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花语：晓康好！看到《诗歌月刊》在2016年10期“头条号”发表了你的长诗《逃亡记》，并被《诗选刊》今年第一期全文转载，满满19个页码的诗歌令我惊叹，祝贺的同时，请你谈一下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

马晓康：谢谢花语姐。首先，我是个内心极其敏感的人，这注定了我适合写一些长的东西。2015年岁末，我先写完了长诗《还魂记》，最早发表在“诗客”微信平台上，网友们有褒有贬。坦诚地说，我是那种在创作中对别人的评价毫不在乎，事后又特别渴望被人关注的作者。那些贬的评价，我确实入心了，好的吸收，坏的无视。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超越《还魂记》的长诗。但《逃亡记》的诞生又不仅仅是为了超越前作而写，它是我内心不得不迸发的东西，不写出来难受。

《逃亡记》融入了我留澳7年生命体验的积累，准备工作大概用了7个月，成型用了2个月。那段时间失眠成了常态，往日的记忆像野马一样在我脑海里踢踏，阵阵蹄声常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对我个人而言，《逃亡记》不仅仅是我的一段记忆，也包含了我回国后对人生、社会的种种误解、对抗或妥协——有太多我不理解的事，却要逼迫自己去接受，譬如人们习惯用谎言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当虚妄成为常态的时候，这种常态又变成了一种物理的现实。总之，我有太多疑惑了。有时，它们会带给我一些思路上的障碍，但更多带给我的是诗意。我从不认为诗意是在赞美花花草草和生活中产生的人和事，人该去感恩、爱、亲近美好的事物，但绝不是沉溺其中以遮蔽自己的眼睛。

在动笔之前，我读了艾略特的《荒原》、朵渔的《高启武传》、高世现的《酒魂》，这三首长诗给了我表达方式的参照。《酒魂》带给我很强的时空感，有东方狂士的洒脱和豪迈。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高世现就是个“疯子”，中国诗歌需要这样的“疯子”，至少现在，我认可的“疯子”不多。《荒原》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时代感和行文的气势，但是，因为精神底色不完全相同，作者里面引经据典的东西让我读起来很难受。我逼着自己读了六次，都没有真正读完。朵渔先生的《高启武传》则启发了我如何用长诗去进行叙事。对了，我还读了杨炼和友友的《人景·鬼话》，那本随笔集写的是他们两人在国外的漂泊生活，尤其是杨炼的文字，激发了我对留澳生活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生命体验的二度阐释。

在初稿阶段，我曾对这首诗有过三种打算。第一种是一气呵成，不分节、不分篇，一口气写下来。第二种是分成三个大篇章。第三种，则是分成数十个小节。无论哪种形式，我都没有想过用大量标题性的短诗来进行拼凑。用短诗拼凑的只能是组诗，不是长诗。

在最终成稿阶段，我才拿给父亲看，父亲马启代是个严格得几乎苛刻的人，他至今没有拿出过长诗发表，但长期关注思考着汉语长诗创作。作为第一位读完《逃亡记》的人，他在结构上给了我一些建议。结合他的建议进行调整后，我觉得整首诗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了。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往往拥有血脉喷张的气魄，却缺乏经验和沉稳。

1600行，对于两年诗龄的我来说，是一次涅槃式的挑战。它让我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也让我更加清晰地明了自己需要做什么来充实自我。文字是自由的，光是拥有侵吞时代的野心还不够，还需要具备细细咀嚼时代的能力，自己要有一副好牙齿和好体力。

这首诗基本成型后，我把它发给了四位老师。其中有三位老师给了我肯定性的回复和建议。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又进行了一些微调。

最初，有一家省级刊物有意愿发表我这首长诗并做“特别推荐”，但要求我删减到800行以内。这对我是件很痛苦的事，就在我要放弃发表时。正值“长河文丛”筹办《长河》，父亲就把我的长诗发表在了大型文学读本《长河》创刊号上。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了《诗歌月刊》主编的通知，准备于2016年第10期全文刊发我的长诗。

与此同时，2016年6月，中国文化出版社为我的长诗《逃亡记》发行了繁体单行本。同年，我因此获得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诗集奖。

