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书影

甘淋《风信集》书影

克兰默·宾《诗经》书影

初大告《中华隽词》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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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鸦片战争打开，越来越多的职业不同、身份各异的英国人来到古老的中国。他们接触到了一个与西方迥异的东方民族，其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宗教信仰、习俗文化等各方面与英国完全不同。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陈友冰研究员看来，“在考察游历中记录、搜集的大批中国典籍和风俗文化资料，更使他们触摸到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逐渐由为布道增加亲和力或为商业征服铺平道路转为发自内心的仰慕和爱好，逐渐由收集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转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业余爱好变成终生追求，从而完成了由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从历时性角度而言，英国汉学经历了从服务拓殖到兴趣驱动到学科自觉的历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世纪，英国汉学界涌现出一批学养丰厚、著述等身的汉学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理雅各（JamesLegge,1814—1897）、德庇时（SirJohnFrancisDavis,1795—1890）与翟理思（H. A. Giles,1845—1935）。理雅各将毕生精力投到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中，以先秦文献为主，以“四书五经”为重点。德庇时则将目光投向中国古典诗歌、小说与戏曲，编译的《中国诗选译》（ThePoetryoftheChi⁃nese,1870）唯独缺少词作。翟理思翻译的《古今诗选》（ChinesePoet⁃ryinEnglishVerse,1898）选译近200首18世纪以前历代诗人诗作，所著《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1901）和《古文选珍》（GemsofChineseLitera⁃ture,1884）选译130多位诗人的240首作品，均不见宋词的身影。早在19世纪，唐诗（尤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便为英国汉学家熟知并多次译介，但宋词却一直难觅踪迹。

20世纪前叶宋词英译的萌发

20世纪上半叶是欧洲汉学的繁荣发展阶段，其萌芽与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典型的历史时代特征。英国汉学在20世纪初进入繁荣阶段，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有很大关系。著名学者陈友冰认为：“1906年，英国财政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讨改进汉学教学和研究问题。委员会由雷伊勋爵（LordReay）担任主席，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1909年形成调查意见向国会报告，这就是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雷伊报告’。报告建议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由国家拨款成立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日本、东非和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19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分别设立中国学院与东方学院，研究东亚诸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等内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英国汉学步入繁荣发展期，涌现出一批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其中佼佼者诸如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克兰默·宾 （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苏利耶·德·莫兰特（GeorgeSouliédeMo⁃rant,1878—1955）等。在英国汉学发展繁荣的语境下，以宋词为代表的中国词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被西方汉学家翻译。

作为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韦利把毕生都用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艺术的译介与研究上。其早期译作《古今诗赋》（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1918）选译《诗经》、陶潜、白居易等中国古代经典诗人诗歌170首，却并未选译作为独特文类的宋词。尽管早在1918年时，韦利已经了解“词”这一独特的中国文类，但直到1946年，他才在《中国诗集》（ChinesePoems,1946）中首次翻译了两首词作，即敦煌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多谩语）和李煜的《望江南》（多少恨）。《中国诗集》是他所译的《古今诗赋》《中国古诗选译续》《郊庙歌辞及其他》与《诗经》的合集，在将译作结集成册时，韦利象征性地翻译了两首词作。韦利轻视“词”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他认为词的韵律是词的生命，而韵律难以翻译。在《中国诗170首》的序言当中，韦利明确指出词是遵循具有严格语调与韵律的词牌的长短句。由于韵律难以翻译，他在翻译词作时采用了自由诗体形式。第二，他深受中国古人对词的态度的影响，认为词的内容陈腐，不值得翻译。他说：“词的内容完全是陈腐的。词作很少被翻译，它也明显不适合翻译，因为它的全部价值在于韵律的抑扬顿挫。”韦利一生出版专著20多部，广涉包含敦煌学等诸领域在内的中国文学、文化艺术，译有大量的中国古诗，但却始终没有重视过古典词的译介研究。

