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诗歌的审美维度—— 以诗人蒋三立的文本为例

—诗歌的风度在哪里？ 
　　在社会转型和商品经济冲击的当下，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的流失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坚为此感叹和警告说：“诗人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稀有动物，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将使人类丧失记忆，丧失想像力和创造力，最终丧失掉存在的意义。”
　　作为有“诗之国度”之称的中国，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失去对诗歌的忠诚，为什么不再关注、品味和追寻曾经热爱过的诗歌，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不少诗歌创作不是朝向人类灵魂的终极指向，而是停留在表层上、停留在个人瞬间的情绪体验，诗人失去了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热情和勇气，只是贪婪地挥霍书写文字的快感，舍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挖掘人类社会中不可预知的存在，没有毅力和智力把感知灵魂的精神空间拓展得更为博大和深远。这样的诗歌缺少一种心灵的震撼力和穿透力，呈现更多的是一些较为极端的伪情感，是个人或者是小圈子、小集体“画地为牢”式的体验，没有把诗歌创作隐秘的心灵冲动凝炼出一种强大的穿透力，升华为集体记忆，从而引发大众情感的共鸣。在此情景下，“诗歌无难度、无标准”的声音开始浮现。诗人贬值了，像萝卜白菜一样普通，与常人无异。尽管还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潮”、“诗海”，但一些人攫取的是诗人的桂冠，着眼的是诗人的荣光，却没有意识到“让诗歌把你的耳朵叫醒”（林莽）的责任。更有甚者，一些诗歌过分追求所谓的现代主义却又不知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过分追求“先锋”或“新潮”的符号能指却又不知道这些艺术的深刻所指，忘记了诗歌与读者的血缘联系，严重脱离了人类共同体的情感族系和思想谱系，失去了艺术最为本质的东西，再加上大量伪劣作品的出现，这些似是而非的模仿作品造成了诗歌创作的混乱局面。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今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样的诗歌没有反映出时代面貌，没有表达出大众心声，没有展示集体的力量和历史壮美，当然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和欣赏。正因为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追求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认为：诗歌应当“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什么叫“合为时”？就是要与时俱进，即诗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民生。
　　反观当下中国诗坛，不少作品过于炫耀“技巧”，喜欢设置“阅读陷阱”，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没有美，这种“五无”诗歌，实现了诗歌创作的真正“自由”，但也丧失了诗歌文本必须所具备的美感和审美价值。一些作者写诗，一天写一首、甚至好几首，不断成批量、重复地生产文化“快餐”，使原本呕心沥血的精神产品变成了一堆堆文化垃圾。试想：当下的诗作者有几人的写作有过贾岛式的“推敲”、有过“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的痛苦体验以及“吟成五百字，用破一生心”的自觉追求？
在这种浮躁和杂乱状况下，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诗，却鲜有写作者对于诗歌的本质、韵律和美感进行不懈探索的努力，也没有意识到诗歌在表现各类情感的同时，应该形成一种对生活和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问！不少写作者喜欢玩形式、玩情感、玩语言，既不懂闻一多的“诗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章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又不懂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所说：“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趣，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既不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种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又不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诗歌成为日常生活中轻薄的点缀，没有伸入自然的核质和人们的灵魂。诗歌丧失了至真、至善、至美的品质，丧失了应有的典雅、庄重和高贵，诗歌失去了应有的风度。
