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译诗的秘密

树  才

一个译者，如果他自己是诗人，那么他在译诗中呈现的词汇、节奏、韵律，你会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翻译过来的还是创作出来的。这就涉及到译者的“诚实”问题。译诗这项跨语言的语言劳作，对译者提出了一种双重的“诚实”要求：一是外语水平，即精通一门外语的程度；二是母语表达（“再生”更体现在这一阶段），即能否让一首译诗在译者的母语（译入语）中成为一首诗。应该说，翻译诗歌是一种磁器活儿，你没有外语这个金钢钻，就连翻译的资格都没有；话说回来，如果你只拥有外语而不具备“诗的能力”，金钢钻的尖儿就会自己折断，自然也就抵达不了诗。这个金钢钻必须是双重的，才能迎接翻译一首诗的挑战。

声音的形式，在一首现代诗里，我理解为节奏，而不是押韵。勉强押韵的努力，从译诗的效果上看，事倍功半。诗的原理是自由，你把你身上的语言潜能都调动起来，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最生动、最形象、最有表现力，这就是诗歌最朴素、最简单的目标。抵达这一目标最重要，押不押韵是次要的。波德莱尔自己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他把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译成法语。有人指责他模仿爱伦·坡，他在1864年6月20日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耐心地翻译坡的作品吗？因为他像我。我第一次翻开他的书时，我的心就充满了恐怖和惊喜，不仅看到了我梦想着的主题，而且看到了我想过的句子……”他和爱伦·坡之间，不分你我了！他脑子里想过的话，三十年前就被爱伦·坡写岀来了。译者和作者能有这样的相遇和默契，真是奇迹。

诗歌翻译是谜一样的东西。我反对“原文决定论”，更倾向于“译者决定论”。主宰中国翻译界的，基本上是原文决定论。人们死死抱住严复的“信达雅”，奉为神明。其实你只要细心考察一下严复的翻译实践，就能明白，“信达雅”只是他的一时之论，一种理想构架。严复的翻译实践，恰恰是对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的最有力反驳。确实，必须尊重原文。这是一个原则。因为一切译文都必须从原文中化出；原文是先来，译文是后到，从时间顺序上，原文天然地先于原文（它是一种先于译文的文本存在）。但是，所谓“原汁原味地翻译”，所谓“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原文”，所谓“原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凡此种种，对于诗歌翻译来说，真是痴人说梦，完全不顾实际发生。须知，原文要变成译文，中间需要经过译者这个搅拌机。水、沙子、石子等等，要变成混凝土，就得通过搅拌机的搅拌。搅拌机很吓人，而译者就是这台搅拌机。

一首现代诗是语言的生成，它的译文也一样，也必须是语言的“再次生成”，否则不可能有译入语言的诗性活力。所以，关于诗歌翻译，我提出了一种“再生理论”。“再生”有三层含义：一是译诗文本的“再生产”，二是译诗生命的“再生成”，三是译诗接受的“再生长”。我呼吁，不能再静态地只研究“原文－译文”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了，而应该引入“译者”这最重要的一维，把“原文－译文”这种二维对应关系转型为“原文－译者－译文”这种三维立体关系。这三者之间构成一种互缠的立体空间，能让我们窥见翻译一首诗的过程中更真实、更隐蔽的各种形态。译诗译诗，关键是译（译诗是一桩磁器活儿，得有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就是外语能力）；译诗译诗，译的是诗（诗性的译文活力，只能通过译者的心－脑努力才有可能“再生”）。还要强调两点：一，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与一，而是一与多；二，不管谁译，也不管是从哪一种语言译入另一种语言，译诗总是原诗的另一首（永远不会是同一首）。

