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来，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痛苦、焦灼、惊心动魄的生活！当此之际，新诗被调动了起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率先策划、推出“抗疫一线诗人诗歌专辑”“武汉诗人在封城期间”“全国抗疫诗选”，引领风气，为抗疫服务。这些抗疫诗数量多、规模大，报道疫区状况，记录抗疫行动中的点滴，致敬一线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展开对生命本身的体认，发出爱与死的痛苦呐喊。在短期内发挥了新诗的社会功能，新诗不是书斋中的精美文玩，也不是头脑中的修辞练习。在苦难和死亡降临的时刻，人们向诗歌伸去手臂，“用语词将自己的世界围起来”（米沃什语），给自己以温暖，给他人以光亮。不能冒然说这些诗都是“好诗”，但以耐心的态度、较高的标准细读这些诗，还是能发现高质量的精品。

蔡翔《我的城市病了》，“我的城市病了/阳光很好 照着空城/空得 没有声音/还有树 有花 剩下/草在风中摇曳”，以极强的画面感，稍做变形，描绘出封城之后的寂寥景象。而情感是克制的，“我的城市病了/有些人 到天上去了 默默地/忧郁地 看着我们 他们想/保佑我们/有些人 将下地狱”。这样的文字既抵达了现实，又将内心的渴望、哀恸和愤怒，将梦境的东西宣示了出来，充满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老诗人张新泉如此写两个老人道别的动人场景：“小街的石牌坊下/他们搀扶着殷殷道别/听力差，彼此的粗喉大嗓/整条街都能听见——”，透过文字几乎能感受到诗人心境的温柔，他小心翼翼地记下这人间的也许是最后的温情，“话声中，小街两边的房子/忍不住往前靠了靠/隔得近的，已屋檐贴屋檐……”。一个充满人性的细节可以大过灾难。王太贵的组诗《医学观察点日志》也是小调门、低姿态的，同样感人。写雪夜值班，“漫天风雪，为大地戴上了口罩”，两个特殊的密切接触者/一个三岁，拽着姥姥的衣襟/另一个三个月，躺在志愿者/温暖的臂弯中熟睡”，他们的梦里没有寒冷和死亡。像雪夜的气氛一样宁静，黑暗中有光明，寒冷中有温暖。这都是“温柔敦厚”之诗，接通了传统。

云南青年诗人王单单采取“实录”的方式，记录了亲身参与防疫的点滴。单纯的抒情显得矫情，而“实录”的好处在于“现场感”强、可信，同时又不像“非虚构写作”那么极端，既可以记事，又可以“记心”，留住心灵的瞬间感受、潜意识爆出的花火。他写村委会的高音喇叭滚动播放着防疫须知，“为了挽救我们/一块沉默的铁/竟然变得声嘶力竭”（《花鹿坪防疫记 1》）。“这些天，我逢人便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里？//像是在普通人中/打听神的下落//而人间，如果真有神灵/那便是，我们面对灾难时/万众一心，汇聚而成”（《花鹿坪防疫记 2》），自由地出入于形而下和形而上，写出了物、语言、情境的二重性。不拘于事，不限于一时一地，写出了普遍性，灵动，深刻，非常难得。

陆健的《戴口罩的动物们》以史诗的气度、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半生宰杀动物无数的厨师，身染病毒，弥留之际进入了梦境。动物们纷纷而来，展开了一场意味深长的最后审判。动物们戴上口罩，“怕传染人类的顽疾/——虚伪，贪婪，穷奢极欲”，狒狒、棕熊、藏羚羊站出来历数人的罪恶。“果子狸、非洲果蝠、中华菊头蝠/嘶喊着病毒，病毒。升级，升级”，开始了对人们疯狂的报复。寓言重在讲出故事背后的“思想”，这些戏剧化了的“思想的角色”之间的辩驳、交锋精彩地表达了生态主义主题。在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中，人逐渐失去了“万物之灵长”的中心地位，在其口腹欲、权力欲驱使下，“将忠诚与辛劳悉数奉献的骏马/在屠宰场被分割成碎块”。在动物们看来，因为人的存在，他们存在的历史成为血泪斑斑的灭绝史。诗人想象“厨师”代表人类接受动物的末日审判，厨师陷入了悔恨。更难得的是，诗尽力展示动物的伦理，他们有“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公理”，不但坚决反抗人类的奴役、屠戮，而且欲将堕落了甘心为奴的猪狗鸡鸭“在动物界除名”。和人相比，动物们要高尚得多，他们自白“我们的法度是知恩图报，老病之时/自当成为别的同类的食物”。他说加缪的《鼠疫》也只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喋喋不休。这首长诗促使我们在病毒侵袭的时刻，反思自身的行为。相比于狭隘的“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命观、伦理观的生态主义哲学更合理，更能救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尊重自然，克制欲望，不但能免于自然的反噬，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万物之中更好的成为我们自己。这首诗给“抗议诗”带来了思想的高度。

抗疫诗是可以写好的，很多诗人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诗在生死挣扎、血泪交织的时刻，发挥了慰安、救赎人心的作用，这是新诗的使命，也是新诗歌的荣光。末尾，我还想提一些建议，以继续我们对现实、新诗的思索。其一，重新强调新诗写作的伦理精神。冷漠的清高不适于当下，小资化的微同情无关痛痒，甚至连宏大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不太能走进当下的心灵。这个时代的诗人写作，简单地持人道主义立场已经不行了，还要更进一步，低到尘土里，化身万物，承担痛苦，直面大地上裂开的无罅隙。“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北野武这首小诗之所以风靡微博、朋友圈，正是因为它在灾难的具体情境中，高度强调了“个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人”，而非由匀质的数字组成的冰冷的集体符号。其二，强化“求真”功能。对现代诗而言，“真”比“善”和“美”重要。特殊时期尤其如此。忽视真相，一味唱颂歌，轻易地将数以亿计的人正在遭遇的苦难转化、拔高为盛事，会使诗人、诗歌轻如鸿毛。对史家“实录”笔法、新闻写作“现场性”的吸纳，都会给抗疫诗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三，要有所提炼。普泛的抒情，整体化的关照是乏力的。“从窄门进入”，从一个侧面像手术刀切开皮肤那样进入具体的场景，把动人的瞬间呈现出来，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当然了，如果不想写，可以不写，活下去就好。诚实是一种美德，我相信那些抱着“写诗是可耻的”戒律的诗人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诚的，艺术和良知的双重真诚。

程继龙，生于1984年。诗人，学者，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诗史、新诗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坛》《诗探索》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在《诗刊》《延河》《作品》等发表作品多篇。出版诗集《若有其事》、著作《打开诗的果壳》、编著《朱英诞新诗研究文选》等。曾兼任某些诗歌刊物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