2017年1月，这首长诗被《诗选刊》全文转载。我的第一部长诗《还魂记》在《山东诗人》发表后，2015年11-12期《诗选刊》“中国诗歌年代大展”专号曾全文转载过，我还因此获得当年度该刊的优秀诗人。

想起来，我内心对这些感到温暖，满是感动。

2、听说你刚刚获得了来自韩国的奖项，韩国首届“雪原文学奖·海外特别奖”，请问对此你有什么感想吗？

马晓康：首先感谢韩国方面对我诗作的认可，这次获奖实在是意外的惊喜。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国外奖项。

当时我发了四首短诗过去，分别是《迷宫》《在北国，整个冬季我们都不出门》《在盲从大于信仰的地方，所以能绽放的眼睛注定在秋天凋零》和《清晨，在沉沉地喘息》。其中《迷宫》和《在北国》是2015年写的，第一首是写我的无奈感，第二首是在调侃雾霾。而第三首和第四首则是我到北京以后写的，算是我北漂生活中的一些小感悟吧。

至于感想么，只能是鞭策自己继续写下去，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吧。

在我看来，人在不断长大，所有奖项都是过去时，我更关注当下、关心未来！

3、近日从网络上看到你正在编选一本《中国90后诗选》，在你的征稿启事中，我注意到这么一句话“90后诗人写到现在，也该有一本正式出版的选集了！”同时你还邀请了15位风格各异的90后诗人作为编委，这让我感到你有某种巨大的想法，能就此谈一谈吗？为什么你要将出生时间限制在1989-1999？

马晓康：好的。编选这本书，是受到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的启发。在给朵渔老师当助手期间，朵渔老师也多次与我谈起他们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和经历的诗歌事件，他也鼓励我去编这样一本书。正好我家里也是做书的，旗下有“长河文丛”这个品牌，家里人也很支持我。有前辈的鼓励和家庭的支持，我就鼓起勇气来做了。

先从15位编委谈起吧。他们都是我熟识的诗友，除了朋友关系外，也是我在文本上非常认可的诗人。我不是个热衷于研究诗坛成分的人，也不是霸道的学术论者。在我有限的了解里，秦三澍、王家铭、王浩、童作焉应该算是“学院派”吧，他们学历很高，对诗学知识的了解也比较广泛。吕达、牛冲、顾彼曦、郭良忠、梁永周、祁十木、荆卓然、贾假假各有特色，他们的诗歌题材广泛，各有各的审美偏重。比如郭良忠，他是甘肃的90后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甘肃特色的浩大和蛮力，像大漠黄沙。再比如祁十木，他是回族诗人，我们在星星夏令营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偏向于情感与词语的推动，且饱含一种少数民族特有的深情。再比如贾假假，他的诗古意颇重，读来有种“孤雁东飞”的惆怅。阿煜和李龙刚则偏向口语和废话写作。在海量征稿之前，先通过他们推出了一部分视野内的优秀诗人，以确保各流派的优秀诗人和诗歌尽量不被忽视。父亲告诉我，写作要个性，做事要包容。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我之所以这么做，既是为了保持选本中的生态平衡，也是为了避免因审美取向而产生的道德事故。我相信，无论哪一种风格的写作，诗歌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讨厌那些口水四溢或借助性器官胡乱喧嚣却毫无实质的顺口溜和段子体。我曾经听到一位诗人说，“写小说太难了，写诗比较简单，几分钟就能造一首”，这无疑是对诗歌的亵渎。

我期待能通过这个选本，尽量选出90后诗人中不同流派的顶尖的诗歌。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为什么该有一本正式出版的选集了。

在我学诗初期，读得最多的就是90后诗人的作品。第一个系统读的应该是余幼幼。我把她博客里的文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做了大量笔记。在那之后，我又系统地读了王冬、梁永周等人的诗歌。此后，我一直保持着闲暇时阅读同龄人诗歌的习惯。最近，我在系统地读贾假假和刘郎的诗。

在我读过和摘抄过的数十名90后诗人中，他们的写作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应该是余幼幼吧，已经超过10年了。再短一些的也有两三年。90后成长的时代，大学与社会处于过渡期，商业化加剧、互联网进一步进入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呈现新的特征。从时代角度看，我认为90年代出生的人，与50、60、70、80后都不同，90后一代人深受互联网时代影响，虽然信息繁杂，但属于这一代年的思想潮流的涌动比前几代人所经历的都要稳定。9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可能刚刚组建好家庭，而晚一些出生的，还在象牙塔里读书。1999年出生的人，今年也刚好18岁了。再过几年，随着社会角色的变幻，一些人会因为生活而放弃诗歌。但这些人也许已经写出了优秀的诗歌，需要尽快打捞，尽量留存下来以供时间筛选。