中国现代诗有一个来源，就是翻译诗歌。诗歌翻译同翻译诗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诗歌翻译”只有积累到了一定的年份，译作数量才能达到“翻译诗歌”的规模。你去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诗歌史，诗人和译者两个身份兼具的重要诗人，估计占50%以上。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诗人与译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影响的关系，而是“S”型的交互渗透关系，二者互相影响。戴望舒写《雨巷》时，敏感多情，一定会对波德莱尔、魏尔伦诗作中的音乐性感兴趣；后来入世渐深，他就反思自己以前的诗学：诗歌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音乐效果。诗歌声音的效果，有时是深沉的、微妙的，有时是表面的、肤浅的，诗句有声音效果，其实是语言自带的、最普通不过的语言现象。所以，当他想把自己惨痛的经历写进诗中，当他写《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他就一定会更注重形象的作用，像“触摸”这样的动作和形象，就在诗里成了主要内容。

一首诗，我总觉得，起码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可见的，诉诸于眼睛，让目光在遭遇它时读懂它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不可见的，敞开给耳朵，让耳朵不经意间就听懂了它的声音。这两层意义，也是两种形式吧：一是意义形式，是可解释的，让意义变得显豁，二是声音形式，是只可听的，只能在倾听中领悟……很显然，声音形式更神秘，也更难进入。因为入心，总是难的。声音有穿透力，能直抵人心。翻译一首诗的时候，意义形式，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说到底，没有弄不懂的意思。当然，隐喻让意思不确定，飘忽起来。这是另一个难题；声音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译的，它是翻译的边界或极限，因为它无形，不可见，但又不是没有，不不，它恰恰是最致命的有，它像气一样，流贯在一首诗的字里行间……如果能把声音形式在一首译诗中“再生”，即重新活过来一次，那么，这首译诗才会真正有一种诗的意味了！外语差的译者，意义形式，应该能够把握，多花功夫或者请教人就是了，但声音形式，非得你的外语水平“足够好”（这是诗的致命的语言敏感）才行，任何人都无法从外部帮助你，因为声音是粘附着词语的，它风一样移动着，你只能感觉、感知、感悟它，而且必须用心。

翻译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诗歌的不同面相。 翻译不仅是诗歌文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还是诗意“再生成”的一个过程，也是译诗“再生长”的一个空间。

后疫情时代的诗歌译介与交流

姜  山

这篇讲稿酝酿于11月4日，完成于11月5日到6日。新冠疫情远未结束，现在谈“后疫情”，似乎为时过早。11月4日赶上美国总统选举和参众两院改选，非常好看：世界上最强、影响最广最深的国家，把她充满分裂、辩论、计谋、角斗、妥协、融合的竞争性政府换届过程，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现场直播。交稿时，这场直播还未尘埃落定，不过就算特朗普退出，特朗普主义看来还会留在台上。

今天大家逐渐形成共识，美国大选也好、新冠也好，并未改变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中的趋势，而是这些趋势的表征和结果，同时加快、加剧了这些趋势的发展。如果给我们的时代打标签，我想到第一个词就是：“分裂”。

如我们在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中看到，“分裂”无处不在，大到国与国竞争、族群矛盾、信仰冲突，小到朋友圈、同学群里的各种“撕“，从拉拉扯扯到撕破脸皮，到手撕鬼子……为什么“撕”？

我个人浅见，二战之后近八十年的和平，尤其冷战之后四十年自由市场经济至上主义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发展红利，也加剧了贫富不均、阶层固化。我们进化出全球化商业和金融的肚肠，却没进化出全球化治理的手和脚，更甭说能思考与能引领全球化的大脑。不能承受之重压迫社会关系纵向断裂，其余波则撕裂了各种横向关联。

“分裂”在后疫情时代会继续、加剧，直到走完它的历史进程。与此并行，我能想到的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标签是：“幽闭”。分裂带来隔离、封闭。两周前我跟一位在北京做艺术电影院线的朋友晚餐。疫情发生时，她在澳洲度假，节后回到香港，本来三月份美国有一个电影节没去成，等到七月才回内地。我们坐下，热茶端上来，我首先问她：讲讲在澳洲和香港地面上真实的感觉如何？恍惚间，觉得我们回到了“车、马、邮件都慢”的前现代，就像木心说的那样，可一点儿也不浪漫。

