年)的《在路上》、艾伦·金斯堡(1926年-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博罗斯(1914年-1997年)的《裸体午餐》等。后两部作品由于内容“猥亵”而引起法庭的注意,但也为此类文学作品在美国出版的合法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严格意义上的“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于40年代在纽约相遇,格雷戈里·柯尔索(1930年-2001年)在50年代加入了这个阵营。50年代中期,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艾伦·金斯伯格代表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盖瑞·施奈德、劳伦斯·费尔林希提、迈克尔·麦克鲁尔、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奇等也加入“垮掉派”阵营。

  除上述重要作家外,“垮掉的一代”中还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显赫的参与者,这些人的参与在不同程度上为“垮掉派”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例如赫伯特·汉克,是博罗斯于1946年结识的一个瘾君子小偷;哈尔·切斯是丹佛市的人类学者,他在1947年尼尔·卡萨蒂(1926年-1968年)介绍至这个团体中。

  
   《二》 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女性作家
 
   我们之所以在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历史回顾中特别分离出女性作家这一部分,主要是希望解释在当今中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独立的男性写作及其女性写作的概念分化。实际上,关于写作中的性别划分问题,只是在中国进入新时期文学时代以来才逐步走向社会视野的现象。事实上,文学创作的性别歧视是一个相互对立的状况。无论是审丑或者审美意识的出现,所折射的都是男权主义写作与女权主义写作行为的对立与对峙状况。从“垮掉的一代”中一些女性作家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写作本身意义的性别歧视一直都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尽管这些女性对垮掉的一代流派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要的女性“垮掉派”作家包括伊迪·帕克和琼·沃尔莫。她们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上西区,是“垮掉派”作家们聚会的沙龙,被泰德·摩根称为“前六十年代公社”,琼·沃尔莫本人也是“垮掉派”作家文学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在“垮掉的一代”诞生早期,女性参与者的作用微乎其微。有些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性别歧视。琼·沃尔莫是早期“垮掉派”重要的女性参与者,在同代人眼中她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且风趣幽默的女人。然而她本人并不是作家,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也没有人以她为。她在这一流派中最重要的身份是威廉·博罗斯的妻子。她死于一场意外的枪械走火事件。

  格雷戈里·柯尔索声称“垮掉派”中有很多女性参与者。他尤其提到了自己在1955年年中认识的一个女人霍普·萨瓦奇。就是这个女人给克鲁亚克和金斯堡讲过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故事,而且她也是“垮掉派”作家在东方宗教领域的启蒙老师。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尽管在1954年克鲁亚克写给金斯堡的信中的确提到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著作。

  柯尔索认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过和其他“垮掉派”作家一样过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群体在普通人眼中是疯子的代名词,被粗野的排斥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

  尽管如此,“垮掉派”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出色的女性作家,例如乔伊斯·约翰逊、卡罗琳·卡萨蒂、海蒂·琼斯、乔安娜·凯格尔以及戴安·迪·普利玛等。此外,也有很多70年代的非“垮掉派”女性作家深受这一流派的影响,例如简宁·波米·维加和帕蒂·史密斯等等。

   所以,在今天新时期文学创作所出现的所谓男性文学主题及其女性文学主题概念来看,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学创作性别划分的反思与反叛。并且可以肯定的说,在中国女性诗人群体上所出现的某种脏话连篇的书写行为,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身份权利的申诉行为。男性作家可以或暗或明的以某种遮蔽的写作形态去有意张扬男性性别优势,那么女性作家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明确的显丑去表达女性的性别优势。
 
 
  实际上,无论是在翟永明关于女性议题的洁净与圣洁的描写中,或者说是余秀话的性别自毁式的描绘中,都是通过不同层次文学议题的话语模式进行着残酷的性别写作的强烈抗议与强烈批判。事实上,关于写作性别身份的问题,在中国文学创作的争论,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文学创作本身的进步行为。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赞成无性别写作方针。当然,女性作家也可以男性的心理去审视社会,男性作家亦可从女性心理角度去审视社会的现实状况。关于写作的性别互换性是苗洪首次提出的文学概念,比较科学也比较直观。
 
  
  《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现实人生经历 
 
   汉克在“垮掉派”作家眼中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金斯堡曾说过,“垮掉派”作家追求所谓的“最高真实”。而在他们眼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克的生活中包孕着他们这些来自社会中上阶层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真实。