虽然20世纪初期是英国汉学发展的繁荣期，但汉学家主要将精力放在中国古诗、元曲与明清小说上，而始终未能真正瞩目于宋词译介。

20世纪中叶宋词英译的发展

宋词在英国的译介，要等到1930年代，克拉拉·M·甘淋（ClaraM.Candlin）女士译出《风信集：宋代诗词歌赋选译》（TheHeraldWind：TranslationofSungDynas⁃tyPoems,LyricsandSongs）。《风信集》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具有断代性质的词作英译本，于1933年由伦敦莫约翰（JohnMurray）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收录并翻译中国诗词共79首，其中宋代词作是主体，有60余首；涉及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蒋捷等，共计26人，基本涵盖宋代有影响力的重要词人，可称之为首部英译宋代词集。根据江岚的《唐诗西传史论》（2009）一书，与最早于1815年由英国汉学家马礼逊翻译的唐诗英译诗篇相比，宋词英译晚了约一个世纪，但与首部断代唐诗英译本《英译唐诗选》（GemsofChineseVerse，英国外交官W.J.B.弗莱彻翻译，1919）相比，两者在时间上相距不远。从跨文化译介和跨语际实践角度而言，《风信集》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大规模译介中国古典词作（主要是宋词）的词集，其开创意义、译介策略与文化价值值得肯定。在词作选择、翻译方法和修辞风格等方面，《风信集》开一代风气之先，别有特色。其一，在词作选译上，基于自己的翻译理念，甘淋选译的词作形式主要是长短句结合，较少选择形式整饬的五言或七言句词作。其二，在翻译方法上，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甘淋比较偏爱短句译文，擅长将长句拆为短句，比较近似于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所提出的“归化法”。这比较充分地调动并发挥了译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却使得原作的艺术风格难以穿越文化阻隔，得到最大程度的译介和展示，也使得译文难以区分不同词人的艺术风格，甚至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倾向。其三，在修辞风格上，译者喜欢简朴通晓通透的词句，选译文本基本属于文意晓然的词作，有意避开用语优雅精致的典雅之作。就接受美学和阐释学来说，个性化的译文风格与个人化的选择倾向，以及宋词独有的音韵之美和意象之境，决定了《风信集》难以向普通英语读者呈现中国古典词作的美感体验与艺术价值。

宋词英译离不开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与东方学的繁荣语境，离不开英国政府东亚政策的推动，更离不开彼时彼刻西方的时代语境。“一战”使得一些西欧知识分子痛感西方文明的堕落，欧洲大陆的博爱精神被惨无人道的杀戮取代。他们开始反思本土文化精神，向东方民族汲取思想的浆泉，期望恢复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时，这也诞生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世界眼光，使他们关注、推崇东方精神。比如坚决反战的法国作家、思想家罗曼·罗兰大声疾呼欧洲大陆应该放眼世界，吸取东方民族的思想。在《拥护国际精神团结——拥护世界文明统一》一文中，罗兰宣称：“今天我们必须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

正是在如此时代背景下，克兰默·宾主编了《东方智慧丛书》（WisdomoftheEastSeries），丛书涵盖印度、中国、日本、波斯、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等亚非国家的文学艺术，均由伦敦莫约翰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旨在将东方智慧与西方思想置于平等层面，使西人对东方精神有更好的了解，也反映出主编期望通过东方民族智慧来启迪西人、恢复欧洲的人文精神。该丛书的每本著作前附有一则“编者说明”，编者相信，“对东方伟大理想与崇高哲理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复兴慈悲的真正精神，它不蔑视也不惧怕其他不同信仰与不同肤色的民族”。与韦利一样，克兰默·宾从未到过中国，却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英语世界介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他本人翻译了《灯宴》（AFeastofLan⁃terns,1916）、《玉笛》（ALuteofJade,1909）、《诗经》（ClassicsofConfucius:BookofOdes，1909）等中国诗歌，不过，其中并未涉及词的翻译。在《东方智慧丛书》中，中国文学文化的译著所占比例最大，《风信集》便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译文之一。主编克兰默-宾为该书撰写长文介绍并推崇宋代文化，认为宋代文化保存并延续了唐代文化，宋代母体文化足够强大从而征服并转化了异族文明。他对中国诗歌特点的分析，显示出对中国文学的深刻理解，一如他所说，“中国诗歌经常交织着对瞬息逝去的悲伤。”

1930年代，英语世界还出版了另一部词集译作《中华隽词》（Chi⁃neseLyrics,1937）。这是第一部中国学者英译的词作，由初大告翻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初大告（Ta-KaoCh’u,1898—1987）系山东莱阳人，早年求学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系，1934年秋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与语音学，1938年回国后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正是在剑桥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剑桥大学的教授、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阿瑟·奎勒库奇（ArthurQuiller-Couch，1863—1944）。奎勒库奇在《中华隽词》的“序言”中说：“我强烈感觉到，学习中国诗歌——它是沉思性的、寻求自身的智慧，一定对我们这个混乱惊恐、战火弥漫的时代里的欧洲诗人是一剂良药。”可见，英语世界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中国宋词的主题与艺术特点，却急于向东方民族寻求精神救赎之道。《中华隽词》收入唐五代、两宋词人22人，元初词人刘因及清代词人僧正岩共24位词人的53首词作。