四面围了墙，墙里边到处都是眼睛，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喘息、梦呓，被实时监测，留下数字指纹，随时调取、永不销毁。墙上的视频比文字多，构成我们与之互通的世界。《金融时报》2019年最佳商业书籍评选短名单上有本书叫《监控资本主义》， 一位哈佛商学院名教授写的，非常流行。全世界的人见证了马斯克宣讲脑机互联。疫情前我们去乌镇，疫情后内循环去平遥，所有景点都要求网上预约、刷卡，身份证、电话号码、健康码三点确认身份、实时定位，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自己已被“大数据化”，在景点内外的走动则遵从着“平台导流”的算法。

后疫情时代，这种封闭与互联合体的“幽闭”也会继续、加剧，更多人会自愿或不明就里地投入其中。这个时代趋势的第三个标签，我没有更好的词，姑且称为“比特币主义”。今年10月31日是中本聪发布比特币白皮书第十二年纪念日。我今天只提出，时间原因不展开

扯得远了，说到后疫情时代的诗歌译介和交流，作为一个业余诗人和译者，我只能说说自己的设想。面对实时发生的历史，我想首先要回答的是：我应该站在时代趋势哪一边？顺势还是抗拒？勉力求存还是从中获益？在我的体内，可以容纳多少矛盾，边界在哪、比例如何？

诗和译，作为一种认知、表达、慰藉，我会借之尝试寻找与我们的历史相似的历史中的诗人们，阅读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变成我的经验一部分。这包括真实的历史，比如上一次全球化解体、修复、再生，也包括想象的历史，比如小说《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真实和想象的界限业已模糊。）这种交流与传播，则可能是“比特币主义”的：分布式、点对点、加密、不可篡改……

菲利普·拉金的教训

桑  克

诗歌译介和国际传播这两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对诗歌事业来说，译介的重要性和传播的重要性差不多；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译介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我对诗歌本身比对传播更感兴趣。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播需要的社会资源太多了，运作过程也比较复杂，而译介有时仅仅需要个人的兴趣。只要你有兴趣，找一本外文诗集，一本《英汉大词典》或者其他语种的词典，一张白纸，一支铅笔，就可以开始了。所以我今天谈的重点是诗歌译介。

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者，享受翻译过来的诗歌作品，直到今天，我仍在读翻译诗，仍在订阅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杂志。

中学的时候，我非常迷恋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普希金，冰心先生和石真先生合译的泰戈尔。当时我认为这些翻译诗的魅力，完全来自于普希金和泰戈尔本人。随着个人体会的不断加深，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些魅力的制造者包括翻译者在内。这就意味着一首翻译诗的水平高低，既依赖于原作者的写作能力，也依赖于翻译者的外文与中文的综合水平。

翻译者的外文能力对理解原作者的语言方式是有帮助的，但是更多的理解还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翻译者的中文能力其实更重要，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更尤其是诗歌翻译者。如果想将译文提升到文学层面，就需要翻译者具备文学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文学鉴赏能力，更主要的还是文学写作能力。同理，如果将译文提升到诗歌层面则需要翻译者具备诗歌能力，也就是必须会写中文诗，而且写诗能力越强越好。从现实经验的角度出发，很难相信一个不会写诗的翻译者的译文是一首诗，而且是一首不错的诗。

进入大学后，我一边继续读翻译诗，比如意象派、自白派、奥登、艾略特等等，一边开始尝试以译代读的方式读英文诗。以译代读就是以翻译原文的方式代替阅读原文的方式，说白了，以译代读就是一种深度阅读。虽然这样，阅读速度降了很多，但是它获得的成效却远远超过用眼睛阅读的方式，它至少让我对英文诗的语言肌理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在翻译菲利普·拉金的时候，主要是在原文的语言肌理方面下功夫，对汉语的特性反而很少顾忌。这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非常有益，但对只想获得阅读快感的读者来说却不甚公平。因为汉语和英语没有对应性，所以一首翻译诗如果想在中文里成立，经过翻译之后就必须得是一首中文诗，就必须得是一首置于现代汉语框架之中的诗，而这样的诗大多偏离于原文的语言肌理，所以以译代读和诗歌译介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我这里这是分得非常清楚的。给自己看的翻译诗，就是重视语言肌理的；而给读者看的翻译诗，就是平顺滑腻的现代汉语。这是我从翻译菲利普·拉金的过程中获得的教训与经验。

