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种移情。—秘密的﹑固执的﹑有节制的移情。它是一道除法—除去多余的修饰﹑空洞的意象﹑四溅的口水，做到准确﹑简洁的还原心灵。它是一场精神旅途中的遭遇—在生活﹑自然﹑时光突然的照耀之后留下的安慰和宁静。这是我读过张牧宇诗歌文本后深切的感受。如今是这样的年代，读得太多而没时间欣赏，写得太多而没时间思想。这是王尔德当年创作时候最大的感慨。因为阅读和思考，张牧宇的诗歌文本就有着探究的必要。

    诗歌本质上应该是对世界去向以及我们自身处境的深刻认知﹑改造﹑修正和探索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个体观点的变化﹑生存的反思以及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这些似乎都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即：（1）精神与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谁才是世界的本质，或是谁才是世界的本源。（2）精神与物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人类作为有思想的高级动物，他主要的生存任务在于更多的思索如何改变世界与创造世界，从这个层次上讲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也是改变心灵世界乃至物质世界的良好工具，作为上层建筑的部分，诗歌精神与诗歌精神诉求就是诗人对社会，对苍天，对自然发出的内心的声音，是诗人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体现。是诗人在触景生情或是偶遇精神思维的或悲伤或欢喜的生活状态下抒发出来的对物质世界，对蒙尘世俗的或悲怜或愤慨，抑或是歌颂吟唱的贴近生存的真实。

    诗歌的创作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诗人在莽苍宇宙存在过的痕迹，这个是从对文学艺术的真诚认知上来表达的，诗歌文本是诗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体与世界发生微妙的载体，是我们进入宇宙并以独立姿态存在的平台，是我们深入的进入宏观奇妙世界的媒介，通过诗歌的创作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落有了自己真实的意义。诗，这个词有种精确的含义，它意味着真正的生活（法国当代诗人贝阿占语）。肉体是我们维持日常生活的支撑，是保证我们作为有生命个体的必须，而精神是我们依附在肉体之上的灵魂火炬。精神境界的高低决定了我们人格的优劣，也就决定了诗歌文本的深度﹑广度﹑厚度，以及我们诗人灌入文本里的思维与探究扩展的空间维度。在这个广袤的宇宙空间，思维与精神的花朵永远是洁白而神圣的，它们始终盛开着一种无名小花，而这朵小花最终完成的是对我们精神活动的清算。

    考察一个诗人的创作文本，呈现一个诗人的文本高度，占领一个诗人创作的精神高地，我们必须首先面对他（她）在文本里展现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他（她）在文本里映射出来的精神诉求，那包含着诗人想说的全部的语言，是贴近泥土的馨香，是诗人生命的再复活。人非圣贤，都吃五谷杂粮，本身都蕴含着七情六欲，就都会有精神诉求。精神诉求就是人类对于世界的呼喊，是灵魂的膨胀，是思维在瞬间的灵光突现对于世界的多重要求，是对精神良知的深刻感悟后发出的呐喊，它是大脑劳作后的高级产物。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层次由低到高。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求取而代之。而诗歌创作作为站在肉体需要之上的精神需求，是在满足了肚腹和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创造工程，诗歌创作永远是站在精神之塔尖顶上的灿烂明珠，光彩照人。认识一个诗人的前提首先是在某种历史时空的隧道里偶遇到了她的文本，诗人要靠文本说话，这就像是长发是女人的身份证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文本都代表一个诗人说话的声音。我们认识了诗人的文本，体悟到里诗歌文本里诗人精神诉求，并站在一定程度的哲学认知高度或是使得平常琐碎的生活泛滥着朴素诗意的体验之上后，进而在内心里承认了这个诗人的创作，听进去了她的声音，而后就会像《庄子·大宗师》里说的：“道遇，相视而笑，遂成莫逆之交。”我与女诗人张牧宇的相识缘于诗歌，可以说是诗歌的牵引，我在文本里看到了精神世界的张牧宇，也在某个下午的时间里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她，她和她的诗歌都已经深深的给所有相识的人铺开一张美丽的生存画卷，使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她文本里的精神诉求。

    张牧宇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走进诗歌领域，并以诗人的身份走进了诗歌的现场，进行着作为诗人的精神呼吸，那一张一合之中蠕动的精神诉求奔跑而出。纵观张牧宇的诗歌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她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生活真实的记录，对于流年的描摹乃至于对人生百态的反思与内省，她试图通过文本的变化和创造推进精神世界的车轮。而她诗歌里的精神诉求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时代的痕迹，诗歌与诗人终究都是时代的产物。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曾以其动人的魅力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都能时刻感受着诗歌带给我们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再是肤浅文字上的认知，而是上升到哲学乃至艺术的境地，成为我们生活与呼吸的必须，我想诗人张牧宇更是把诗歌创作当成了不可名状的生命认知。鲁迅先生当年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并毅然做出“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他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 同时他又强调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化偏至论》)诗歌作为古代六艺的其中一种越来越抵达着艺术的真实心灵。