　　那么，诗歌的风度在哪里？在我看来，诗歌的风度是人们精神的筋脉，是缈远的苦难意识的复活，是生命的旗帜和光明的导向。与其说它是一条未知的小径，毋宁说它是一个可探的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这种风度使每个有激情的人似乎都与另一个历史的或者想像的时代有联系，只有在那里他得到激发他活力的形象。因此，这种风度既可以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的从容和淡定，又可以是李白《静夜思》《赠汪伦》式的纯净和隽永，也可以是杜甫的“三吏三别”式的深沉和灼痛，还可以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的真挚和厚重。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声音可以喑哑，但诗歌的力量总是像河流一样涌动；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韵律就会像阳光下拔节的水稻，清脆动人，余味无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皮肤就会有着青铜的韧劲，随大地一起呼吸；有了这样的风度，诗歌就会得到关注，赢得尊敬和推崇；有了这种风度，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就会像小草对春天的热爱一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不仅可以打磨一个民族的气质，重塑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可以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经验，成为精神的粮仓和心灵的慰藉。
　　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风度就是人民诗歌的风度。人民诗歌就是叶芝追求的“始终富于灵感，并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就是希尼强调的“诗歌应当……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像，并使历史复活”。人民诗歌是在将要发生的和我们希望发生的之间的夹缝中，抓住大家一时的注意力，它的功能不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心慌意乱，而是让我们凝神观照，看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让我们在诗所表现的生活中参照现实，有所领悟，“让黑暗发出回声”。人民诗歌极轻盈澄澈的语言就像穿越生活而不停留于生活的泉水，描述自然但又不仅仅是自然，把啜饮的源头直插入希望或者梦想的云层，让前来取水的人从自己的彼岸看见自己在晨光中的倒影。
　　人民诗歌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沙中楼阁，而是来自大地，来自人民的心灵，来自古老的传统，但又不囿于传统，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扬弃和提升。人民诗歌的集大成者是《诗经》，作为几乎是集体匿名的创作，那些无名无姓的诗人，率真而为，动情而作，张扬人性的善、情感的真、生命的美，他们物质上的生命早已消失，但精神的生命连同诗歌的血液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这样的诗歌与名利无关，与浮躁无关，与花哨的形式和技巧无关，这是人民诗歌的本质所在。本文试图以湖南青年诗人蒋三立的文本为例，对人民诗歌的审美维度进行还原性的解读，以求教于方家。
 
　—思想的深度：历史纵深感与时间的重量 
　　人民诗歌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思想性，即通过诗歌的触须伸入历史的腹部，使写作的意义在时间的长廊中穿行。此时的诗歌，有如阳光下的水珠，闪烁琥珀的光芒，令人想着先人们在久远的村庄，以风洗面，捧起河水感知大地的温暖和时节的变化，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不断呈现。诗人从人民中走来，沉郁地守候着春秋的河道，安居两岸，凝视风沙从河面上飘过。在历史航道的另一面，一些被生活抛弃的人，面黄肌瘦，苦心支撑着桨舨，在河流上漂泊挣扎，时光的歌谣和渡口的号子渐行渐远。木制的巨型水磨坚韧地传递着时间的心跳，清雅的民谣朴素地诞生在布满油菜花的河畔。劳动者的旗帜在山岗上飘扬，悠悠天空下是劳作者发出的声音，或歌或吟，或跳或舞。这是人民诗歌联结历史的纽带，是先人们粗犷的胸脯、诗歌的火焰和汗湿的手，昭示时间的重量。
　　湖南青年诗人蒋三立自觉追寻人民诗歌的这种精神余脉，他的创作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执著、严肃和庄重。他的诗歌跟大地联系在一起，跟人民联系在一起，跟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春天是在死亡和生长中成熟……在物质占领不到的博大空间/弥漫着一种力量”。（长诗《永恒的春天》）