这种经验不一定是对的。谢谢各位。

2020.11.1

现代汉语肇始于对西方言说方式的借鉴

泉  子

现代汉语肇始于对西方言说方式的借鉴。我们这一代人最初都是从西方的文学、宗教、哲学中得获滋养与启发。我特别感激翻译界的朋友把西方最杰出的部分带到汉语中来，我也从中受到滋养。

我一直把1997年作为我写作的元年，虽然我的处女作发表在在1991年的《中国校园文学》上。199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我与艾米利·狄金森、博尔赫斯们的相遇。而在这些相遇中，他们带给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就是诗歌并非一种分行的文字，而是我们对身体至深处的声音的倾听、辨认与追随，在语言中的凝固与呈现。这是诗歌的一个坚固的起点，也是所有诗歌的根本性秘密之一，而我几乎在耗尽所有的青春岁月后，才得以获得这最初的领悟。在此后我的写作的几次蜕变，譬如2001年、2005年以及2010年前后，都对应于西方同行对我的影响，如果我写下我需要感激的，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除了前面提到的艾米莉·狄金森、博尔赫斯外，还包括：里尔克、帕斯、阿米亥、卡瓦菲斯、保罗·策兰、叶芝、沃尔科特、曼德尔斯塔姆、米沃什……

另一方面，阅读也很讲究缘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几乎同时接触到米沃什和帕斯，当时我觉得帕斯的东西特别能打动我，但是米沃什对我是拒绝的。然后大概过了六、七年左右，米沃什仿佛是一下子突然向我敞开，并成为了对我产生最持久影响西方诗人。在我三十到四十岁的差不多十年中，我的包里面都放着一本米沃什的书。最早是《拆散的笔记簿》，绿原翻译的一个选本。后来是张曙光翻译的黄皮本《米沃什诗选》。阅读是需要准备的。米沃什的诗歌背后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时代背景，包括整个的西方宗教和哲学。在这之前，我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但他一直在那儿，等待我慢慢成长，然后向我敞开。

一首完成于不惑之年的诗歌，可以视为对整个青年时期，对向西方学习与致敬近二十年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是一次告别。

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不过三五知己。

譬如里尔克、叶芝，

譬如曼德尔斯塔姆、米沃什。

如果没有他们，

我就能更好地理解时间是线性的，

它一去，便永不再回头。（《时间》2013）

正是在写下这首诗歌相仿的时间，传统慢慢地从我身体中醒来，而这又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一个人一定是和他的生长环境紧密关联的，包括地理、气候等一定会加入到你生命中来。当你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传统，包括所有你之为你的那部分都会不断地醒来。大约在四十岁之后，我开始集中补传统这一课。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我会反复去读，去抄，并越来越强烈与清晰地认识到：汉语的未来，恰恰在于我们通过一百年来向西方的借鉴，能否说出我们东方人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独到的理解。这并非是我作为东方人的一种执着，而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东方的智慧中可能有着这个由现代性带来巨大的困境、危机重重的时代的一种药方，一种答案。我们东方人讲“阴阳互根”，也就是说即使是对手，我们依然会互相成为对方的一个契机。这是一种东方智慧，也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并正在成为当代汉语那最坚实的部分。

或许，这样的智慧在一带一路与后疫情的背景中尤为珍贵。这次疫情控制东亚与欧美之间的差异，其深处是对自由与限制的不同理解。而相对于西方在汉语中呈现，汉语最新的成果在西方的传播迄今为止还是极其有限的。而这里或许有着译界同行大有可为的天地，也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这功德不仅仅属于汉语的，它同样属于整个世界，属于此刻我们共同寄居的这个星球。