    记得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激进和理想之梦是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症候。而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们则相对的轻松、幽默与戏谑。历史赋予这代人必定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他们非常幸运地能够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而90年代出生的人（具体指80后一代）理所当然而且必然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应该深刻感知着社会的巨变，他们应该秉承着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因此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也应该既能够敏锐地感知时代，又能和时代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而不至于脱节。

    张牧宇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生活的处境有着80年代出生人的所有雷同，但这里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体验，比如被人熟知的和父亲到梨树乡下插队，她对生活过的时代有着普遍的认识。但是她的诗歌创作却起于90年代，毋庸置疑，在文本的架构建设与思维搭筑上都或多或少的带有90年代生活环境背景的标签。时代的大潮，多元的艺术生态，全球化的侵袭，不容分说的把那个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创作推进一个统一的视域内。但他（她）们却以差异化的表达，个性鲜明的面貌与姿态，以视觉的方式彼此在演绎着他们一代人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诉求。张牧宇则从集体主义的症候中摆脱，转而寻求个人自我生存经验的表达，并试图在艺术与人生、生活与梦幻、理想与现实的诸般缠绕和困惑中为人们提供一份清晰的视觉答案，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意义追寻和终极关怀这一点上，她始终都保持着一种默契和从容，即她的艺术创作是比生活中更真实的存在。她以独有的表达方式，彰显出都市人的生活情态、生活心态和生活场景。而都市人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在她那里相互生发，也使她创作出了风格迥异的诗歌艺术作品。

    人类的心情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浮躁，精神变得越来越空虚，心灵逐渐的变得茫然，以至于在现代的繁华和喧嚣中自我失却。张牧宇的诗歌文本却以追忆、寻觅或梦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渴望，以一个女子或浪漫或忧伤或欢喜或怜悯世俗的小情调细腻的玩味着生活的真实，呈现着都市人对自然的依恋情感及对已逝去的诗歌精神的守望，她希冀透过文字的飘忽、朦胧、空灵、魔幻、通透来切入当下并涵盖现实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都市空间，坚守着她自己的诗歌立场。

    透过张牧宇的诗歌文本我们轻而易举的知道，她对于诗歌热忱的爱恋，对于世界深情地表达。鲁迅先生说过，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既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扬朱无书。我们的诗歌创作无疑都是浸透着生命精神的眷恋，所以于耀江先生在评论文章里说到张牧宇的诗歌创作是无意识的创作，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鲁迅先生的观点可以达成一致，存在着某种创作观念上的共知。张牧宇的这种无意识的写作也可以说是爱到一定境界后的情不自禁，也许连她自己都难以明了这段诗歌情缘，而作为诗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因由呢？

     先让我们看一看张牧宇的诗《风筝》：“须为我的多情/付出代价/风吹过池面/凛冽的痛/我在走错的路上/执著独行/前方水天一色/可我等待云开雾散。”她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由，空灵而又舒缓。很随意，很自然的语言形式，很直白很朴素的情感诉求，但这种文字之外的巧妙的组合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起码已经打动了我们日渐风化的内心世界。诗歌之中存在着明显的痛感与生活的质感，标题与诗句之间存在着变幻的张力，诗句中没有一句提到风筝，却在表达着风筝的内心想法，这就让我想到了徐志摩的名作《偶然》的创作。这首诗歌给我们深刻的辩证认知，一个蕴含深刻道理的哲学概念。而这只风筝断线的飞翔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比喻，她内心对于脱离痛苦的向往，对于美好生活的追忆，是她自己的精神诉求，也同时反映了他们那代人的集体意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指出：“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类特性，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结合马克思字面意思的话我们再去咂摸张牧宇的诗歌文本自由舒展的特性便可清晰明澈。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是纯洁无暇的，因此才能把对现实感受的直接反映诉诸诗歌精神，通过诗歌表达抒写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诗歌《不能更深的叫醒月光》里：“我不能更深地叫醒月光/不在离别的时候说惆怅/我已经长大了呀/不能在月光下/泄露这一生的爱与绝望……我不能更深地叫醒月光/清晖使心伤，满目怅怅/不忍想你温暖模样……”多么童真的表达，多么美好的生存向往，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张牧宇，像是触摸到了海子执着坚毅的笔杆，他们的内心饱藏着一个多么广阔的草原，他们精神的诉求变得深刻而崇高。

    诗人认识到自己作为诗人存在的本真意义，对于诗歌的热爱要深深的埋藏在心底，而不是满世界的去叫嚷，那些对于诗歌的爱与绝望，那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爱与绝望占据着诗人苦难的心灵，也占据着诗人鲜为人知的精神领域。于是我想到海德格尔所说的：“精神既不是空空如也的机智，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又不是无穷无尽的知性剖析，更不是什么世界理性。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有所知的决断。精神是对在者整体本身的权能的授与。精神在哪里主宰着，在者本身在哪里随时总是在变得更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不可以说诗歌的精神就是诗人的精神，诗歌的精神诉求就是诗人彻底的精神寄托？它既不是黑格尔式的外在于人的绝对理念，也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就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全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不可测度性，它关联着人的激情与梦想，追求与失落，欢乐与痛苦。

