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话，就是评述有关诗歌问题所写的随笔式著作。其内容繁杂，结构松散，涉题广泛，记述往事，评头论足，笔调轻松，表达灵活。从诗话著作类别看，可分别集和总集两类。从内容看，可分记述类和评论类。记述类：诗人生平事迹、文学活动、诗歌本事、人情世故、诗朋酒友、名士风流、诗坛掌故、传闻逸事等。评论类：名篇佳句评赏，诗人成就评价，存疑问题考证，字句正误辨析，诗歌互参比较，典故出处举证，探讨诗歌源流、体制、风格、流派归属和作法，阐发理论观点等。但在具体内容上则各有偏重：有的偏重于记事，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有的偏重于品评和考证，如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有的偏重于考证和趣事，如刘攽《中山诗话》；有的偏重于诗论，如严羽《沧浪诗话》，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诸家诗话虽各有偏重，但兼及其他内容是其共同点。

南宋《潇湘卧游图卷》（局部） 资料图片

诗话总集类是多家诗话的汇编，各家编排情况有所不同：有以诗人时代先后顺序来编排诗事诗评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有按内容性质来分类编排的，如阮阅《诗话总龟》；有以同一朝代的诗人诗事来编排的，如计有功《唐诗纪事》；有的诗话专门汇集品评某位诗人的有关材料，如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有选本类诗作附诗评的诗话汇编本，如蔡正孙《诗林广记》等，各有所长。

北宋中叶是诗话的起始时期，欧阳修《六一诗话》是诗话体著作的开山之作。书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该书最具代表性和深远意义的是开创了“诗话体”，此后一倡百和，仿效者不绝于后，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看点。司马光为了续补《六一诗话》而作《续诗话》，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攽的《中山诗话》偏重于考证和趣事，诗论涉及不多。以上早期诗话，为后来诗话风行于诗坛开了先例。北宋中期以后，江西诗派及其追随者活跃于诗坛，出现了一些带有这派倾向的诗话著作，如吕本中《紫薇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洪刍《洪驹父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许《彦周诗话》等。

至南宋，由于有了前面诗话的积累，出现了诗话总集一类著作。如《诗话总龟》，开创了以内容性质分类的诗话体例，在诗歌鉴赏和诗论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苕溪渔隐丛话》汇集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以人为主，以时代先后为顺序。书中将李白、杜甫、苏轼和黄庭坚视为“皆集诗之大成者”，尤其推重杜甫和苏轼（集杜诗十三卷、苏诗十四卷）。该书对诗歌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尤其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方面的心得体会，值得学习和借鉴。《诗人玉屑》共二十卷，前十一卷偏重于诗论和作法，第十二卷后则以人为纲，按时间顺序辑录各家品评之语。该书资料丰富，对研究宋代诗歌理论有重要参考价值。南宋后期，诗话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诗论之作，可以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白石道人诗说》总结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经验，专门论述诗歌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主张“语贵含蓄”，崇尚古朴自然、意趣高远。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其中又将“自然高妙”视为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又对气象、体面、血脉、韵度、风味、构思、圆活、简约、微妙、意格、辨体、句意、句调、句法、开合、深浅、藏露、虚实、难易、生熟等诗学概念和诗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既有诗歌创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又有诗歌理论的阐发和深化。虽说篇幅不大，但从诗话发展进程看，它首先突破了碎片化诗话模式，在系统性、理论性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在诗论建设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沧浪诗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书中分别论述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从论述中看出，“以禅喻诗”是其诗论的命脉和基调，尊唐抑宋是其诗评标准和基本倾向。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以禅喻诗”“妙悟”等学说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主张“学诗以识为主”，有“识”的能力才能辨别“体制”的艺术特征，进入悟境。标榜盛唐诗歌，所谓“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强调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才能写出好诗，“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作者将这些主张和观点贯穿于全书之中，从而形成系统、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宋代诗话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从总体上看，宋代诗话的主要价值有四：

一、资料保存价值。记述类和评论类内容在宋代诗话中均有记载，资料保存十分丰富。更难得的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已经散佚的诗歌资料，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诗话汇编著作中就保存了逸书、逸诗、逸事之类的材料。又如《唐诗纪事》辑录了唐代诗歌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过去一直被漏载的诗人和诗作，而该书所采集的许多古籍原著，今已失传。今天所看到的《全唐诗》及其补遗，有若干材料也是从《唐诗纪事》中得来的。另外，自《六一诗话》诞生后，诗话体著作久盛不衰，到清代还大量出现，说明其有文体传承的价值。总之，若要知道保存至今的宋代诗话有多少，可从吴文治先生主编的鸿篇巨制《宋诗话全编》一书得到答案。该书收入宋诗话五百六十多家，近八百万字，“篇幅浩瀚，资料完备”，让后人受用不尽。

二、借鉴启迪价值。宋代诗话发掘、整理、提炼和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上的经验，显示出前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成就，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和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诗话中常以诗歌作品作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常有精辟之见，或能起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闻一见十的作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喜闻乐见的写作方法，如于行文中穿插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趣事。又可以从评论中看到变化多端的创作手法，学到很多诗歌创作方面的艺术经验和诗学方面的知识。还有那诗情画意般的审美体验，品评中连珠般的妙语、真知灼见，可谓异彩纷呈，充分展示了诗歌艺术的无穷魅力和诗学概念中的丰富内涵，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诗学精华的获得感，从而加深了对诗歌艺术特质的理解和诗歌艺术规律的认识，这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颇有借鉴和启迪价值。

三、批评方法价值。有一种话语方式常在宋代诗话中出现，这就是评点式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不求全面系统，也不考虑其间的连贯性，仅就某个问题或某个摘论、摘句进行析评，随感而发，要言妙道，一则一段，一目了然。不求高谈阔论，但求说深、说透而具说服力。如《吕氏童蒙训》云：“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又如《彦周诗话》云：“明远（鲍照）《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过秦论》论述了秦国兴衰的原因，指出秦亡的教训。文章说理透彻，气凌霄汉，鲁迅先生称之为“西汉鸿文”，《彦周诗话》以此文作比，以示对《行路难》的赞赏和推崇。类似这种言简意赅、言必中的的评点式批评方法在宋代诗话中成了常用的一种绝艺，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特色的批评样式。评点有的放矢，各抒己见。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既有隔空对话，又有短兵相接，观点碰撞，更有单刀直入式的批评。如严羽就曾针对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直言自己“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又如许对作诗用典生搬硬套、照抄人名的现象表示不满，对其嘲讽道：“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彦周诗话》）这就像郭绍虞先生所说的“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带有诙谐的成分”（《宋诗话辑佚序》）。总之，宋代诗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评点式批评方法，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论遗产，对后人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确有助益。

四、理论研究价值。宋代诗话探讨了诗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诗歌的形象性、抒情性、功能性、真实性、典型性及诗歌原理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一些问题。还涉及诗歌创作中的情与理、雅与俗、动与静、形象与情感、哲理与形象、言内与言外、诗境与画境、形似与神似、人品与诗品、模拟与创新、个性与风格、真实与虚构等一系列诗歌创作中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别具新意的诗学观点和理论主张，使认识更加深刻，研究水平更为提高。另外，宋代诗话中还出现了大量名词术语，这是古人诗学观念和文艺思想的一种反映，独具中国特色，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同时还能看出论者在诗学上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凡此种种，均有其理论研究价值。

当然，宋代诗话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和著者的缺憾，但就其整体而言，毕竟是瑕不掩瑜，不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之一。

（作者殷光熹，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