我想，趁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还未被社会的风霜打磨干净，对生命的感受还未被生活压力同化，尽可能地保留下这些珍贵的火种。作为一种怀念也好，作为将来学者研究的资料也罢，总归是一种存在。

最后再说1989-1999的问题。

这一点很简单，因为很多刊物在做90后栏目的时候都囊括了1989年出生的诗人。从严格的年代划分上讲，90后应该是1990-1999年。可是从我们的国情来看，1989年，未尝不可以作为90年代的开端，毕竟我们诗歌写作史的一次精神质变，正是从1989年开始的。

4、我也写过长诗，不是前后节气息跟不上，气场脱节，就是写着写着，语境或风格会改变，在你看来，写作长诗必须注意些什么？

马晓康：花语姐姐谦虚了。首先，不管长诗还是长篇小说，想写好，都要付出巨大的心智。写《逃亡记》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和做事，关在家里写了两个月。这期间几乎不和人交往，完全沉浸在里面，创作情绪也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我觉得，能否豁得出去，把自己完全交给作品，是写长诗的关键。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一种燃烧生命的做法。《逃亡记》的创作，让我感受到了生命边缘的存在，我也曾试图挑战它，几次短暂的交锋，我没有败，也没有胜，但我知道，那条边界是没有尽头的，我要继续走下去，直至看清它的全貌——当然，也许穷尽一生也看不到。

简单来说，在写一首长诗之前，一定要认真思考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写长？

二、值得写长吗？

三、如果要写长，你有足够的精神境界去支撑它吗？会不会去凑数？

从文本上讲，一首长诗的气息，离不开几个贯穿全诗的意象。这样的意象是绝不能靠单纯的技巧来拿捏的，需要自始至终地注入情感——也就是生命经验。在我看来，情感储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知识的储备，情感本身在诗歌语境里就拥有一种神奇的创造力。譬如成语草木皆兵，人内心的情感是可以直接影响人对事物判断的，而知识储备不同，尤其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善用百度的人可以快速获取许多知识。

长诗是不能太依赖知识的。如果词语堆砌可以成诗，那我们用“小冰”机器人就够了。而情感可以来自生活，也可以来自读书感悟。前者粗粝，偏向生命质感，后者光滑，更多的是书卷气和艺术技巧。我个人更偏向于前者，因为前者是不可复制的，对一个人独特的文字气息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完整的气息，是很难在长诗中保持语境的。

小时候

5、你父亲马启代是“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曾经做过访谈，他是一位具有独特精神特征和审美个性的诗人，你写诗是缘自父亲的真传，还是后天的培养？就此谈谈你的诗歌创作好吗？

马晓康：谢谢您问这个问题，终于有机会澄清一下了。在我的写诗路上，父亲肯定对我起到了帮扶作用，但他从未手把手地教过我该如何写诗。我们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您知道的，很多大人们说话不负责任，张口闭口就说我模仿我爸，作为一个后辈，我很想反驳，但出于礼貌，我更多时候都保持了沉默。

父亲让我知道了诗歌，但是在写诗路上，简明老师是帮我解开枷锁的那个人。当时我写诗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味地追求简单和随性，写了一批很像诗的诗。简明老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诗歌是要从简的，但从简的前提是你要足够茂盛，假如你是一棵苍天大树，枝繁叶茂，当然可以修剪出自己希望的形状，可如果你只是一株草呢，你又有什么可减的？在这个节点上，简明老师及时点醒了我。随后，刘向东老师给我列了一个100本书的书单，我读了一部分，受益匪浅。他们两位是真正指点我入门的人。《醉酒歌》应该是我在诗歌写作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至少是我开始入门的标志。

在初入诗坛时，因为父亲是诗人，我更容易获得前辈们的关注。这也让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无论是父亲还是我，都没有把发表量作为追求的目标。父亲对文字圣徒般的敬畏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使我对人生和文学都足够警惕。