    诗人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名合格的演员，真正激动了别人，才能使我们激动，真正发怒的人，才能使得我们发怒，并要求感情宣泄：通过悲怜或恐惧以完成这类感情的宣泄！且让我们看张牧宇的《九月的最后一天》：“九月最后的一天，我停顿下来摸到内心，让我不忍想到离别。离别被左手牵着，被孩子牵着，被我们牵着。牵得心生生的疼痛。九月最后的一天田野多么荒凉，所有庄稼退去红颜而奉献的果实多么饱满/让一切裸露。看到土地，看到原野上那棵孤单的树/看到我们的内心，被空旷的疼痛装满。”这是张牧宇为去世的吉林女诗人左手写的悼念诗。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疼痛，内心的纠结而又无可奈何的伤感。都说诗人是长有羽翼的神，而此刻却只能用短暂的诗行来慰藉一个远走的灵魂，诗人毕竟不是神明，但是却不见得都和张牧宇一样有一颗悲怜的心。

    《陪你一起去看草原》之中：“亲爱的，这所有的羁绊，所有的/关于这世间的虚伪和谎言/轻轻的，轻轻的/放在尘世中，我要陪你/一起看草原．我只装满/爱情，和足够我美丽的容颜/我只为你，打开从未说过的语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张牧宇的诗歌文本是安静的，不事张扬，它内敛、流畅、朴素、自然、纯粹、直接、通透，直接抵达诗意的本质。

她的诗歌《天天天凉》《雕刻时光》《胭脂扣》系列组诗无不彰显着她独特的诗人气质，折射出优美的诗意之光，那是诗人的精神品质，而精神诉求则是她诗歌文本的内核，是她对于生活与生活中的现实真正的思考与思量。我在她的诗中看到了一个有着丰富的情感和健康人格的诗人。在她细腻精致的或叙事或抒情之中，加入一些微妙的细节，内心隐秘情感的偶然闪动，让她的作品充满了诗意的灵性。她诗歌中的语言简洁，明了，充满了情感的韵味，在她简明的语言之下，诗情具有了延伸于语言之外的能力。读她的诗歌文本真像是陆机在《文赋》里提到的那样：“虽一唱而叹。固既雅而不艳。”

    张牧宇的有些文本都是女人内心世界的反衬，是生活情感的作料，也给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的光华，这也更符合她的身份特质。诺瓦利斯说：“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找到世界的本意。浪漫化不是别的，就是质的生成。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我们可以把普遍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也是浪漫化。

    写到这里，我们不无悲哀的发现，在功利的时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在世俗人的眼里越来越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而被边缘化。人们在物质欲望和技术工具控制下的日常化生活中变得麻木不仁，内心结满了厚厚的老茧。诗人很多已经丧失了麻木的秉性，变得中庸而失去独立的精神姿态，而从这个意义出发去剖析张牧宇的诗歌文本则更有实际意义，起码她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坚守，一直在不断的时代变化中修补自我的精神诉求，不断的完善自我诗歌思想，她的诗歌文本再也不是以往的小女子心底的顾影自怜，哀怨自伤，再也不是阿赫玛托娃前期诗歌作品抒发的个人情绪，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方式的精神诉求。

    诗歌实际上应该是承受，生活在跨越世纪的年代中，诗人们总是能感受到无法诉说的伤痛，在诗歌里张牧宇找到了思想扩散的途径，诗歌慰藉着她的精神，她吸收着诗歌的营养，她始终没有丢下诗歌的生命气质，精神的思维和知识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精神的诉求，这种诉求带有某种诗人自我的目的性，那就是更加真实的接近诗歌的本源。张牧宇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把诗歌当成一生的梦想去完成，那就需要精神的支撑与时间的滋养。

    张牧宇的精神诉求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情感精神和建设态度，这些似乎也就决定了她未来的文本走向与创作道路，我会一直默默的祝福并期待着……

作于长春商报社

2010—10—25初稿

10-26二稿

——张牧宇诗集《我不能更深地叫醒月光》（中国文联出版社）研讨会发言

董喜阳，1986年生于吉林九台。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吉林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从事酒店管理、媒体、期刊编辑工作多年，兼事美术评论和策展工作。诗歌、随笔、评论散见于《作家》《大家》《延河》《芒种》《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方文学》《中国诗歌》《星星》《诗歌月刊》《散文诗》《中西诗歌》《读诗》《常青藤诗刊》（美国）《北美枫》（加拿大）《澳洲彩虹鹦》（澳大利亚）《人物》等刊物。入选多个诗歌选本、年选。获过诗歌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日文等。居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