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许多人依然会羡慕蒙田（1533-1592）写随笔的那种状态。在十六世纪的欧洲，瘟疫此起彼伏，死神随时会来敲门。如果不幸生为女性，还可能会被当作女巫处以重刑。但是，作为一个乡村地主，蒙田拥有祖传的田产和葡萄酒庄，还在当地政府里担任受人尊重的职务，年届不惑之际，他开始镇日沉浸书房，面对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典籍展开思考写作——十六世纪欧洲读书人常见的书籍，差不多也就这些吧。当然，谷腾堡的印刷术已经在欧洲迅速普及，据生前很不走运的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笔供，生活在西班牙某偏僻角落的疯子骑士堂·吉诃德，已经能家藏数百本骑士小说。书籍数量的增长，也带来一些新的担心。英国学者和小说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就曾感慨，随着书籍的几何级数增长，无需多长时间，世间再没人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到十九世纪，斯威夫特式的担忧完全成了现实。在福楼拜（1821-1880）未及写完的长篇小说《布瓦尔与佩库歇》里，两个青年主人公想妄读遍天下书，搞清楚所有的知识。为写此书，福楼拜本人就阅读了上千册各类书籍，但这部小说前后写了八年，直到福楼拜去世时还没结束，成为西方文学中著名的“断臂”之作。二十世纪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1899-1986）曾写过一篇名为《沙之书》的短篇小说。小说里虚构了一本奇特的书，书的容量和页码一直在争分夺秒地增长，读者每次打开它，读到的内容都是全新的，之前的内容已经被淹没在高速增长的书页里。当然，这本书是可以合上的，封面和封底之间的距离，恰似1和2之间，看似只相差一，却可以分出无限多的数字，只要我们能容忍小数点后的位数。博尔赫斯预言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互联网、电子书和手机阅读普及的今日，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博尔赫斯笔下那位被无限之书吓懵的读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就不必再苦读诗书，幻想着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只需植入芯片就行了。作为职业读书人和文学研究者，在知识信息的物质形态剧变，数量激增的今天，我们如何解读文学作品？

在漫长的古典时期，每个文化中的书籍都寥寥可数，少数文化占有者通过解读经书，来认识世界万物，演绎宇宙人生无量数的面相，后来出现的文学解释与批评，其实是解经行为的延续和变奏。而在今天，大数据时代的文本生殖、传播和接受方式，正在改变我们与文本的关系。文本繁多以至于苦海无边，图文视频等综合而成电子文本的迅捷传播，都降低了读者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彼此深入的程度，从前“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式的文学品藻，越来越成为前信息时代的传说，取而代之的一次性阅读、浅阅读成为常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兴奋，多被新工具、新技术、新知识、新媒体、新信息、新词汇……等构成的生活激流代替。因此，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文学批评写作不但要优化和更正趋于固化的文学史和文学常识，传承品尝优秀作品的能力，也特别需要新的见识和修辞，来激活文学与这个时代之间相互滋养的关系，进而升华为当代人类生存意义建构的一部分。

二

从字面上看，“批评”二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判断作品的优劣，一是讲出优劣的原因。这里头道道虽然多，但英国现代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的一句话可说清：“文学批评是有学养的大脑所做的直觉活动。”直觉很要紧，在文学批评史上，一些逞性情，凭才气而发的对作家作品的判断和评析，不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比如苏轼对陶潜诗歌“质而实绮，臞而实腴”的准确评价，比如18世纪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里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之盾的精彩评析，再比19世纪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德·昆西对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谋杀邓肯后麦克白听到敲门声这一细节的解读。准确的判断力，往往也需要知识的支撑。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相互促进。好的判断力，往往需要系统的知识论证；渊博的知识，也有助于良好判断力的形成，当然也有许多淹博的学者，并不具备好的文学判断力。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曾说，那些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艺的人，比如一个好车夫，在描写如何赶车时，肯定不如诗人写得好。因为诗人拥有超越知识的、来自神的灵感。刘勰也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他们讲的大抵都是文学写作非关学与理的一面。相反，文学批评写作则需要各种知识类型，作为他山之石。

这方面有太多典型的例子。比如禅宗公案对唐代开始出现的诗话写作的激发。再比如，现代以来的心理学对文学批评大有助益，最著名的例子是现代欧洲心理学巨擘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参与。如果没有心理学研究的强大背景，我们很难想象荣格能对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做出如下解释：“每当读《尤利西斯》时，我总想起一幅由查理·威廉出版的中国画，画上是一个沉思中的瑜伽论者，他的头顶上长出了五个人的形状，而这五个人的头上又各自再长出五个人形。这幅画画出了这个瑜伽论者的精神状态，他正要摆脱他的自我而进入到自己的更为完全、更为客观的境界中去。”在刚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和神话学等领域的新发现，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拓展，更是众所周知。当然，一套新的知识或理论一旦变为显学，人人得而用之，就可能导致批评写作的模式化和理论上的先入为主。

