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亮，1958年生于浙江台州。毕业于杭州大学。先后任职于政府、媒体、企业、大学。1978年开始诗歌创作，1982年参加诗刊社第二届“青春诗会”。北回归线诗群骨干。著有诗集《三棱镜》（合集，1984年）《独翔之船》（1992年）《狂暴的边界》（2004年）《将骰子掷向大海》（2013年）《冈仁波齐》（2016年）《浑天仪》（2017）。另著有随笔集、批评集、艺术鉴赏集多种。诗歌多次获奖，并入选各种诗选。   

《廊柱阴影下分娩的梨园曲》（组诗）

王自亮/诗

▎壹、【剔银灯】盛夏

孩子发烧，父亲花岗岩额头出汗。

晚风携带着天空的慰藉赶到，

光芒交战，梦幻与实在分裂成两个半圆。

母亲揩拭汗水想起了有巢氏，

清凉必定来自荷叶底下的风。

九个太阳经久不息，九月流火

在干涸中分泌黑暗的词，绝望

带着烦恼，体温与气温都达到40°C，

热病的花朵并蒂绽放，一对无来由的

脚镯响个不停。多年来心情的轮毂

碾过兵马俑之路，像卷扬机的铰链

把青丝、哭泣和幸福的供词

抛入无底洞，以便自我与他者

置身毒日头的暴烈：死亡快意。

那三只铁鸽子站在人的身边，

分辨面包屑与毒药，永不懈怠。

对孩子来说盛夏是个具体的日子，

光线、汗水与玩具，甜蜜的恐惧。

▎贰、【清平调】深秋 

屋顶露台上，四周印迹失去了水分，

啤酒泡沫托举着山峦、岩石与树林。

交谈者音量被调到恰当的刻度，

假想山鹰滑入眼帘，占据基岩。

草木摇曳，是宇宙的最新消息，

没落途中夕阳陷入思想的蒺藜。

谁等待被枪决，就得站在电梯口

等待被带走接受枪声的折磨。

泥瓦匠完成修葺独裁者遗址

最后一抹，挣到足够的酒钱。

灯火扩散着秋意，石渠里流水不腐，

隔岸声响无法辨认是家暴还是抢劫。

月亮升起，泪痕未干，空洞如深坑，

秋天是一种矛盾修辞，既非否定，

也不肯定。野草，乃勃发之寂寥。

▎叁、【昼锦堂】隆冬

该程门立雪吗？棉袄湿透谁与解围？

谁还能相信苛捐杂税之外的布告？

运河如一把锥子刺进元气，

船到埠头就进入水鬼视线。

谁敢牵裳？十指淋漓血染文章。

表演吧！疯狂，难以达到颓废——

那鸣响的杯子泄露了刻意的反转。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根本上

它们在振动，呈现了蜂鸣状态。

而我的爱情观没有脱离山海经，

没有进化，难以对付各种局面。

“雪不择地”，我又写下这句话，

足以证明雪完全可以绕梁三匝，

带着无处不在的痴心覆盖念想。

水箱爆裂，发型为狂风吹乱，

防冻液被冻结，铁轨在燃烧，

眼睫毛结冰，田垄上白菜是铁坨。

雪有多厚？看这灭顶的火烈鸟！

窗外那条冻僵的裤子站在院子里，

拒绝写出任何下半身诗句。

▎肆、【纫兰佩】早春

勿言夜珠事，勿言海上缘。

早春，与残冬走着对角线，

三叉戟紧挨着小蛮腰与惠的风。

汗水与体液汇成了溪流，

迷离之后喘息与身心均衡。

早春是残冬的后悔药，心性未稳；

咏霓吟纕，不如归去修一部县志。

试问尺蠖的灯光与灯光的尺蠖，

可否互换？爱与死亡如此这般。

心，这个最后也是最初的感官

激荡不已：从安阳、二里沟到良渚。

春天是大地神经组织的完整分布。

“春天里爱与性点燃双重火焰，

城与河浑然一体”。夜鹭如是说。

春天是振动，是角力。

是间歇泉的乞力马扎罗喷涌。

是夜光杯的大马士革梦幻。

是松软的土灰注入鞋子的富士山温暖。

是加勒比海青蓝，亚马逊绿。

春天是兵戎相见前的大撤退。

是远征中的妥协，没有主人公的叙事。

春天，纯属虚构。

             2019年2月4日，台州

附：访  谈

诗人何为？

1、您做过政府官员、报社总编、企业高管，后来是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是什么促成了如此多样的经历呢？在每一个身份转变的拐点，您是怎样做出选择的？