　　如果说自然的力量和季节的替换让诗人在本我的写作中细腻地感受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么，对自我的审视和对灵魂的拷问则使他的诗歌进入哲理的境界：“没有更深的夜色/能把我像泪水一样抹去”。（《在冬天的房子里读画》）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开篇所讲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蒋三立的诗歌之所以有此“高格”境界，是因为他秉承《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创作理念。鲁迅认为，“诗言志”者就是要求诗人“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即诗人的心灵应享有充分自由，与自然界的虫鸟林泉保持和谐、统一，从而自由地抒写主、客观世界。诗人只有在保持心灵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使其诗如山间春笋，应时破土，若林涧清泉，自然流泻。所谓“至诚之声”、“温煦之声”，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呈现出来。
　　诗歌是人的灵魂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灵魂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的品格。诗人的心是赤诚的，他的创作有着强大的时代背景，反映诗歌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人民生活最本质的方面，表达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历史期望。蒋三立试图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温暖着人类受伤的心灵，使诗歌的魅力与创作者的人格魅力合二为一，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如此，他把自己视为河流中的一滴水，用一双发现精神的眼睛，对平凡生活中美之闪光及时捕捉。他有着敏锐的审美直觉，有对平凡生活中所蕴涵的美的敏锐的开掘能力，有对生活细节中所孕育的闪光点的及时捕捉和表现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即便是一件《旧衣衫》，诗人也有深沉的感悟：“更多的想想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而逝/只有那些带痛的疤痕/长伴在身”。
　　与此同时，蒋三立总是以一颗感恩的心，对时间进行深情的触摸。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意义，只有思考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重量。因此，时间的观念在蒋三立的文本中不仅表现出对家园深切的眷恋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更象征着一段记忆，一种情愫，有着铭文般的质感，让人看着炊烟从贫瘠的大地上升起，想起古老的歌谣消失在时间尽头的河流里。就这样，岁月的艰难和时间的重压像秋天一样催发诗人的情感发酵成熟：“总觉得有一种东西/把我们鲜活的生活压制风干成枯死的标本/文明而又孤独”。（《坐在车上看掠过的风景》）这样的生命体验，既是诗人个人的，更是人民大众的。而这，恰恰是人民诗歌的深意所在。
 
　—精神的广度：时代使命感与人文的闪光 
　　人民诗歌不仅要有思想的深度，更要有精神的广度。这就要求诗人应当肩任起时代的使命，应当具有人文的闪光。诗人的使命感和人文关怀在于，面对邪恶要敢于直面揭露，面对弱者的遭遇要给予足够的同情。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团火，燃烧诗人的情愫，激发诗人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即使面对一潭死水，也能激发诗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忧伤的时候更要站在高处眺望前方……/即使冬天，大地也会一片葱郁”。（《冬天的树林还在挂着果子》）
       冬天原本很寒冷，很萧瑟，很颓废，可是，蒋三立并不惆怅和失望，他怀揣的是雪莱式的憧憬，着眼的是树林里的果子，这果子既是当下的希望，更是未来的种子，是风雪淹没不了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当无意中望见的悬岩上的一棵小树，诗人曾卓就能感受到：“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有了这种灵光，面对平常的黄昏，臧克家眼里就能流出人文的温情：“牛，咀嚼这草香，颈下的铃铛，摇得黄昏响。”这就是诗意，就是精神的广度。像河流一样，这种广度有许多表现层次，或惊涛拍岸，或宁静如镜，或汹，或止，每一次都是一次惊人的发现，每一次都不由你不产生心灵的震颤和情感的共鸣，不由你不惊服于诗人丰富想像力和伟大的创造力。