从2016年8月以后，我来到北京，给朵渔先生当助手。从那时期，我刻意地缩减了诗歌的“产量”，因为我发现，我逐渐熟悉了一些流行的技巧，且很容易博得众人的认可。这种技巧在组诗《山亭记事》里，被我大量运用。譬如《回山东，和王成功一起喝羊汤》《塔顶》等，甚至是更早期一点的《信仰》。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诗是我在时间紧迫时的应急之作。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技巧代表着一种“可怕的套路”，这种套路可以运用到许多素材里，稍加一点小感悟就能复制出许多诗歌。我相信，这种“套路”的繁盛，是诗人集体妥协的结果，是一种让大家既能为自己的艺术停滞遮羞，又可以继续享受荣誉的“默契”。这是我们几代人精神底色的“杂质”之一，针对这一点，曾有幸和沈奇先生进行了简单的探讨，他鼓励我写一篇专门的文章进行阐述。

在韩国，替马启代先生领首届亚洲诗人奖

6、你是2015第八届星星夏令营学员、《中国诗歌》第五届“新发现”夏令营学员，能谈一谈这两次活动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启发吗？两次活动之后，你又获得了哪些成绩？

马晓康：这两个夏令营是我在2015年同时参加的，非常感谢两个刊物的老师所给予的关注。

在参加这两个活动之前，2015年5月，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和山东作协举办的作家高研班，是个短训班，以中年作家诗人为主，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没有任何心理和精神负担，大家都很喜欢我，朝夕相处中，我紧闭的审美生命豁然打开。临近结业，我写出了《醉酒歌》一诗，是我自由奔放的青春激情和艺术精神第一次喷薄而出。父亲说是我开窍的标志。而接连参加的这两个活动，使我真正进入了创作的阶段。

星星夏令营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年轻人的诗歌活动。它让我接触和了解了国内大学生的诗歌写作。严格来说，我那时的写作还是非常稚嫩的，有想法，但实际文本却跟不上。秦三澍、莱明、蓝格子、朱光明、王浩、向茗、任如意、唐萌和祁守仁等等，当时夏令营里好多同学的诗歌都带给我巨大的触动，他们的写作风格不同，所汲取的审美取向各有千秋。每天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听大家聊诗歌。学生有着最淳朴的一面，他们聊起诗歌时是那么单纯、投入。星星夏令营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段时期，我写了《我想擦一擦父母头上的雪》《主，你收集泪水汇成大雨，却不肯睁开眼睛》《大工业时代，请原谅我太高了心跳》《醉卧武胜》等一批诗。

“新发现”夏令营的学员相对较少，苏果而、梁永周、高短短、马迟迟、莱明、拾谷雨、予望、蒋静米、向茗、李空吟和阿布，算上我，一共12个人。其中阿布、予望和马迟迟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又与星星夏令营的那批同学有所不同。李空吟来自云南边陲，他的诗歌里自带一种高原的粗粝感。参加这一次活动，加深了我对诗意的理解，尤其是拓宽了我对诗歌表达方式的认知。那时恰逢武汉诗歌节，雷平阳先生在对话中谈到了一些关于腾冲的抗战历史，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启发。活动结束后，我写了《野地独酌》等一批组诗。

那时的我对诗坛不甚了解，参加过两次活动后，也见到了许多诗人，慢慢了解了国内诗坛。梁平、龚学敏、谢克强、邹建军等老师都是常听父亲提起，却是第一次见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参加“新发现”夏令营前后，我已经读完一遍高世现的长诗《酒魂》了。

也是那一年，我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首长诗《还魂记》，共计283行。并凭借这首诗获得了2015年度《诗选刊》优秀诗人奖。这首长诗写完后，只有我和我父亲看过。首先发表在了《山东诗人》上。简明老师看到目录后，就向我要了《还魂记》的原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收到了获奖通知。这是我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奖。

幸运接踵而至，“诗客”平台转发了我的长诗后，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同年11月24日，泰安大众网邀请我做了一次关于《还魂记》的视频访谈。