答：我始终持守一个理念：“人生即体验”，于是派生出另外一个命题“人生即转型”。我在1977年考上大学，次年3月进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三中全会还没有开过。毕业是在1982年1月，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大学毕业之后，我是被选择的，国家“包揽”了我们，一出来就是所谓的“国家干部”身份，分配到台州行政公署当秘书。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都很投入。除了工作就是参与到各种思想碰撞的场合，什么沙龙对话、经济规划、对策建议，只有少量的文学活动。这就打破了我的文学梦，与行政和管理沾边了，间接地参与了政治。这么多的经历，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是时代选择与个人愿望的调和与妥协。其实我是比较理性的，不是那种个性特别张扬的人，否则我就会去做很多无厘头的事，或者转向自由职业，因为自由职业对创作是有好处的。那时社会也开始破冰了，开放而有活力。现在我们都在怀念八十年代。这没错，我也怀念。但真正的放开是在1992年之后。至于真正的个人选择，那是在2006年我选择了下海，到吉利汽车集团担任副总裁。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因为那时李书福与吉利还处于“成长的烦恼”之中，他需要我帮助，而省政府这边我也有了离开的可能性。浙江人观念开放，官本位意识比较淡薄，大家理解我的选择，家人也支持，所有的个人选择都是有条件的，有时机的，有深层次原因的。无非我身上那点不安分的个性，与这些条件相遇，就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了。这个问题中的“拐点”，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转折”，并不是当时就能看清的。明确地讲，从省政府离开去了吉利汽车，是一种“主动的被动”，而吉利收购沃尔沃成功后，又到浙江工商大学教书，则是“被动的主动”。大学是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我相对自如一些，能反思与写作，还能与年轻学生在一起，保持某种活力，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这是多好的事！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村上春树，我不怎么看他的东西，觉得有“高级心灵鸡汤”之嫌，但他的一些话还是有点道理的，比如他说：“要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像飞机一样，需要长长的跑道”，“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先不一样了”，还说过：“我们能够带进坟墓里的，归根结底，也只是已经尽心尽责的满足感，以及拼尽全力的证据”。我的生活道路上的所谓“选择性”，无非在一个无法太多自由选择的年代，为自己提供可以选择的动力与眼光罢了！

2、看到您之前的文章和采访中有提到“把握日常生活的物质感和史诗性质。”（《<狂暴的边界>自序》）、“用‘当代史诗’的方法，来表达当代生活、社会。”——这些不同领域的经历是否与您想要书写“当代史诗”的愿望有关？

答：这个世纪之初，确切地讲，在我出版诗集《狂暴的边界》之际，发愿要书写“当代史诗”，这确是有感而发，但也有不自量力的一面，狂妄的一面。在一个非常个人化，在乎“个性发展”到了自恋地步的文化圈，那精致的象牙塔和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装点性的颓废，一大堆“伪达利”，加上以东方素食主义面目出现的复古派，穿上迷彩服的拜金主义者，构成了九十年代以来某些社会文化景观。那时我很希望能打破这些，以回归和进化并行的方式，在寻找精神源头的同时，探索民族精神的新维度，所以继北京一些诗人之后，重提“当代史诗”这一概念。虽然有点狂妄却貌似“保守”，但确实是我当时的强烈愿望，一种精神抱负。经历不同领域，更重要的是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路径，是我达致当代史诗写作高度和开阔程度的不二法门。我很推崇王阳明的三个思想要点，一曰致良知，一曰心外无物，一曰知行合一。于是乎就在择业上，在不同领域的工作方面，有了一些多样性的考虑。其实，不在于一生到底做了多少事，在于以什么方式做事，以什么心态生活，以什么策略与工具取得你想要的成果。最后是，连所谓的成果也不重要了，过程最有意思。生命过程是有创造力的，有愉悦感的，虽经磨难也有所值：因为你收获了思想与体验，并有幸予以表达与传播。最近20多年我出版的20种著作，包括文学著作、学术著作和财经著作，都足以慰藉我的心灵。很自然，我最好的著作还没有写出来，最好的诗歌依然在大地与心灵之间盘旋，在下意识里沉浮挣扎。为此，我也得继续前行。

3、您曾说：“不是课堂教我们认识什么，而是我们认识社会以后再回来看课堂。”（《钱江晚报：<王自亮：经历过几个时代，写了40年诗>》）透过我能看到的这些采访，感觉您在不同岗位上的经历带给您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您本人也有在总结和思考。不知这些“认识”是否给您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您会把自己经历过的东西传达给学生吗？