 20世纪中后叶宋词英译的嬗变

除克拉拉·甘淋外，20世纪中叶的英国汉学家将目光投向叙事文本的译介，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有着较大兴趣。《聊斋志异》（苏利耶·德·莫兰特译，1913）、《三国演义》（邓罗翻译全译本，名《三国志演义》，1925）、《水浒传》（GeoffreyDunlop从德文转译，1929）、《搜神记》（翟林奈译，1938）、《金瓶梅》（ClementEgerton译，1939）等皆被选译或全译，《灰阑记》（JamesLaver从德文转译，1925）、《西厢记》（熊式一译，1935）、《牡丹亭》（HaroldActon译为《春香闹闺》，1939）等戏曲也受到重视。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宋词在英国的译介基本无人涉足，处于被忽略、被边缘、被遮蔽的宏观态势。1947年，英国诗人白英（RobertPayne）选编的《白驹集：从古至今中国诗选》（TheWhitePony:AnAnthology ofChinese Poetryfromthe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Day），部分改变了宋词无人识的文化状况。在该诗歌选集中，唐诗占据主要篇幅，词作仅收入索菲亚·陈（SophiaChen）翻译的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熊丁（音译，HsiungTing）翻译的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和纳兰性德的《菩萨蛮》（白日惊飚冬已半）、《采桑子》（明月多情应笑我），王胜志（音译，WangSheng-shih）翻译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共计4位词人的6首词作。与韦利及甘淋的词作英译相比，译者认识并有意区分“词”是一种不同于古代诗歌的新文类，是一种入调可歌的曲子词，并试图在译文中体现词的文类特点。因此，在翻译词作的曲牌名时，译者不像韦利与甘淋那样抛弃已有调名，根据词意自拟标题，而是在意译调名的基础上标明词的音乐属性。比如，对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甘淋翻译的标题为《愁味》（“Sorrow’sTaste”），而熊丁则翻译为“TotheTuneoftheUglySlave”，表明了词牌的音乐性。这种标明音乐性加意译的翻译法，成为后来翻译词作曲牌名的惯常译法，为西方汉学家所沿用。可见，白英的《白驹集》对于英译词的贡献，不仅在于首次英译了岳飞、纳兰性德的词作，更在于确立了英语世界词牌的标准译法。

甘淋的《风信集》出版32年之后，英国再次出版专门的中国古典词作选集；彼时彼刻，美国已经开始了宋词的学术研究。邓根·麦金托什（DunganMackintosh）与艾伦·艾林（AlanAyling）合译的《中国历代词选》（ACollectionofChineseLyrics）由英国出版界巨头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司于1965年在伦敦出版。该词选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涵盖唐、宋、元、明、清历朝代表词人词作的专门词作选集，选取从李白到纳兰性德、左辅27位词人的73首词作。其中，李煜词译作最多，共19首，独占全部篇幅的26%；其次是欧阳修、苏轼的译作，分别为6首；再次是辛弃疾译作4首，其余词人基本平均，各为1首或者2首。随后，二人又合译出《中国历代词选续集》（AFurtherCollec⁃tionofChineseLyricsandOtherPoems，1969），不过，该书在美国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Vander⁃biltUniversityPress）出版。1970年代，英国汉学界还编撰过几部中国诗词选。比如约翰·斯科特（JohnScott）编译的《爱与反抗：公元前6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诗选》（LoveandProtest:ChinesePo⁃emsfromtheSixthCenturyB.C.totheSeventeenthCenturyA.D），翻译了6位宋代词人的12首词作。英国耶稣会唐安石神父（JohnTurner）翻译了一部《中诗金库》（AGoldenTreasuryofChinesePoetry），于1976年由香港翻译杂志《译文》（Renditions）策划、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部词作由神父自己翻译，采用格律诗的形式译介中国诗词，共译介14位词人的24首词作。

1950年代以后，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重心基本转移至北美，美国在译介研究方面成为英语词学研究的重镇。虽然宋词的英译之旅起始于英国，但英国汉学界始终未给予中国古典词足够的重视和深度的研究。可谓是词韵悠远，迤逦万里，历经波折，施施西传。

相对而言，较之唐诗英译传播的持续繁盛，宋词在英国的译介起步较晚，译者较少，文集不多，成果欠丰。大致说来，个中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国古人历来视词为小道、诗余，诗是正宗、正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影响了国际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使其重视中国古典诗歌以探究中国艺术精神，相对忽略或忽视词作。20世纪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Demieville）的看法也是英国汉学家的主流意见：“如重学汉学，当选汉诗研究”，“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他在汉赋、汉诗和魏晋诗歌领域用力颇深，卓有成就，所推崇的汉诗基本为古诗而非词作，在词作研究方面则大致从略，乏善可陈。第二，受中国古人视词为“恻艳之词”观点的影响，英国汉学家认为词作内容多为儿女情长、日常琐事，缺乏新意，不值得翻译。第三，作为一种格律严格、用字讲究的文类形式，宋词的音乐性特征难以转化为译入语言，这也是词较少译介的原因。正如评论家余伍洋（W.Y.Yu）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irs）1935年第3期书评中所言，“通过另一种语言再现一首词，完全保存其丰富的意象与声响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相比诗这种更为常见的中国诗歌形式来说，词更难以被翻译，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有勇气翻译‘词’这一事实便可以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