  实际上,这个松散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麻烦不断。1949年,金斯堡就开始官司缠身(他的家中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他本人也曾驾驶过一辆载满偷窃脏物的汽车,等等)。为了摆脱麻烦,他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并被暂时送进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邂逅卡尔·所罗门,一个比精神病人行为还要古怪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金斯堡开始热衷于做一些自觉的“疯狂之事”。比如,他会从餐厅偷来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把自己的“胜利成果”给保安看。结果是可以预想的——金斯堡被医院当作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对待。他们对他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如果金斯堡在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并不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人,那么在这种残忍的治疗方法中他的精神比以前失常得多了。这段经历在他的名诗《嚎叫》中得以体现。所罗门获释之后,曾经担任金斯堡的联系人,帮忙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瘾君子》。然而不久,他就因再次犯病而被送回精神病院。

    威廉·博罗斯于1914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是“垮掉的一代”中最为年长的作家。在圣路易斯时,博罗斯与大卫·卡默尔相遇,由于两人都具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关系十分密切。

  大卫·卡默尔深深迷恋一个名为卢申·卡尔的年轻学生。当卡尔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时,卡默尔开始跟随他在美国国内辗转游历。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与博罗斯相遇。1943年,卡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卡默尔和博罗斯都跟随他来到纽约。在那里,卡尔结识了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并把这两人介绍给威廉·博罗斯认识。

  1944年,卡尔在一场口角中用匕首杀死了卡默尔。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旁的一个公园内。卡尔杀死卡默尔之后,他的尸体丢进河水中。卡尔不慎杀死卡默尔很可能是一种自卫行为,尽管当时并没有第三者在场。事后,克鲁亚克帮助卡尔处理了作案的工具。然而第二天,卡尔就到警局自首,而克鲁亚克则被指控协从犯罪而被捕。后来,克鲁亚克在他的作品《杜罗兹的空虚》中写到了这一事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中也曾对此事有所影射。

  博罗斯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他曾有意识的和罪案频发的纽约地铁保持联系,参与过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博罗斯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赫伯特·汉克的。汉克是一个三流的小偷和吸毒者,经常在时报广场周边活动。

  与此同时,1947年,尼尔·卡萨蒂的加入也给这个集体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垮掉派”成员都对他十分迷恋。金斯堡曾经和他有过恋情,克鲁亚克曾在40年代末期和他一起进行公路旅行,这些都成为他的名作《在路上》的重要素材。卡萨蒂本人并不是作家,然而很多“垮掉派”作家却在和他通信的过程中吸取了他的自由散漫的语言风格,克鲁亚克曾声称这对他创作《在路上》所采用的“无意识写作”的技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在路上》里,卡萨蒂变成了“迪安·莫里艾蒂”,并被克鲁亚克写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表征性质的典型人物:一个性格狂野的瘾君子,经常身无分文,藐视传统道德,但疯狂的热爱生活。

  由于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延迟了很多年才得以出版,这经常会引起人们的困惑。《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在1952年完成的,大致和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出版《走》和《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同一时期。然而这部作品叙述的背景却早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生在40年代后期的事。由于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因此许多人都误以为小说讲述的是50年代末期的事。

  《在路上》的写作过程和这部小说本身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写作《在路上》时,克鲁亚克速度非常快。他没有使用普通的打印纸,而是使用成卷的电报用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常常换纸而被迫中断自己的思路。克鲁亚克的座右铭是:“最原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他坚持绝不修改已经写完的文稿。然而后世有些评论家却认为克鲁亚克本人并没有严格的遵守这个戒条。

  1950年,格雷戈里·柯尔索结识了金斯堡。彼时金斯堡正沉迷于柯尔索在因偷窃罪而入狱期间所写的诗歌。自此,柯尔索成为“垮掉的一代”四位核心人物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及这一流派,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威廉·博罗斯和格雷戈里·柯尔索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然而后来评论界对柯尔索的兴趣逐渐淡弱。柯尔索的第一部著作是《受惊的处女及其他诗作》于1955年出版。 
 
