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喧嚣，但已有40年诗龄的王小妮选择了自我放逐到边缘化。在她看来，写诗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读诗也是，度量衡是不适合诗歌的。

　　诗歌也是没有目的的。一旦掺入了企图，诗歌就受到了损害。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曾被摆上神坛，现在也似乎很火爆。但王小妮却认为，诗歌不会消失，也不是复兴，它一直在那里。

　　王小妮1997年出的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这句诗，曾被南方周末用作一个时期的口号。今年她的小说《1966》位居很多年度好书榜的前列，而前年她的散文集《上课记》挑动了读者的心灵。作为一个诗龄贯穿八十年代以来将近四十年的成熟诗人，她是沉静的，在喧嚣的时代自我放逐到边缘化的人，散淡和无为也许是境界，也许是天性，也正好成为她的诗歌之道。

　　余秀华在她丈夫、评论家徐敬亚创办的诗歌流派网活跃了多年，但她也是在微博上看到了其中的几首，她以一种缓慢的性格，对一切热点都不急于下结论。“诗不适用‘度量衡’，一个读者的感受不能替代另一个读者。”她说。

　　她和北岛去年各自不约而同地编辑了一本给孩子的诗，她也给小学生讲诗歌课，但她对此也持淡然的态度：“让孩子们读读诗，跟忽然放他们去草地上疯跑一圈差不多，希望不要把它变成另一个带有目的性的活动。”

　　“诗不适用‘度量衡’”

　　南方周末：你怎样看待余秀华的现象？

　　王小妮：只在微博上看到别人转出几首她的诗，远不能下结论。要看到集子才能感受到一个诗人的气息，是不是鲜活，有独自风格而不芜杂。应该尊重各种各样的人坚持写自己喜爱的文字，各种文字被不同的读者喜欢，是最正常的。

　　南方周末：诗歌走红和诗歌质量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小妮：这二者之间没必然联系。诗不适用“度量衡”，一个读者的感受不能替代另一个读者。

　　南方周末：以你自己为例，谈谈三四十年来写诗与社会关注的关系？你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千年来的写诗与出版诗歌的情况？

　　王小妮：我把写诗看做纯个人的事情，一件私事。从来不觉得一首诗能被准确无误地还原和诠释，也不期待写诗的最初感觉能被另一个人体验到，它必然是一次性的，不能还原的，这种距离天然存在。从这个角度说，它安安稳稳呆在心里呆在电脑里已经很不错，写作者已经独享了写的快乐。有没有人关注，出不出书都无所谓，是另一个话题了。

　　写诗30多年，出过四本诗集。

　　80年代一个小册子。1997年出《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人说现在淘宝上能买到复印本。刚才我也去试了一下。店家说：亲，这本书早绝版了，复印的行吗，复印本27块。

　　既然上了淘宝也顺便问了我另一本诗集《半个我正在疼痛》，也是复印本。这本诗集是华语传媒奖获奖作品的例行出版。

　　最后一本诗集《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是十个诗人评论家丛书中的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听说曾经不拆箱卖，要买就得买全套十本，显然这不是市场行为。

　　快10年没出新诗集了，既然写诗是纯个人的事，不是非要写给别人看，所以我不会自己出钱印书，愿者上钩，没上钩的就不出。

　　今年应该有新的诗集出版。希望它的装帧不要像前面四本那么难看吧。

　　南方周末：你有无经历过诗歌带来的尊敬和嘲笑？

　　王小妮：应该都有吧。不过我不太在意，无论是尊重还是嘲笑。

　　南方周末：诗歌和媒介的关系？

　　王小妮：享受写诗的过程，那种意外，不可预期的，不知道都是什么接二连三冒出来，涌泉一样，这种感觉最后有多少能最准确地写出来，很难说。

　　媒介是另一个问题，个人不能左右，更多的时候我对它多戒备，有人可能愿意追逐它。人和人不同吧。但是我想强调，写诗不能谋生，我个人欣赏写诗的人尽量远离企图，企图一露头，就是毁坏诗的开始。

　　只要出现企图，对诗的侵害就开始了

　　南方周末：你写诗歌，也写小说，你的小说《1966》和你编辑的《给孩子们的诗》都是2014年的文学事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你认同关于中国诗歌的整体成就高于小说的论断吗？

　　王小妮：没想过《1966年》被关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只是一叠手写稿和十一本首发杂志《作家》的样刊，后来扫描存了个文档，错误多得读不出连贯的句子。这本书在努力还原和追溯那一年更深藏于心的细微感受，经历过1966年的人正在逐渐老去，快来不及了。

　　希望《给孩子们的诗》有更多的孩子看到，它被关注得远远不够。可惜这本小书可以做得更用心，更受孩子们喜爱，包括插画封面和后期宣传，孩子们心地干净，被污染得少，需要读一些好的诗。

　　平时很少看小说，看不下去。聪明人太多，笨人太少，在这一点上，哪个行当都差不多。我更看重诗的成就，因为它一无所用，这个救了它，使它相对少地去贴靠世俗，总会有些写诗的人更专注更在意更愿意独守住自己这个偏好，心里想的只是把它做得更好。

　　南方周末：参与南方日报社举办的小学生诗歌节和给孩子们编辑诗歌，你对于诗歌教育的看法和体会是什么？诗歌教育对于改变教育现状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小妮：目前的情况怕是谈不到诗歌教育，就像谈不到素质教育，都是虚幻动听的说辞，现实还是严酷的应试教育。让孩子们读读诗，跟忽然放他们去草地上疯跑一圈差不多，希望不要把它变成另一个带有目的性的活动。只要出现企图，对诗的侵害就开始了。

　　南方周末：北岛编辑的《给孩子的诗》和你编的书名不约而同，你看过他那本吗？

　　王小妮：如果家里有小孩子，会买一本北岛编的书，可惜，身边没小孩子，所以，没有看到北岛编的书。

　　南方周末：诗歌的出版行情真的好了吗？你认同诗歌复兴的命题吗？

　　王小妮：没觉得诗歌的出版好了，即使有准确的数据显示诗集卖得多了几千本，也不敢急着下结论，要看诗集的质量，看读者的品味，阅读的培养一定是漫长的，不可能多卖几本诗集就下判断。

　　诗既没有消亡，也没有复兴。它一直都是在的。

　　南方周末：在这个社会，诗人的地位是怎样的？

　　王小妮：执拗的，偏离的，在角落里的，自言自语的，也许还是常被各种曲解的。

　　南方周末：在这个社会，诗歌何为？

　　王小妮：应该有不同的人写着不同的诗，越多样才能各有所为。我自己今天喜欢有张力有劲道的，这样的诗，可能更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