这期间也发生过一次让我愤怒的事，说的是一位刊物编辑（现在好像已经调离）。在一次酒席上，他看我没有喝酒，便叫我过来陪他喝酒。我倒上酒，坐过去了。他随即开口问：“你拿《诗选刊》这个奖是靠你的诗还是靠你爸？”听到这句话，我很生气，生活里我不是很机灵的人，当时没想到他会这么问，就愣住了。因为父亲是诗人，我免不了比别人多获得一些关注，但我从未动过要通过某种手段去获奖的心思。随后，那位编辑又说：“这桌子坐的都是编辑，都是大人，你一个小孩子过来凑合什么？一边去！”当时，怒火一下就窜到了脑门，但是，一个文明人的修养还是让我强压着把酒泼到他脸上的冲动离开了，这应该是世上最喜欢信口雌黄的编辑，希望没有更多的人如我这般，受到他无端的羞辱！

至今为止，我不知道这位编辑为何这样侮辱我。时隔一年有余，回过头来再看这位编辑在诗歌上的所作所为，我也不难理解了。公道自在人心，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7、说到访谈，我记得3月份在“作家网”上还看到过你一个视频访谈。你给我的印象是老成持重、若有所思、低调、独立，读你的诗也深深感到你有满肚子的话要倾诉和表达，气场非常足。那你对好诗的界定是什么？

马晓康：不可复制的才华、不可复制的视角、不可复制的生命质感，对于一首好诗来说，必居其一，或者，几者兼有。我这里所说的视角是审美境界下对事物的感受，非技巧层面上对事物的观察切口。

当然，好诗并不是伟大的诗。我们这个时代，好诗太泛滥了。伟大的诗是可以容纳时代的，首先是诗人自身能够容纳，其次才能在文本里容纳。那些靠评论鼓吹的伟大诗歌，或许最多只能沾到好诗的边角。

8、你虽然生于1992年，25岁不能算小孩了，但看起来还有着孩子气。哈哈，你得意时会怎样，失意时又会怎样？对你写诗有什么影响吗？

马晓康：我感到自己生活中找不到当大人的感觉，7年的海外生活，单纯惯了，拒斥一本正经和装模作样。生活中我无论得意忘形，还是失意落魄，最多维持两个小时。写作上，我从没有得意的感觉，失意倒是常有，并很喜欢失意。常有那么一个阶段，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烂透了，随便一个人都写得比自己好。我喜欢这种自虐状态，失意时容易吸收别人的长处，挺过这一阶段就意味着我要提升了。在星星夏令营时，李自国老师说过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大意是你们还年轻，要敢于尝试极端，可以获得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从2015年到2017年，我一直在感受这种螺旋式的变化。现在，这个变化周期随着对诗歌探索的深入在不断拉长。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我感觉自己还年轻，有自己的气息，不着急在短时间内固定自己的风格。

在北师大参加国际诗歌活动

9、就你个人的写作体会而言，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判定等方面，你觉得诗歌对一个诗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马晓康：我觉得它们本该是统一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诗歌里所呼唤的，也必是他在现实中所行的。我个人很排斥姿态性的写作，诗歌本身就不是为了什么而写，内心里的东西，不写出来不舒服。靠玩弄技巧和煽情的巧妙语句，固然能吸引很多读者，但终究经不起时间检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适当的敏感一点儿，能让自己保持清醒。

诗人不是神，不可能绝对全面客观地看待事物,但至少不要盲目。在我的价值观里，滥用“伟大”和“歌颂”的诗人都是可疑的。我认为，现代诗人应该是不断自我反思的人，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才情恣意妄为。新诗至今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在汲取古典传统的审美、炼句炼意以及西方的技巧、观念的同时，是否也该汲取一些西方的信仰精神（不代表一定要信教）和古人面对天地自然与社会百态的立场态度和经验。在国内，我见过许多学佛的人，但真正有佛心的人很少，若没有真正的精神皈依，任何宗教都不该成为人们口头的一种时尚。

谈到思维方式，请允许我运用自己的一段话：

“在凡人的世界里，人们千方百计地钻研着如何好好活着，这使人生变得肿胀，也让他们慢慢害怕自由地活动。尽管那些在规定秩序内的阳光总能照耀出一些鲜花，我们也无法抵挡地对其产生爱慕。可是，鲜花背后不仅有猛兽的威胁，还有更多看不见的腐烂——一直活在阳光照耀下，眼睛照久了，会有盲区。