    旧金山地区“六画廊读书会”。50年代,“垮掉派”作家们和旧金山地区的作家们有过很多交流,金斯堡、柯尔索、卡萨蒂和克鲁亚克都曾在旧金山暂居。拥有名为“城市之光”的出版社和书店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以及年纪较长的诗人雷克斯罗斯是这批作家的核心人物。雷克斯罗斯的公寓后来成为“周末夜晚文学沙龙”,他本人还主持过1955年著名的“六画廊读书会”,在这场读书会上金斯堡的诗作《嚎叫》第一次亮相。

    “六画廊读书会”的另一重要性体现在它影响了克鲁亚克小说《达摩浪人》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受读书会上另外一位诗人盖瑞·施奈德的影响而激发的。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施奈德则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此外,他还曾经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的教育,并通晓一些东方语言,因此他成为“垮掉派”作家眼中极富魅力的“异端”。劳伦斯·费尔林希提曾经称呼他为“垮掉派中的梭罗”。《达摩浪人》的主题之一就是佛教,以及克鲁亚克和施奈德对其截然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达摩浪人》极大的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佛教的兴趣。

   披头族。披头族在英语中,“披头族”(beatnik)一词用于描述“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这一称呼是赫博·卡恩在 1958年4月2日于《旧金山编年史》中首次发明并使用的,最开始是个贬义词,是从当时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sputnik”演化而来,用于讽刺“垮掉派”文人,表明他们既不合时宜,且和共产主义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后来,这个词汇成为这样一类人的代名词:一群留着山羊胡子、头戴贝雷帽、玩手指鼓的且被一群穿着黑色连衣裙的舞女包围着的男人。

  在这一时期,“披头族”的形象在电视上也有所体现。在1959年至1963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节目《多比·吉利斯》中,由鲍勃·丹佛扮演的人物梅纳德·克莱布斯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50年代中期一些著名电影演员的银幕形象也具有“披头族”的特征,比如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等。这些人形象特点是青春四溢、行为举止不合常规,具有反抗气质。1959年,好莱坞电影《垮掉的一代》可以看作是对种亚文化现象的感性诠释。

  “披头族”的形象在当今的一些电视节目中也有体现。比如在大热卡通《辛普森一家》中,奈德·弗兰德斯父母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在卡通片《道格》中主要人物道格的姐姐朱迪的言谈举止就具有披头族的特征。

 
   《四》关于外部环境对于“垮掉的一代”的重要影响及其相关评论
 
   关于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对“垮掉的一代”产生了影响。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伦·金斯堡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风格在金斯堡的诗作中也得以体现。杰克·布莱克的小说《必败无疑》对威廉·博罗斯的影响非常显著。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垮掉派”文人中广泛传播,很可能是克鲁亚克卷帙浩荡的自传的灵感来源。

  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和文学流派对“垮掉派”产生了影响,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意象主义诗人、所谓的“客观主义”作家亨利·米勒等。这些影响体现在:盖瑞·施奈德早期曾阅读埃兹拉·庞德的作品,并因此对日本和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经鼓励“垮掉派”文人创作,并为金斯堡的《嚎叫》撰写前言。庞德对艾伦·金斯堡和旧金山文艺复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尔达·杜利德对罗伯特·邓肯诗风的形成至关重要。雷克斯罗斯曾经和“客观主义”作家共同出版作品。实际上,这种精神特征,至今仍然具有特别强烈的、重要的影响意义。
 
    与此同时,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书写及其叙事页面的技巧评价,早在1958年,金斯堡在《乡村之声》杂志的专访上对此做出了回应:“小说并不是对虚构的事实的虚构式描绘,而是对一个人真实感觉的表达。鲍德赫雷茨从未写过散文,他也根本就不会写散文,他对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技巧也没有兴趣。他对杰克的创作实验的批评表明他根本就不会区分作为韵律的词汇和作为表意的词汇之间的差别。他指责反知性主义,这种说法纯粹子虚乌有。接受过同样的教育,在同一所学校读书,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客观存在的。鲍德赫雷茨对20世纪文学一窍不通,他在用18世纪的老脑筋来分析20世纪的文学。的文学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时代已经有了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和乔伊斯。”

  诺曼·鲍德赫雷茨是专门研究“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批评家。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在那里结识了金斯堡和克鲁亚克。他学生时代的一些诗集是在艾伦·金斯堡的帮助下出版的。后来,鲍德赫雷茨成为新保守主义刊物《注解》的编辑。