　　请看蒋三立的《祝福》：“我吐出的鲜血比月光更明亮/那月光比我的鲜血更宽广”。这样的诗隽永清新而又含蓄蕴藉，它感动自我而又动人心弦，它激情澎湃而又余味无穷。它是瞬间的顿悟，是灵感的爆发，更是诗人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的彰显。正因为诗中张扬了这种美，才引起无数读者对诗的神往和虔诚，才有了诗歌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也才使诗歌真正成为文学中的奇葩，艺术中的艺术。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十分推崇“透彻”的、“跃出诗外”的诗。他说，“要写诗，要写一种本质是诗而不是徒具诗貌的诗……诗要透彻到我们看之不见的意义，而见着诗欲呈现的东西；诗要透彻到，在我们阅读时，心不在诗，而在诗之‘指向’。‘跃出诗外’一如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跃出音乐之外’一样。”这段诗论与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相类似。不过，司空图在诗论中所说的“味外之旨” 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禅宗。中国道家语言符号特别重视语言的空白，讲究虚实结合。写下的语言是实，未写下的语言是虚。所以庄子有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事实上，无论是艾略特推崇的“跃出诗外”的诗，还是司空图垂青的“弦外之音”的诗，其意指向，说到底，就是诗歌的精神广度。这种广度很大程度上在时代使命感和人文的闪光中得到验证：“一首歌唱到今天已不能再唱/一段情空荡荡/存留在高高的精神实处”。（《往事》）这样的诗，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间，让读者在感动之余，也参与诗歌的创作。而读者的创作既是匿名的，又不寻求媒体发表，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心灵体验和情感触动。这种“自娱自乐”的集体创作回归了《诗经》的传统，丰富诗歌的表现力，拓展了诗歌的心理空间，推动了诗歌精神旅程的深度延伸：“在一幅画前呆看/仿佛自己就是墙上画中的人/一动不动/整整一生挂在时空和灵魂的边缘”。（长诗《焦虑》）
　　由此可见，人民诗歌的精神广度不仅可以呈现于时代使命感的宏大话语中，也可张扬于诗作者个人的私密生活中，既可以是理性的思考，又可以是感性的行为。无论是焦虑、困惑、彷徨，还是喜悦、激动、兴奋，都是普罗大众的情感组成部分，都不容轻慢和忽视，惟如此，诗人才能创造出深受读者欢迎、引起大众共鸣的震撼人心的诗歌作品来。
 
　— 诗意的密度：底层视角与叙事的张力 
　　人民诗歌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充满丰沛的意蕴，其诗意的密度主要通过底层视角叙事的张力来镜显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叙事就是底层视角的最好例证，它展现的诗意对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杜甫始终关注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杜甫的底层视角是人民诗歌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蒋三立继承人民诗歌的优秀传统，积极投身于生活的洪流，去感悟，去发现，去创作。由于时代的变迁，一个老站废弃了，诗人从底层视角出发，以小喻大，为逝去的岁月连同那一段沧桑历史唱出一曲深沉的挽歌：“我不相信这个小站也会衰老/一切会这样沉寂/那些在远处飞速开动的火车/震动不了偶尔路过的人/的心”。（《老站》）
       当喧闹的生活在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诗人既不回避矛盾，更不置身度外，而是真诚面对，站在更高处，倾听心灵深处的渴望。诗人抓紧经验中锋锐的张力和遽跃的节奏，让力化的片断演绎诗歌的秩序。在创作指陈上，诗人追求诗意的密度；在语言策略上，诗人有着独特的美学主张：他忠诚于自己对于时代的深刻观察和细腻感受，更忠诚于自己心目中的诗神。因而，蒋三立所写的诗歌文本简洁明晰，意蕴丰沛，含蓄有力，努力重视内心的开掘，且又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极力避免空洞的说理、抽象的议论和无病的呻吟。他的文本追求抽象思维形象化、思想知觉化，尽可能地把思想感情寄寓在活泼的想像和新颖的意境中，显示诗歌的韧性和弹性。
　　蒋三立的诗就有着这样的密度。他在中国古典诗词和优秀新诗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从底层视角出发，通过叙事张力的表现，还原了诗歌的“歧义性”、“丰富性”和“纯粹性”，大大拓展了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比如《五月的花朵》：“五月的花朵/开在寂寞深处/园子空了/花朵的心也空了”。这样的诗气韵生动，其文字的骨、脉、筋肉与诗人的血液共同承载着诗歌的意义，这意义融和在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宇之际，澄净明亮，没有杂质和阴暗。诗歌的义理就隐藏在一种气节与情操之中。这样的诗歌能祛除疾病，居高久远，心宁体畅。这样的诗歌带着永无止息的意义流向，充塞苍冥，贯透芸芸人心。
 
　—抒情的厚度：悲悯情怀与母语崇拜 
