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文学史固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是在新式教育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专门学问，同时它又是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与学术技能三者合力的结果。我们想像文学的历史，沉潜把玩其中的阅读意趣，却仍免不了要对其所展开的图景进行一番有效的描述。文学史便是在这样描述的镜像里构建了一种新的知识评介体系，它向我们传递着文学教育的某种精神向度。而它所指涉的评介知识，又形成了新的权力意志，左右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演进。 

　　反思百年来的文学史生产，我们会突然发现，在这种新的权力意志下，它自身的存在却是可疑的。文学史最初的产生只是为了迎合文学教育的需要，“开山之作”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本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一种，在带着固有的学术传统的凿痕下，仿照东洋介绍文学之体例改造而出。 

　　假如我们从学术史角度去考量文学史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热切关注的文学史在更多时候只带着对文学的一种想象而发生着。而我们极力所构筑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可靠的，相反却是可疑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们试图去重写或者重建，结果发现在知识关怀之外，它体现更多的则是对现实的一种诉求。 

　　带着这样的一种学术关切，20多年来，陈平原一直在反思着文学史的发生和它的进程。而当他“从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生存处境与发展前景”时，他更感怀的是前辈学人的学术情怀与精神风貌。而当我们透过百年来在中国大学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追慕先贤，在“获得真切的历史感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方向感”。无论是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派学人抑或是黄侃、林纾、刘师培等旧派遗老，他们通过大学这所阵地所传授的不仅是一套知识、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情怀，他们在碰撞与激荡中将旧有的学术传统顺利嫁接到了新的知识评价体系中。他们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的话语聊供我们畅想，同时又让我们深切感知着那个逝去时代文学教育所经历的过程。 

　　陈平原重新勾勒出文学史的发生镜像，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放置在学术史上进行考量，而他所思考的更多却是教育上的问题。他一方面从追慕先贤中获致真实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回归知识自身，从知识体系里反思文学史所面对现实的种种困境。 

　　假如我们将文学看成是想象历史的一种，透过文学教育的过程，文学史家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决定着文学想象的方式。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中，陈平原着重研究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术心路。通过鲁迅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史的草创期，文学史家是如何重构对文学历史的想象。 

　　作为学院派思路的文学史著述，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因而从一开始，它首先要挣脱的是前人所构筑的文学规范。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开篇要学生们不要错读文学史，要学会做传统的“不肖生”，这正反映出当时在西风沐浴下文学求新的趋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前人的文学传统依然很强大地左右着我们对文学本身的审美观感。作为文学史家，胡适首先要做的便是更新对文学历史的想象，因而重构文学史成了他首要的任务。后人在谈论胡适的学术贡献，很少言及他的文学史贡献。即使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学术价值不高，但它却代表着当时新派学人试图颠覆旧传统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陈平原在研究文学史家鲁迅时，考量了“清儒家法”“文学感觉”和“世态人心”三者如何合成了鲁迅对文学历史的想象。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凭借着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此书迄今仍是小说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而鲁迅之所以在学术史上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他很好地把握了对文学历史的想象。他具备着文学史家重构文学历史的三个必要的知识背景即深厚的学术家承、广阔的个人情怀和强烈的时代意识。当然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史家毕竟是极少的，更多的文学史家可能只具备着某一方面的知识背景，因而他们对文学的想象多少只从知识层面上的介入，故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当我们回顾着文学史自身发生的历史和进程，认真体味其中所夹杂着的权力意志、学术心态，我们发现文学史的想象和叙述正如任何历史的想象和叙述一样，它的存在总因人的观念更新而发生着变化，因而它总是“可疑的”，但正是在这点“可疑”中它又透出几分“可爱”来。因为任何对文学历史的想象都是建立在文学史家个人情怀与观感之上的。 

　　通过文学史来想象文学，而今业已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问题是文学史的教育，到底是在完成一门知识的传授还是在完成一门技能的训练?北大老校长杨晦曾经说过一句很知名的话:“中文系不是来培养作家的!”似乎已经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文学教育经由“词章之学”而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本是时代所向，因而文学史所构建的对文学的教育正是“合理性”与“专业性”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也正因此，文学史自身便闪烁出了美妙的光环。很多学人终其一生都梦想着撰写并出版一部文学史，以期通过文学史来完成古人借文学而使自己不朽的良好愿望。 

　　然而当我们审视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叹，文学史所构筑的知识想象，其实对我们的文学介入并不重要。带及而来的便是我们对文学史自身的追问，文学史真的重要吗?而陈平原则认为，文学史的生产应立足于文学教育，由积累知识而转换为“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没有压在纸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关怀，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 

　　现代的学者喜好重新想象和叙述文学史，并将文学史当成权力的一种，试图通过文学史来左右着文学的发生。而当我们仔细推敲文学史曾经的发生和它的进程，我们会猛然觉得，文学史的重建其实是很可疑的。那种觉得可以革新文学的文学史家们，所面对的依然是自己无法逾越意识形态的实践。故而重写文学史，不若如陈平原所提的那样:“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叙述史实和表彰先进。” 

　　从某个角度上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是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为里面有很多篇章是带着浓厚的学术讲演风格，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种风格又使得此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事实上这种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讲演”，正是陈平原在反思文学史自身发生的历史时，所获致一种新的学术经验。在他看来，发生在“课堂上”的文学史远比发生在“纸面”的文学史更有效，更能持久地被传承。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