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青年诗人火棠来到云南大山深处的一个乡村小学里支教，那是他人生中屈指可数真正由自己作出的决定之一。他说，在支教的地方，那些村落有着美丽的名字：大箐、瓦窑、杞拉么、红谷且、阿波左、小垭口……

“我和我的学生、朋友一起看过这里万千变化的晚霞，细数过夜晚银河里浮动的寂静繁星，憧憬过散落在山间的万家灯火。这些都是诗，诗是一座房子，诗是房子门口的一条路。 ”两年间，火棠走遍了山村附近的山河：百草岭、小鸡山、排头山、金沙江、渔泡江……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但富有诗意的地方，都让他感到温暖。

7月12日晚7点，由《诗刊》社主办的“首届90后诗歌云端峰会”在腾讯看点平台成功直播，王二冬、李唐、李壮、艾诺依、张晚禾、马骥文、李海鹏、康宇辰、徐威、秦三澍、左手、徐晓、朱光明、郭月洲、赵琳、火棠16位90后诗人围绕“三十而立：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与诗歌”展开讨论，畅谈各自的生活现状、诗人身份的确立、对同代人的反思。

“我们都被诗神眷顾着”

赵琳从小在西北长大，儿时的记忆里就是麦子长在田野、鸟雀飞在丛林间、干旱的冬天……他的很多亲人时至今日仍旧生活在西北大地，从没走出过大山。“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离开小镇，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爱上文学。大学期间，我疯狂读书，小说、散文、诗歌、科普我都会读一些，后来有一段时间集中阅读了诗歌。也是因为诗歌，让我尝试动笔，写下第一首诗。 ”

写作伊始，赵琳选择熟悉的意象，写故乡的草木虫鱼，写亲人、耳闻能详的事物。也正是这些熟知的意象，让他最初坚定了对诗歌的探索。而真正让他的诗歌写作发生改变的地方是藏区。赵琳说，藏区的生活体验完全区别于原本熟知的写作环境，“正如我观察草原自由的牛羊和村庄养殖的牛羊，它们有着共性，却又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感受也让我对生命有了多重的理解。 ”赵琳说，大家都被诗神眷顾着，写诗让他走出小镇，看到了更丰富的生活，也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王二冬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供职于北京一家物流公司，每天和快递、包裹打交道。到北京之前，他从未想过要赋予一个快件以诗意，并探讨其诗歌创作的价值。两年前，他从济南辞掉别人眼中稳定甚至有些风光的工作，来到北京后，他对事物的思考逐渐由自我内省向外省逼迫内省的转变。于是，“快递系列”作品的创作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王二冬说，从大学时期开始真正创作诗歌起到围绕“快递系列”进行书写，这中间的8年时间，他一直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认真对待自己的诗歌创作路径和母题。“诗意的产生需要时间的沉淀，尘埃中的点点微光才是诗意的本源。我的创作是多年亲历行业与诗歌写作经验的双重结合。 ”

“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

“我们80后、 90后这批作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作为常识的现代生活里集体成长起来的文学人’ 。这也许是我们的机遇，但目前看来更多的是挑战。我们该如何书写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事物呢？我们该如何表达那些并不意外的情感呢？ ”在李壮看来，与人生相关联、相绑定的东西，好像从大家出生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在那里了。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是说，这种变化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中不是本质变化，而更多是微观的、渐变的、马赛克式局部替换的。因此，对于这一切，大多数人很难产生强烈的反应甚至是刺痛感。

“30岁的我们与诗歌的关系显得有些暧昧：诗的活动要求我们重新擦亮那些被用旧了的、褪色的经验和词语，但要完成这任务的，却是不可避免正在褪色的我们。当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诗歌构成了我们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李壮认为，重要的不是一个诗人30岁时应该是怎样的，而是诗人应该怎样去思考和书写30岁。

朱光明大学毕业先后在媒体行业、广告行业从事相关工作。在他看来，创作与从事相关工作完全是两回事。“当我们90后诗人从校园的象牙塔进入社会之后，就业、赚钱、恋爱、结婚、买房、买车等一件又一件大事接连而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横亘眼前。工作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在短时间内，的确难以平衡好诗歌与工作之间关系，有许多优秀的诗人因此暂时停止了阅读与创作。 ”

在朱光明看来，诗人从来都不是一种职业，“在成为一个诗人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后，需要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来源，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是我们每一个诗歌创作者必须走过的路，必须经历的人生体验。而后，利用业余的时间，阅读、思考并且创作。我想，这既是成为诗人的困难之处，也是成为诗人的纯粹与伟大之处。”

“好的诗歌中一定供奉着时光”

对于90后的诗歌创作朝向等问题，诗人们也表达了自己的隐忧。

在秦三澍看来，当代写作者中“古代写作”或者“经典写作”的拥趸比比皆是，但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整体症候已经感染了方方面面，让人无路可逃。“有人还高呼写作要朝向‘真诚’的品质。不如说‘真诚’的内涵已经被抽空，被简化成了某种变动不居的审美感觉而缺乏批判性。 ”秦三澍认为，“真诚的表达”更要忠实或者部分地忠实它发生时所依据的、与之产生对话和辩驳的那个生活世界。很多类似的观点、态度以前不值得怀疑，在当代却值得质疑，因为它们几百年如一日，将诗歌包装成了某种超越性的、纯化的、神话化的崇高客体，这本身就不“真诚” 。它们不仅仅像修枝一样删除了诗歌的诸种可能性，而且使诗歌远离其本身作为语言装置的本性。

李海鹏负笈北京10年，努力成长，认识世界，意识到乡愁成为问题，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在他看来，乡愁意味着人与故乡之间达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关系。故乡难回，并不代表自己与故乡无关。乡愁会为诗人提供某个起点，创造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乡愁，诗人与历史的关系才真正开始。“人人都置身于历史之中，但并非人人都具有历史感，是后者而非前者，让人得以明确自己的位置：历史感即位置感。对于诗人来说，有效的历史感会让言说精确、清晰、富有创造力。诗者，言之寺也，好的诗歌中一定供奉着时光。 ”

在左手看来， 90后诗人群体“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创作”如何平衡、升华并凝练成“先锋性与时代性的新诗写作向度” ，从而影响或成为新诗发展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新诗创作本身就已承担着时代的使命，三十而立的我们需通过诗意的语言，紧密联合个体、社会与时代，形成具有时代气质的诗歌磁场。与此同时，新诗写作的重要动机，在日常生活中思考，提取诗意、淬炼情愫，并借由我们各自的美学特性与清晰的语速、节奏，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感官。 ”左手说，青年诗人作为新一代的文学创作先锋，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达的多元时代，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他们普遍接受了优质的教育，促使创作逐渐趋向理智、新颖、富有创造力，这些创作者并非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而是深入生活与社会，走在诗歌写作道路上的时代青年。

《诗刊》主编李少君表示，对于当代新诗来说，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百年新诗、西方现代诗歌是三大传统， 90后诗人们应致力于将之融合贯通，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