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即将于10月7日在沪开幕。组委会日前宣布，诗歌节首次设立的“金玉兰”诗歌大奖，将授予享誉国际诗坛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届时，阿多尼斯将再度访问上海，参加诗歌节相关活动，并顺访北京。我们将先后推送薛庆国教授撰写的评论文章及他翻译的阿多尼斯新作，以飨喜爱阿多尼斯的广大中文读者。

在当代阿拉伯诗人中，来自叙利亚的阿多尼斯（1930— ），是作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而独步诗坛的。他的诗因极富哲理和思想而显得厚重，又借助想象和隐喻的翅膀而变得灵动。

早在195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最初的诗篇》中，27岁的阿多尼斯就在诗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宇宙与我、与我的自由合一/我们中是谁/创造了另一位？”他甚至还宣告：“我的双唇有真理分娩的阵痛。”类似的对存在、自我、知识、真理、流亡等主题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而叛逆、抗争、撄犯、颠覆、变革、超越等语汇，则不仅是他诗作和文论中的高频词，也成为他诗学观的写照。

阿多尼斯的诗中，屡屡出现一个叛逆英雄的形象：“我宣告‘拒绝’之洪水的来临；/我宣告‘拒绝’之世纪的开创。”“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这样的形象，对于阿多尼斯所属的阿拉伯文化主流而言，绝对是一个异数。在阿拉伯文化中，与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有关的一切，都被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下，成为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天空”；然而，诗人却发出质疑：“为什么，/在我们历史的源泉里，连水的肝脏也长了肿瘤？”他甚至要“戴上葬礼的手套”，为诸神“把脉”，要去“释放大地，禁锢天空”。在现当代阿拉伯诗歌中，这么清晰而彻底地诘问传统、反思宗教的声音，还从未在别人的诗中响起。这种狂傲的意志，既源自诗人对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思想的摄取，也来自他情有独钟的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的滋养——中世纪的苏非大师哈拉智在传播“人主合一”的教义时就曾宣称：“我是真理。”因此，结合诗人身处的文化与历史背景来解读其诗作，就更能领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思想价值。

然而，倘若仅仅视阿多尼斯为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我们就不仅误读了阿多尼斯，而且曲解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这是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其实也不乏争天拒俗、敢破敢立的革命性诗人和思想家。就连被伊斯兰各民族奉为圣人的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当初在信奉拜物教的阿拉伯半岛，不畏万难，传播以平等、公正、和平为宗旨的伊斯兰教，不也是一位开宗立道的革命者？因此，阿多尼斯诗中彰显的叛逆精神和现代性，固然与阿拉伯世界历来占据主流的保守理念实现了割裂，但也与阿拉伯文化遗产中被遮蔽的变革精神完成了对接。与其说他是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毋宁说，他是这一伟大文化最有价值部分的“传人”。     

阿多尼斯的诗往往穿越表象，直接书写最贴近存在本源的事物。生命与死亡，身体与欲望，光明与黑暗，太阳，月亮，云朵、波浪、灰尘、风、雨、雪、水、火等等，构成他诗歌最显著的语汇表。他还凭借卓越的想象力和深邃的追问意识，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概念一一重新命名，以此赋予万物以诗意，并重建诗歌与事物的联系：“什么是祖国？/躺在语言长椅上的身体。”“什么是尘土？/从大地的肺里发出的叹息。”同时，他的诗又不乏对现实的洞察与批判，他在诗中描绘了一系列阿拉伯城市的颓败景象：“在S城，就连风，/也几乎失去了吹拂的欲望。”“试着去注视T城的白昼，/你发现的只会是黑夜。”“在名叫Z城的器皿里，/生长着叫做‘杀戮’的永不凋谢的植物。”可贵的是，这种对现实的深刻批判，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悲剧色彩，堪称“表达个人美学反抗”的艺术精品。

对于诗歌的能量，阿多尼斯也有着惊人的自信：“诗篇啊！你不过是一页纸上散落的几行文字；可你的回声，怎么竟能劈天裂云？”力透纸背的意志，出人意料的语言，丰富而独特的意象，令他的诗往往具有一种预言家和巫师才独有的撼人气势。阿多尼斯以创作长诗见长，其作品也以长诗居多；但与此同时，他也留下了大量格言隽语式的短章。这些寥寥数语的短章看似信手拈来，其背后依托的，却是一位大诗人浩阔的精神宇宙。