文学批评写作的知识性特征，还体现为对文献和理论的引用和对文本关系的重新编织。古往今来许多写作者都讲过，用典不当或过度引用给写作带来的弊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如此嘲笑这类批评写作的缺陷：“这正如戴着金表虽然足以显示主人的阔气，却不足以证明它计时准确。”在好的批评作品里，判断和知识是合二为一的，对知识文献的征引，本身就是一种引譬连类的方式。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开篇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中的古人之语出自《庄子·让王篇》，原意为“身在草莽而心怀好爵”，刘勰此处引用它，完全与原文意思无关，而是作为说明“神思”的例证。再比如，意大利当代文学理论家翁贝托·埃科在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文体风格时，曾作了一个十分精彩文本类比：“《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样，迎面给你一句：‘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无论刘勰或埃科，都是对文献的创造性引用或编织。在这样的情境里，原文与新的语境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照亮、相互发明的戏剧化关系。对于批评写作者而言，这种创造性的用典之法或知识联想，难度大而有诱惑力。以异己之文，成就一个更包容、更圆满的自我，这正如蜜蜂采集众芳，来酿造蜂蜜之甜，非高度专注者岂能至焉？让不同知识之间变得通约透明，放射出的新光芒，是所有批评写作者都难免疫的病态的梦想。这大概也属于哲学家康德追究的知识能力或理性能力，即人具有的统摄不同事物和经验，进而形成知识的能力。总之，文学批评对知识的理想处理方式，应是一种新的组合和统摄，而非知识的炫耀或堆砌，按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的话说，它使知识成为一种欢乐。其原创性堪比一个诗人或作家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比喻或故事类型，刘勰给我们描述过知识“欢乐”的情形：“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以文学作品为圆心展开的衍生性写作，也需要追求超越知识推理和知识素材的魅力。首先，作为论说性文字，文学批评需理性和逻辑，却又不能泥于此。按柏拉图的话说，批评家也是被内在于诗的灵感和疯狂卷入的，因此，好的批评是以一种文字的灵性，去展开、呼应另一种文字的灵性，正如一场夏日冰雹，让火与冰顷刻相融。比如，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谈论孟浩然诗歌的独特性时说：“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和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这样的批评语言，精确得令人痛快。

寻章摘句，为写作的推进铺路设桥，有其难度和快感，但作为批评作者，也应采撷生活经验和日常语言的微妙与英华，以此充实文章血肉。比如，明人谢榛《四溟诗话》里有一段批评文字：先说“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这是关于近体诗如何才好的一系列判断。但光说这些“好”还不够精彩，作者接着说，“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这样的批评文字，就不止于判断与知识，而是以身之所历和目之所见，以细微的生命体验，让偏于抽象的判断变得更光亮完满。在批评写作里，这个环节的完成，难度亦可与文学创作本身比肩。众所周知，许多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不仅是贡献了关于文学洞见，更因为文体和修辞上的卓异而具有持久的魅力。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对文学批评写作来说，永远是箴言铭句。

三

前面说过，19世纪至20世纪一百多年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新知识新思想，它们给文学批评写作带来一波波的刺激，催生了需多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样式。而现在，文学批评的处境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年前，德国现代语言学家卡西尔说过：“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宇宙。”置身信息化时代，小小视窗便可观世界之大，可通往无数之书，可谓一本电脑在手，而浩荡之色极目。文学批评写作，也需要克服现代生活世界的迷雾，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文化能量，涵养新的元气。

首先，比起前网络时代，今天的文学批评写作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种超级的包容和消化能力，它不但要面对文学文本数量的增长和变幻，还得面对空前芜杂多元的知识和变幻迅速的措辞。质言之，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纯文本”，它必须学习如何举重若轻地应对来自“超级文本”的压力。

其次，文学批评写作需应对新的文学形态。在各种数据技术的刺激下，文学作品会具有新的特征，比如，十八九世纪欧洲小说中流行的书信对话，在今天的小说中可能会变成qq或微信对话，作为一种新的即时书面对话形式，今天的小说家可能会在其中发掘出与曹雪芹、卢梭、海明威或伊凡·克里玛的作品有明显差别的对话魅力。再比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文学写作中可能会有人工智能形式的介入，由此引起的文学革命，可能是划时代的。而围绕着诸如此类新的特征和现象，文学批评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必将有新的工作展开。

最后，文学批评写作也有以不变应万变的一面。无论语言的物质载体如何变化，只要人类还用语言来表述、建构自我和世界，语言就天生地含有文学化的基因和力量。文学批评写作，一如既往地需要面对文本的回廊与迷宫，面对语言无穷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包容的人世的复杂和人性的幽深。批评者有时需将复杂的文本简化为一张图纸，出口显而易见；有时需探看潜藏于文本水面之下的鱼龙与深壑；有时需要破石求玉，在芜杂中萃取精华，阐发一字一句之警策。虽然语言记录、编织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让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失效，但也带来了无限的信息和知识便利，这给传统的文学批评写作路径提供了更多发挥的余地和灵感的源泉，文学批评的判断和修辞，可以借此获得更为多元的参照和能量。

总而言之，无论谈论的主题和处境如何变化，文学批评写作终究是一种写作。不管是对待古典文学文本还是当下新作，不管它追求星辰满天式的周全，还是孤霞捧日式的独拔，理想的批评既需要探骊求珠的纯粹与别才，也需要攒杂成文的旁通与海涵。如此，才能越过各种面目的庸见和意志的桎梏，从芸芸众生的混沌中顿悟，在文字的珠玑中吐纳洞见。而绝妙阐释后的文本，则像路标清晰的归途，指引途失路者站回故乡的山岗，近景远景，今生前世，百感交集，似乎回到了与世间初识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