　　有人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误解了阅读的意义以及阅读中需要面对和超越的那些语言本身的原始的意义。几乎每一次的阅读都被分解成枯燥的情分妄图抹杀内心的忧虑。这个时候阅读属于一种超验的心理过程，不乏黑暗和阴霾。你泛流在宽阔的草原和狭隘的时间观念里，渐渐变得愚蠢麻木。结果便是，我们和文字一起变成空冷的物质空壳，被遗弃在一度挣扎过的草原。在一次次漫无目的阅读中，诗作者神经质的疑问和暴虐的情节冲突带给人带来恐怖和孤单，谵妄的用笔，有如胡乱涂鸦，洁白的稿笺躺着蓬头垢面和残臂断肢的文字。母语受到伤害，悲悯受到戏谑，诗歌的抒情受到嘲弄。如此，谁还敢接近诗歌，承受心灵的折磨？
　　无疑，那是一种伪诗，是精神病患者的呓语。真正的诗是生动的、有汁的、清新的，它抒情但不滥情，真情但不矫情，激情但不假情。它的抒情追求一种厚度，通过锋利的词语、迸射的句子和气脉生动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严肃的目光和生活的沉重。请看蒋三立的《落日》：“落日红红的沉入了湖的那边/样子非常孤独/我病危的父亲，样子也非常孤独/一滴泪珠落下/没有回声/天快黑了/一个谢幕的老人，没有听到掌声”。
　　显然，这是一堆熟睡的文字，整齐地排列着，有着宁静的符号，带着大地的表情，沾满泥土的香味，也许隐含着一种不被觉察的古老的旋律，在抒情，在流淌。那是《诗经》和唐诗宋词的传统，是美的表现和张扬，是青春的退场，是无语的独白和坚守。这样的诗歌捍卫着母语的尊严与高贵，以及它丰沛的意义，它的韵律、质感、节奏以及内在价值蕴涵都躺在母语的怀里温馨地睡着。一如远古的民谣，诗意地安居着漂泊的世界和情感，那些从深层泥土里发掘出来的充满抒情的黑色元素，是悲悯情怀，是母语崇拜。
　　而在《远处的山岗》中，蒋三立更是直抒胸臆地写道：“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只要望着你墨绿的颜色/我的心就平静了许多”。读这样的诗，我们甚至能够辨认出文字的颜色和诗歌血液流走的方向：每天，诗人和他赖以生存的水稻面朝着太阳，脸孔晒得像泥土一样，露出古铜色这种健康而感性的颜色，生命的意义在风声中闪光。
　　应当说，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最适合抒情的。与小说的戏剧独白和散文的冷抒情的不同，诗歌的抒情是一种热抒情，这是一种情感的倾泻与爆发，这样的爆发有赖于母语的呵护，语言的精美和强势在诗歌抒情中得到直接体现。北方的孤独，南方的苍茫，忧郁的种子，蛊惑的荒野，只有排列这样的文字，抒情的气流奔腾而来。这是诗歌光明的元素，是内心的渴望，是火焰的激情，是内敛的歌舞“所有的花朵都似乎先于我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为什么还在春天的草地上寻找……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凝视》）这里，诗人的悲悯建立在对人民的虔诚之上，深度的抒情根植于古老的土地，他小心捂住民间的哑语和谜底，感受着世间的呻吟、呐喊和风度。同时，诗人带着对母语的崇拜、对大地的感恩，抵抗着青春和美的诱惑，走向成熟的幸福。阅读这样的诗歌，仿佛阅读慈母的年轮，阅读苦难的灵与肉，阅读美的体认和悲悯的经验，阅读心灵的原罪与虔诚，真是如梗在喉，欲说还休，泪湿衣襟。这是对民间、土地和生存的磨砺，是对青山绿水、对最朴实的劳动价值的诉说。感谢母语，使诗人能够把抽象的想像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抒情的旋律带着打击人心的节奏，让悲悯的情怀充满铿锵和力量。
 
　—爱的纯度：深沉的忧郁与丰沛之美 
　　此刻，我直接触摸到一排排分行的文字，它们曾经凌乱地摆洁白的稿笺上，而今却整齐地排列在书本中。在我看来，那最初的稿笺就是充满青春和娴静气息的胴体，人们在上面抒写，如果不认真，就会是一种亵渎，文字就会喘息、痉挛或窒息。因此，学会简单地书写，虔诚地书写，用简单的语句，含蓄的文字，意蕴的节律，表达爱的纯度，表达生命中深沉的忧郁与丰沛之美，这是人民诗歌的又一审美特征。
　　人人都喜欢爱，渴望爱，爱过并被爱。爱有对祖国、对人民、对大地的大写之爱，也有对家人、对朋友乃至对自己的小写之爱，当然也包括对花草虫鱼和飞禽走兽的自然之爱。无论哪种爱，都要见出真情和纯净。爱是不朽的，是永恒的。人民诗歌就是要恰到好处地表达这种爱，表达爱的伟大和动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幸福的感觉在古老的《邶风》中存在并流传至今。我们渴望这样的诗歌多些再多些，让情感复活，让世间充满爱、和谐和丰沛之美。
　　读蒋三立的诗歌，我能感觉到爱的纯度，特别是那些来自泥土、草垛、水井和蓄满怀念的梦幻的诗，总是让我感动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乡野，阳光的手和母亲的手一样温柔……/我知道那个总在秋天里生长的预言，是星星/是秋夜里许多人无暇抬头望一眼的星星”。（《秋夜，在林子前的草地上抬头望一眼天空》）我多次咀嚼着这样的文字，感受活着的幸福。时间的胚芽在光明中行走。诗人带着思考，用简短犀利的语言一下子穿透了人性脆弱的地方。作为农民的儿子，诗人熟悉曾经发生的一切，那些永无止境的农事，镰刀、耕牛、饮烟和夕阳，用着刻意地组合，就能回想起自己的爱、自己的向往以及深沉的忧郁所展示的美，平静而朴素的村庄被阳光或月亮照着，接近事实本质的露水在瓦棱上发亮，久违的雨、稻田里嗷嗷待哺的禾苗以及像农具一样仆到在田里的父母姐妹，故乡，亲人，泥土湿润，深沉的爱让诗人的眼睛湿润。当村民仰面看着屋顶上长出的稻草，当一拨拨年轻人怀着忐忑的心情一脸迷茫地奔向都市，一种沉重的忧郁带着质感的弧线缓缓落下。