  1948年,他出版了一篇题为《一无所知的波西米亚人》,发表在《党派评论》杂志上。在文中他如此评价“垮掉的一派”:“在克鲁亚克的作品中包孕着被压抑了的呐喊:杀死那些口齿清晰的知识分子们,杀死那些有耐心静坐5分钟的人们。”“50年代的这些玩世不恭的人们是文明的敌人。他们崇拜原始主义,他们崇尚天性、活力和血腥。这是来自弱势群体的精神反抗行为。”“我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和50年代盛行的青少年犯罪现象之间有密切联系,但我也相信青少年犯罪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来自于这些人对常规情感的抵触情绪,以及以自己的学识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努力。这些人无疑是克鲁亚克和金斯堡的追随者。”“要想反抗垮掉派文人的观点,就必须要拒绝‘残破’优于‘连贯’、‘无知’优于‘有知’的观点,以及心灵与观察力经验是一种‘死亡’的观点。”

   关于学术界对于垮掉的一代的分析研究。 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对“垮掉的一代”的评价仍众说纷纭。一方面,这个流派的参与者的文化观是如此的极端,他们反对社会公认的一切准则,他们甚至以亲身实践纵欲、犯罪、吸毒等行为来表达自己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作家有都来自美国战后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精英意识。这使得这个流派本身就是个矛盾体。然而单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垮掉的一代”是二战后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对20世纪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克鲁亚克、金斯堡等人的创作已经被列入英语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列,他们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的影响仍在持续着。


  克鲁亚克的处女作《小镇与城市》是一部关于“垮掉派”文人的自传性的作品,但通常评论界不把它当作是一部“垮掉派”小说来看待,因为这部还不具备“垮掉派”的风格,而是有模仿汤姆·沃尔夫的痕迹。霍尔姆斯的小说《走》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个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群人,来自不同国籍,他们持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这个社会不可救药了。”——阿米利·巴拉卡

  “但是,然而,悲伤,为那些把‘垮掉派’等同于罪犯、不良、无德的人们而悲伤;为那些根本不了解人类灵魂的渴求和历史便恶毒的攻击‘垮掉派’的人们而悲伤;为那些拍出‘披头族’强奸无辜主妇的电影的恶毒的人们而悲伤;为那些向‘垮掉的一代’吐口水的人们而悲伤——大风会把他们的口水原路刮回去。” ——杰克·克鲁亚克;“三个作家无法称其为‘一代’。” ——格雷戈里·柯尔索

 
《五》关于“垮掉的一代”对于中国诗歌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尽管“垮掉的一派”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但这一流派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几个作家或作品上。从很多角度上看,“垮掉的一代”都可被视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垮掉派”文人对体验各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等)。他们也是美国知识阶层中权威和主流文化最激烈的挑战者。许多“垮掉派”文人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他们在西方传播了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种种知识。

   凯鲁亚克继承了1920年的“迷惘的一代”的怀疑与反叛精神,并得到了前辈作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支持,但不同的是,30年后的凯鲁亚克不是远赴欧洲,进行一次文学的奥德修斯之旅,以寻找精神的家园,而是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在禅宗大师、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中寻找精神的寄托。《达摩流浪者》的卷首语上就清晰地标明:“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由此,寒山的许多诗歌也在《达摩流浪者》中出现。凯鲁亚克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并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作品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他文本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垮掉的一代”,应该是诗歌界,尤其是80年代的中国地下诗歌运动——无论莽汉主义,还是口语派,多少都受过金斯伯格《嚎叫》的影响。1990年华东师大的研究生陶跃庆、何晓丽译出《在路上》,1996年,李斯的《垮掉的一代》问世,1998年文楚安译的《在路上》和其后陆续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垮掉的一代及其他》等相继在中国文艺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年,凯鲁亚克从东方的禅宗中学习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而今,中国的青年更感兴趣的则是其反抗的姿态和不顾一切的无所谓的决绝。

  阿米里·巴拉卡曾说过:“所谓‘垮掉的一代’是指一群来自不同国籍的人,这些人得出结论,以为社会这个东西很扯淡。”而这一点,就是户籍制度开放、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后的中国90年代的文艺青年的第一感受。由此,中国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艺术家在学习西方艺术与文学的营养时,和早年的“先锋派”完全照搬某个作家、某种风格不同,他们更多地吸收了多个作家不同的营养,并创立出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杂乱,不够纯粹,但却足够惊世骇俗。