总有人要去坚守于“活着”之外，在一切走向衰弱的秋天，大多善良的生命都要变成被收获的果实了，所以，我想把这篇拖了近一年的文章和落叶的命运，一起做个完结。其实，一年时间并不算长，如果评价一个人的精神史，却没有另一人的精神史去对话，那将是多么孤独和羞耻的事——我曾因年轻和野心产生过无数急功近利的想法，为此我后悔不已，哪怕没有听众去理解这种后悔，可我知道它存在着，这就够了！”

这段话引自《醉话<酒魂>——致高世现先生》一文。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现实中的挫败感和文字里的成就感是并行的。

2008年在墨尔本MCG，左3

10、除了诗歌、散文写作，你还翻译，还写小说。你的短篇处女作发在2016年4月的《作品》上吧？《在蔚蓝蔚蓝的天空下》，你写了一个市井小故事，却有着不同于你这个年龄的忧思和厚重。难怪这个小说在“90后推90后”的角逐中胜出。你能介绍一下你的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吗？据说在网上和书店还几次售罄。

马晓康：嗯嗯，我对文体没有专一性，至少现在仍然是。《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这本小说是我在2014年6月，回国后开始写的。离家7年，我对国内社会感到陌生，所以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写东西。同年12月，早已“被迫与故乡为敌”的我，又不自量力地经历了一场注定不可能的恋爱，为期10天。这一切都加剧了我的写作欲望。我有太多东西想要说出来。而《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只是其中短短的一部分。

《墨尔本上空的云》是我为我的自传体小说起的总题目，写的是我在国外遭遇家庭破产后，打工和学习的经历。《人间》这一部分的时间线主要集中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我想通过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折射出一个不同于市面却真实的留学生活。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我扮演过很多角色：澳洲高三学生、搬家工人、点卡贩子、走私烟贩、按摩师和砌砖工人。小说里的人物很多，有留学生、澳洲人、非法黑民、与我一样遭遇过家庭不幸的年轻人以及陪读家长等各色人等。

目前这本书在当当网、京东以及部分新华书店有售。因为出版社发行能力有限，未能在全国进行铺货。前几天我查看了一下销量情况，北发图书网和北京新华书店的网店已经售空，相信其他店铺的存货也不会太多。

2017年3月20日，作家网那次视频访谈就是针对这部小说的，目前点击量已超过10万次。

11、祝贺你啊。有人说民国时期具有国内外生活背景的文人多，大师也多，当下90后作家诗人中具有国内外生活背景的人也不少，期待你的不断提升。哦对了，问一个题外话，你喜欢打游戏吗！？

马晓康：当然喜欢。花语姐问的问题真准。我在迪肯大学读书时就读的游戏设计，大学期间我还自己开过传奇私服，获得了相对可观的利润，也因为私服经营问题，被迫卷入过海外私服界的黑客斗争。我曾尝试过用一己之力去独自制造一个游戏。其实是凭借传奇私服的技术进行人工劳力。我翻新了半数以上的素材，自学ps处理了上万张图片，自己设计了一套游戏的故事框架，但很可惜，由于引擎商的退出，和我个人技术的不成熟，我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在我看来，一个好游戏也是一件艺术品。不管是诗歌还是游戏，我们好像都缺少点豁出去的勇气，经不住喧嚣的诱惑，这注定是个粗制滥造横行的时代。更可悲的是，人们已惯于接受粗制滥造，精品很容易被埋没。若换一个说法，今天的人们更喜欢快节奏的事物，逐渐放弃了“慢”的享受。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游戏画面感、动作感的要求提高，但真实的审美水平却在不断下降。

客户端网游《魔兽世界》的衰退就是一个例子。至少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出这样史诗级的游戏，无论是技术还是魄力，都不够。财团们也很难给予长期低回报的投资。DOTA、《英雄联盟》这些竞技类游戏的出现，代表了游戏发展的新趋势，以个人、小团队为主角的游戏时代已经来临。这有点像诗歌发展的缩影，从早期的史诗写作，进入纷杂写作时期，再进入极度个人化的写作阶段，而个人化又被异化为碎片化和功利化。不过，“套路”仍然存在，竞技类游戏也在所难免地成为一种套路。

我坚信，诗歌也好，游戏也罢，当人群的浮躁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套路”时代会迅速崩塌，人们会重新回到寻找史诗的时代。

简评11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