       故乡的贫穷使人远离或逃逸，包括诗人自己。为了一个梦想，为了一次发芽的声音，为了能看见春天的高楼，人们来到了都市，在打拼，在奋斗，在追寻。可夜深人静，骨子里怀念的依旧是那块贫瘠土地上的一切美好。在这里，诗人创造的那些意象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和意义，让你沉迷其中，充满回归的冲动，甚至还有一滴清凉。这些词语像是和我们隔着面纱，把我们的感觉过滤之后让我们失去了自身原由的感觉，只是随着诗歌里的词句反复轻吟：“呵，那些过去的岁月/哪怕是一朵花，一片叶子，一道善良的目光/都能把他的心揉出泪水”。（《农家子弟》）
　　这样的诗歌与空洞无关，与陈旧的思维无关，与话语建构的乌托邦无关，有的只是单纯的渴望，有的只是温馨的记忆，有的只是透明的爱，有的只是对生活苦苦追求和通过追求而释放的情绪。这种情绪很纯粹，充满阳光，让人想起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因为，此时的诗人，他的心是安静的，他笔下的村庄是安静的，他营造的世界是安静的。这种安静就是爱的纯度，它属于南方的雨季，属于潮湿的空气，属于大地沉郁的搏动。换句话说，人民诗歌充满原始的阳光澄净气息，那是诗人与孤独和疼痛对抗的结果。这样的诗歌有虚无也有悲痛，有生命也有温情，有忧郁也有欢笑。这样的诗歌让人感动、留恋并传颂。
 
　—诗歌的美誉度亟待重建 
       不可否认，当下不少诗歌渐渐远离了大众，诗歌的美誉度日益下降，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因此，重提人民诗歌适逢其时。返璞归真，简洁，生动，叙事有力，蒋三立的诗歌给我们带来了愉悦的享受。事实证明，这样的创作是有生命的，人们不是不需要诗歌，而是需要什么样的诗歌。诗作者必须明白，不是诗歌选择读者，而是读者选择诗歌。当世界浮躁的时候，诗人应该进入思考，变得安静。诗人要和读者进行对话，诗人要和诗歌进行对话，读者要和诗歌进行对话，诗人与读者要和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这一切都是在内心进行，是在对生活的这个世界真实的意义的层面上进行，是在精神的家园里展开，通过对美丑、善良、困境的思考融入诗歌，青春掩藏在暴躁之后，细腻温和的情感如蛙声灿烂，诗歌像个长满时间斑点的老人，皱纹历历，却又神采奕奕。这样的诗歌不仅适合大众，更适合理想者的阅读，人们借此可以摆脱令人苦恼的庶务。阅读，不仅可以丰富个人情感，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思维灵性，更为重要的是，阅读，能够激发一个民族的热情，凝聚一个民族的意气，提升一个民族的素质。
　　正如于坚所说，“这些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他还说这些诗“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除了他本身，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为什么李白的《静夜思》，短短的四句话穿过岁月古老的长河，直至今天依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再想想那首《敕勒歌》吧：“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者看看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歌词，就像流水一样自然，充满意义，像吸满神气与灵气的水稻，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华夏文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美誉度亟待重建。怎样重建诗歌的美誉度呢？我想，蒋三立的努力给人们带来诸多启示。在国家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民族想像实现质的飞跃的今天，诗歌的作用不可轻估。因为，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国度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而创造力源于想像力。“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何等的气派！再看看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怎会溅泪？鸟怎会惊心？这些险句道尽想像力之奇。读诗的人不仅可以训练思维，激发想像，而且增加思考的空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诗经》，需要李白、杜甫，需要人民诗歌。
　　有学者指出：诗歌不只有用，更有大用。在当代人物里，诸如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美国前总统卡特等都是出版过诗集的人，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等虽然并非诗人，却一直喜欢读诗，并经常在演讲时引述诗句。而中国许多领导人也有吟诗的嗜好，有时效果奇佳。譬如在跟外国官员谈判期间，散会时面对媒体记者提出的谈判进展，只消轻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多么镇定，潇洒，从容，自信！这就是诗歌的美，诗歌的风度，诗歌的传统，诗歌的魅力！有了这样的诗歌，有了像蒋三立一样坚持灵魂的操守、执著于诗歌的崇高的人，有了诗歌坚实的美誉度，还用担心没有人爱诗、写诗、读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