在阿多尼斯已发表的近30部诗集中，他尤其珍视以下几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是一部里程碑之作，集中反映了诗人对阿拉伯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并展现了他叛逆传统的精神勇气，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对诗人的精神世界作了较为全面的展示。《第二套字母》（1994）的价值，更多体现为对阿拉伯新诗的实验意义和先锋性的探索。而这一切的集大成者，乃是诗人自视为诗歌生涯巅峰之作的《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本，1995、1998、2002）。这厚厚的三大卷诗集，是他旨在重新审视阿拉伯政治史、文化史的一项文化工程。在诗中，阿多尼斯回到阿拉伯历史的本源，“由阿拔斯朝的大诗人穆太奈比充当向导，在阿拉伯文化的身体内旅行……可以说，这部诗集既向我们阿拉伯历史表达爱恋，同时又在跟它做痛苦的决斗。”此外，在他迄今为止的文化生涯中，还有几个重要的节点：1957年，他和友人共同创办《诗歌》杂志，此后又独立创办《立场》，两刊成为阿拉伯新诗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阵地，对于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功不可没；上世纪60年代，编缉出版3卷本《阿拉伯诗选》，这是诗人以现代性的独特眼光，审视阿拉伯诗歌传统的结果，“它已成为阿拉伯诗歌艺术和美学上的首要参考”；1974年，出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4卷本《稳定与变化》，这部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诗歌史的巨著，被公认为阿拉伯文化与诗歌研究的现代经典。

阿多尼斯的贡献，在于他让阿拉伯当代诗歌走向世界，并让世界领略了阿拉伯文化不为人知的深度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为当代阿拉伯文化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激发了这一文化内部的变革力量。尽管阿多尼斯的远见卓识，尚未引起阿拉伯文化界足够的共鸣，这位注定属于“明日”的思想家诗人，还屡遭停留在“今日”、甚至“昨日”床榻上的人们的误解与非议，但是，公允的论者应该会作出一个判断：阿多尼斯，不仅是当代阿拉伯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一位大师，他还是矗立于阿拉伯当代文化顶峰的极少数巨匠之一。

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诗人，依然老当益壮，保持着令人称羡的身心状态。他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四处旅行，应邀赴各国出席文学活动，足迹遍布世界。他曾经这样提及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不信奉任何宗教，而且长年身处西方，但在文化上，我是归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因此，无论身处何地，他一直对阿拉伯世界念兹在兹，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反思，几乎贯穿于他近年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今日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阿拉伯之春”，正演变成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关于阿拉伯现实和政治的话题，显然是沉重的。

但是，阿多尼斯对这些话题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恰恰体现了一位大诗人、大思想家的本色。在当今阿拉伯文化界，阿多尼斯是极少数堪称“多重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他向来是专制、无能的阿拉伯政权的严厉批判者：“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他也一向批判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沉疴积弊：“在这个文化中，人仿佛居住在一座名叫‘废墟’的宅邸里，生活在一块名叫‘虚无’的土地上。”对盛行于阿拉伯社会的被扭曲的神本主义宗教观念，他也屡屡以隐晦却又坚决的方式作讽刺和抨击：“我把那片天空关进笼子，/被各式各样的猴子围住”；“这片天空是一副马鞍，/不适用于驰骋大地的马匹。”他虽然身处西方，却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西方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虚伪，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殖民主义，是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阿多尼斯而言，最艰难的，还在于他对大众、人民也一直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人民不会犯错’——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你应该持续不断地去质疑、批评人民。”在“阿拉伯之春”运动风起云涌时，他对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也发出了尖锐的质疑：“他们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的‘人民’吗？”

对阿拉伯的民族劣根性、对阿拉伯文化的痼弊有着极为冷峻认知的阿多尼斯，还屡屡提及“阿拉伯人之死”：“有朝一日，阿拉伯语写作将犹如全面的讣文——不仅哀悼语言之死，而且哀悼这个称作‘阿拉伯’的世界！”如此言论，可谓苛严之极，激愤之极。然而，正如一位中国诗人所言：“读到他关于阿拉伯人之死的文字，我对阿拉伯民族反而刮目相看了，因为来自一个民族内部的深刻批判力，恰恰是这个民族还具有生命力的标志；我从中读到的，恰恰是阿拉伯民族向死而生、绝地再生的可能性。”

2009年以来，阿多尼斯多次访问中国大陆，还到访过香港、台北两地。两岸三地与他结识的许多朋友们，都对他身上体现的那种“大诗人状态”（欧阳江河语）感到钦佩。在我看来，这种“大诗人状态”体现为深邃的思考力，直达本质的判断力，言说真理的勇气，以及不屑于“属于某一个时刻”、却又坚信“一切时刻都属于我”的狷狂气质。它源自诗人永远以人的自由、尊严和解放为起点和指归，像儿童那样感悟世界，像青年那样爱恋世界，像老者那样审视世界。无疑，正是这样的“大诗人状态”，才让阿多尼斯如此定义自己的身份：

“跟我相像的，是那波海浪，它不同于任何一波别的海浪。”

本文原载于台湾出版的《印刻文学生活志》2017年第8期“阿多尼斯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