答：我承认，以前我曾说过这些话。但现在进一步的想法是，课堂与社会其实是一体的，正如知行合一是成立的。因为人的精神和认知是不可能割裂的，分置的，悬浮的。李书福说过一句直白的话：“走进学校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这固然有道理，但我还要做点补充，走进课堂与走向社会是人同时要做的两件事，是成为一个自由人的两条交叉的路径。拿课堂否定社会，拿社会否定课堂都是不对的，甚至有害的。课堂上教学的形式与内容如果没有现实感和行动力，没有可以相对精确计量与分析框架的学科，只有对现实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的“高深学问”，就不算是真正的课堂。反之亦然：一个精神矮化，欲望充斥，德行衰败，丧失价值观、信仰与理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危险的、衰颓的社会。至于谈到认识与工作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合一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认知，就有什么样的选择与职业精神，在浙江工商大学将近九年时间，我就一点点把这些思考与认识传递给学生的，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旦得到他们的认可，我总是万分高兴。我经常说，我影响不了全世界，但是可以影响一二子，三四人。这就够了。

4、在看您以某一种身份出现的报道的时候，很难想象您的其他身份。在您自己看来，这些身份的差距大吗？它们是否有一定的同一性呢？

答：身份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的差距。比如，当一个秘书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取代领导，或者处处代领导行事，但你要有领导意识，起草文稿的时候，站在领导的立场，获得领导的视野和工作思维，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又比如，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产权和其他权力方面，你与董事长有巨大的差距，这也是一个基本原则，但你分管的工作，你的职责之中，你的经营运作和资源整合、平台搭建过程中，肯定包含着企业的战略目标，董事长和企业的战略思想和基本原则，他为企业制定的制度、文化和思维模式，他的愿景与梦想，等等。但你能说因为身份的差距，我就敬而远之，与我无涉吗？有时候，身份差距之大会令人惊讶，如马克吐温一生干了不知多少事，折腾个没完，但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的文学，他的写作姿态，他的内心世界，却如此的一以贯之。美国伟大的女诗人狄金森，青年时代之后完全进入闭合状态，足不出户，过着孤寂隐居的生活，但她的诗歌如此多样化，摇曳多姿，简直包含了人类的一切心灵感受，甚至我称为“宇宙之心”的东西，多么令人向往！你怎么解释这些人的行为呢？所以，以职业身份来界定人的整体，确实省事，但很不值得推崇。我最近37年的职业生涯中，身份虽然是多重的，经常转换的，但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思考者与行动者。这就是我的不同职业中的同一性。

5、不同的工作阶段对您的诗歌创作是否有不同的影响？（比如思想上、时间上……）

答：没错，每个时期的工作状态和生存遭际，对诗歌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我手头的一份工作，与写作、文学和精神性没有或很少有关联度，诗歌创作就要停歇，或写得很少，虽然我可以读诗、看书或抽时间去博物馆、美术馆，在飞机上想出一些句子，或让诗句找到我。反之亦然。在台州日报工作时，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点随笔，后来结集成《在地图上旅行》一书。在浙江工商大学当教授，是我写诗和学术文章最多的时期，简直是一次井喷，出了三本诗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教科书。因为我把大学看作精神家园，并不仅仅是时间充裕，学生优异，氛围友善。心境是写作上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之一，是最大的奢侈品，人间瑰宝。宁静才能致远，思想果汁饱满方可圆熟，进而酿造。最糟糕的，莫过于工作紧张，人际环境恶劣，突发事件迭出，精神上“烽烟四起”，陷于危机状态，特别是爱的匮乏和道义上的孤立无援，这比贫穷和窘迫更可怕！写作不仅需要物质支撑，更需要时间与空间的裕如，情谊与爱的滋润，正义、自由和公正的张扬。

6、您现在的创作频率是怎样的？是会专门觅得一段时间阅读、写诗，还是灵感到来有感而发？

答：年轻时，是我等待灵感，寻找诗歌，融之以读书与生活。如今，是灵感来找我，诗歌来访问我，自顾自地读书、生活和交往。当然，说自顾自夸张了一点，更合适的说法，是思想与客体相遇，精神与语言共舞，爱、死亡与孤独在行动中升华。

7、如果由您对身为政府官员、报社总编、企业高管、大学教授、诗人的自己分别作出评价，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答：我没法评价自己，也不想说什么“让时间证明自己，让历史来估价人性”之类的大话。我最喜欢说的话是：“人生即体验，关键是要不断转型。通过外部世界与他人，认识自我。人活着，必须超越自我。知行合一，庶几至大道。”我愿意以此作结，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谢谢。

                                  2019年1月16日 

 编者说明 

原本已经制作诗人王自亮如上访谈的推送，当我看到他刚写的组诗《廊柱阴影下分娩的梨园曲》，毫不迟疑地本末倒置了。

王自亮（右一）2018年12月初在海宁和意大利汉学家朱西等

No.2019-342/C

微信号：xfbeihuiguixian

编   辑：劳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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