  韩东、朱文,一度被视为“游走的一代”,断裂后的突围、用解放了的欲望来充当反文化的利器是他们在文坛上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美女作家们则标榜“身体写作”,无论是卫慧的《上海宝贝》,还是周洁茹等新生代作家,都是以自己身体对世界改变后的感觉为写作经验,而同样地,这些作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与凯鲁亚克在60年代的美国一样。

  同时,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也在凯鲁亚克的带动下成为新生代中国作者所普遍采用的创作方式。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叙事方式,有自传的回顾与总结,随笔的轻盈与从容,日记的私密与幽暗,同时融合了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传奇(romance)的特点——它可以虚构的故事、随意的絮语、内心的独白自由组合,使得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自己的叙述、言说、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底地展现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应该说是20世纪文学在脱离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后,“向内转”之后的新的创作潮流。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凯鲁亚克对中国年青一代的作者最大的影响,似乎已不再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对意义的追寻,以及对西方人眼中的禅和寒山的诗感到好奇;也不是“自发式写作”“狂野散文”的张力与神秘;吸引大批80后的应该是其传说中的写作姿态——似乎写作可以凭灵感一蹴而就,无需准备、无需技巧。而这一点,使众多的文学青年找到了进入文学殿堂的方便之门,在网络普及,写博客风行和人人都有5分钟机会成名的,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写手看来,凯鲁亚克能够在一张打字纸上连续三个星期写完一部几十万字的、名列世界文学名著的长篇,可见,以往的“创作谈”不过是故弄玄虚,现在的批评家也只是在无病呻吟。

  事实上,在最新版的《在路上》中,企鹅版的导言说明了《在路上》的出版过程,其间,必要的删节与修改当然是必不可少。维京出版社的编辑曾几费周折对文稿进行编辑才获得通过,然而,出版方却只是对外宣称作品是作者三星期的打字稿,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明的营销办法。至于这种口号对后世中国网络文学青年的影响,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2003年,颜峻、尹丽川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梁永安的译本制作了《达摩流浪者》的简体中文版样书,附有翻译家文楚安先生的序言、颜峻的编后记以及第一批读者的读后感。那是在对凯鲁亚克比较了解后还依然喜欢凯鲁亚克的一批愤青。书籍的装帧设计粗陋,但字里行间的激情却依然令人感动——作为向前辈作家致敬和同辈好友的馈赠的礼物,此书一出现在地摊上,便总有人收购——毕竟,这世界上总有人年轻,总有人会热泪盈眶。

  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活跃于40-50年代的“披头族”们开始被更加活跃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所替代,这一族群的名称也被改为“嬉皮士”。

  当然这种转变是次第完成的。在60年代,很多“垮掉派”文人仍然非常活跃,比如艾伦·金斯堡,他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和他旗鼓相当的另一“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却逐渐淡出这一运动。他在60年代和金斯堡决裂,并60年代的抵抗贬斥为“恶毒的新托词”。

  “垮掉派的一代”对60年代的抵抗思潮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例如,摇滚明星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关系就非常密切。

  依照艾德·桑德斯的说法,从“披头族”到“嬉皮士”的最终转变的标志是1967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抵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艾伦·金斯堡、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高唱圣歌,带领游行的人群。
  
  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促进更加持久或巨大的变革,毕竟这是在50年代,一切仍很荒凉。所以的那些充满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色彩的选择使得担心自己的观念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没人愿意倾听的言论。然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一种充满诗意的、道德上的选择。然而很快,卡斯特罗改变了这一切,马丁·路德·金改变了这一切。而这种对于现实主义的怀疑态度,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整个诗人群体的心理机制。

  在关于垮掉的一代历史语境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识界却有一股强大的潜流抵制这种强硬的文化秩序,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们怀有渴求无序、狂欢状态的浪漫主义情怀。“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一潜流的代表,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一运动的唯一参与者。在杰克·克鲁亚克写作“无意识散文”之前,就有许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摒弃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比如宣扬即兴创作的爵士乐,以及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创作等。同时,战后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对现有的文化规则持鄙视态度,他们反对社会秩序压抑天性和自我表达。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约翰·凯奇以及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威廉·博罗斯在出版《裸体午餐》之后开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写作,这一技巧和凯奇的“机会操作”技巧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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